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22部分在线阅读

语言本身是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用对了地方，一个普通字，便能使人愤怒、激动；用的不对，尽管用上“怒吼吧”，“愤怒的葡萄”，或“愤怒的火焰”，台下还是毫不动心。我们要运用语言，而不教语言控制着我们。语言的好坏不决定于用上“愤怒的火焰”与否，而在它能否激起听众的愤怒的火焰，我们应当鄙视“愤怒的语言”这类的不通俗的词汇，而不应当崇拜它们。假若有人认为作品的文艺性全仗着“愤怒的火焰”来支持，那便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我们为描写工农兵，所以往往采用许多工厂、农村和部队中的术语。这个办法，据我看，也须再斟酌一下。我们若用术语，必是因为剧中的情节与术语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不是借术语来夸示我们的对工厂、农村、与部队的知识。术语并不是一般观众所能懂的，以大家所不懂的东西来夸示我们的知识，就等于庸医用阴阳五行、上焦火旺等等，去欺骗病人一样。我们应有的态度，倒是能不用术语就不用。即使非用不可，我们也该设法使听众能够懂。我知道一些艺人们的“坎儿”，可是在我写“方珍珠”的时候，我就尽力避免利用它们，怕听众不懂。用了它们，本来是为增强气氛，不过，台下若听不懂，怎能造成气氛呢？最近，我写另一个剧本，其中需要一件贵重的医疗器具。我去求教一位外科医生。他说开刀时用的吸血器很贵重。“吸血器”不算一个很难懂的名词，但是我到底觉得它不好听，不顶通俗。我决定不用它。我又需要一个病名，一位医生给我写了半天，才告诉我肺出血最合适。可是，我觉得它太生硬，所以把它改为“肺出了血”。
有人夸奖我，说我的对话写得相当的好。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在运用语言上用过一番功夫。我不教术语来帮助我，而是谨慎选择地由我调动它们。更重要的，是我先把一位医生，看成为咱们中间的一个人，而不是把他看成一天到晚老开药方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活的语言来，而不抱着医学大词典去写对话。
以上所提出来的六条，美其名或者也可以叫作经验之谈吧。不过，拿到文工团工作者的面前来说，不免有点班门弄斧了。请诸位指正！
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
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假若我们能到外国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去参观，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部门的陈列品都是：玉器、磁器、铜器、银器、佛像。这些都是工人做的。文人的作品不过是几张书生画与书法而已。工人的作品替中国人挣得荣誉，而文人的书画不过聊备一格。有些外国人收集并研究了中国的窗楞图案、墙纸、年画、剪纸，及地毯的花样等等，著为专书，一经发表，便对他们的工业美术起了很大的影响。创作这些图案与花样的都是无名的、民间的艺术家。他们大概多数的并没受过教育，可是他们创作的图案是那么大雅，他们的用色施彩是那么调谐活泼，使世界上的人都赞赏钦佩。不信，请细看看我们的磁器与地毯。我们的老百姓的创造力实在是惊人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写四六文，与诗词的人，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呢！
就文学来说，我在少年的时候，曾经学写过旧诗与古文；虽然工力不深，可是也能照猫画虎的写出一些，并不太难。自从对日抗战以来，我就用心学习民间文艺，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足见不大老容易。
在学习写作民间文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不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于是也就把握不到他们的感情，不明白他们如何想像。因此，说评书的就有那么些人围着听，而我们的作品不能深入民间。说评书的了解老百姓的感情、心理与想像；我们不懂。我有很多的文艺界友人，可是没见过任何一位，会写出一个足以使识字的与不识字的人听了都发笑的笑话。笑话的创造几乎是被老百姓包办了的。许多热心旧戏曲改革的朋友也因此而气闷，他们因为不了解老百姓，所以就不明白老百姓为何接受这个，而拒绝那个。哼，民间的玩艺儿很够我们学习多少年的呢！
自然，民间的东西不会都是好的。有一位法国人有一回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比打牙牌更软的调子，这调子连一钉点抵抗性也没有！”那么，我们若不下工夫去检选，而随便的用这种靡靡之音去作宣传，岂不是劳而无功么？
我以为收集民间文艺中的戏曲与歌谣，应注重录音。街头上卖的小唱本有很多不是真本，而且错字很多。我们应当花些钱去录音，把艺人或老百姓口中的活东西记录下来。歌词是与音乐分不开的；一经录音，我们才能找到言语与音乐密切结合的关系。
载一九五○年十月《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
论悲剧
近二、三年来，我们的讽刺剧的运气比悲剧的好一些。苏联曾供给了我们一些讽刺剧的理论和作品实例，我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讽刺剧。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大家是喜爱讽刺剧的。可是也有人不大喜爱它：有的呢是因为讽刺的对象和自己有些相似，心中难免不大舒服；有的呢虽然不把毛病往自己身上拉，可是讽刺的对象是他的同行，为了同行的义气，他不能不声明：在我们这一行里，没有那样的人，也没有那样的事；还有的呢以为讽刺就是暴露，积极性不够，所以讽刺剧，甚至于连相声，都该取缔，不准再浪费笔墨。
不管怎样吧，我们到底有了讽刺剧和对它的争论。它的运气总算不错，即不在话下。
至于悲剧呢，可真有点可悲。没人去写，也没人讨论过应当怎么写，和可以不可以写。
是不是悲剧还可以照老套子去写，不用讨论了呢？我看不是。世界上最古的悲剧总是表现命运怎么捉弄人，摆布人；天意如此，无可逃脱。我们今天已不相信这套宿命论，自然也不会照着这个老调儿去创作悲剧。后代的悲剧主要地是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从而必不可免地闹成悲剧。今天我们是可以还用这个办法写悲剧呢，还是不可以呢？
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只是未曾讨论，不是无可讨论。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了悲剧现实，自然也就无从产生悲剧作品，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呢？我看也不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悲剧事实的确减少了许多，可是不能说已经完全不见了。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得到悲剧事例的报道。
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虽然还有悲剧，可是人民已经不喜欢看苦戏，所以我们就无须供应呢？也不是。我们天天有不少人到戏园去，为梁山伯与祝英台掉些眼泪。是不是人民只爱为古人落泪，而不喜为今人落泪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演出过新悲剧。《雷雨》很叫座儿，但它已二十多岁了。
不错，我们的确写出了《刘胡兰》、《董存瑞》等传品，可是，用传统的悲剧定义来看，这些作品大概不能算作悲剧。这些作品是歌颂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光明磊落，死得光荣，虽然牺牲了性命，而流芳千古，不是悲剧。假若这些作品也该算作悲剧，悲剧的范围即当扩大。我们也没讨论过。
上述的“传统”是西洋的传统。我们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独创一格。可是，这一格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的民间戏曲里，有不少出戏是一开头很像悲剧，可是到末尾总来一个大团圆。是不是这种先悲后喜的戏应当算作我们的悲剧程式呢？这也没有讨论过。
为什么我们对悲剧这么冷淡呢？
我并不想提倡悲剧，它用不着我来提倡。二千多年来它一向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因此，它虽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却因看不见它而有些不安。是的，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文学形式而被打入冷宫，的确令人难解，特别是在号召百花齐放的今天。
我们反对过无冲突论。可是，我们仍然不敢去写足以容纳最大的冲突的作品，悲剧。是不是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不够彻底，因而在创作上采取了适可而止与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呢？假若这是真情，那么，谁叫我们采取了那个态度呢？我弄不清楚。
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样的事——一个心地并不坏的干部而把好事作坏，以致激起民愤，闹出乱子，写成悲剧呢？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干部不关心子女，以至子女犯了罪，写成悲剧呢？
我并不偏爱悲剧，也不要求谁为写悲剧而去写悲剧，以使聊备一格，古代有过的东西，不必今天也有。我可是知道悲剧的确有很大的教育力量。假若我现在要写一部关于干部不关心子女的悲剧，我的动机是热爱我们的第二代，是要教育干部怎样尽到作父母的责任。我取用悲剧形式是为加强说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我既不是攻击干部，也不是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反之，我是要热诚地保卫我们的第二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鉴于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悲剧的冷淡，我怀疑我的愿望能否实现。
也许有人说：民主生活越多，悲剧就越少，悲剧本身不久即将死亡，何须多事讨论！对，也许是这样。不过，不幸今天在我们的可爱的社会里而仍然发生了悲剧，那岂不更可痛心，更值得一写，使大家受到教育吗？
这几天，毛主席教训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我们作家都应当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作品中尽到宣传教育的责任。可是，是不是就有人会说：描写人民内部矛盾不可用悲剧形式，因为虽然悲剧中不一定把人物写死，可是究竟有些“赶尽杀绝”的味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一时想不清楚这些问题，所以诚心地请求大家指教！
载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民间文艺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