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8部分在线阅读

滑稽小说
滑稽小说这个名词与政治小说，爱情小说等一样的不能成立。政治与爱情等不过是材料的选取；而这种选材不能是很简单的，多数的小说的穿插含有许多的不同兴趣，如要严格的分别，恐怕一部小说便要有个极长的类名，象某小说为政治爱情社会军事家庭小说，或不止于此。况且小说的成败，根本不在它的材料是什么。滑稽小说也是如此，假如要勉强的成立，势必弄成勉强的类分，如半滑稽小说，先滑稽后悲惨小说，一人滑稽而多数人严重等等；因为滑稽小说的内容虽可笑，可是未必有喜剧的结局，象狄更斯的作品，有许多是悲剧的，而不失为幽默的；在普通小说中设一两个有幽默的角色也是常有的事。况且滑稽小说普通以为是可笑的作品；但笑与笑便不同：有的是引起天真的大笑，有的引起冷隽的微笑；滑稽二字便不能包括这一切。而且滑稽小说一名词所含的意味又与政治小说等不同。政治小说等是由取材上看，而滑稽不是这样固定的材料，而是一种心态。一个写家惯于采用某种材料，往往被人称为某种小说写家，如张资平的被称为三角恋爱小说写家。但是这并不能限制住张资平不跑到“爱力圈外”去。滑稽小说家的名称，并不因为他写的什么而得这个徽号，而是因为他无论写什么也是可笑的。这足以说明滑稽是写家的心态，不是他抱定什么一定的材料而后才能滑稽。文学中分派，也没有滑稽派，虽然文学家有被称为滑稽家或幽默家的。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
滑稽小说虽不成立，我们可是不能不讲一讲这个滑稽的心态，因为它在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便利与清楚起见，我们采用时行的“幽默”二字来代替它，因为“滑稽”的意义是没有“幽默”那样广的。
幽默这个字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定的定义，我们所要说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幽默。它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以过分的情感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的人假若是文艺的作者，作品中必是含着过度的兴奋与刺激，看别人不好，使别人随着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作颓丧的自弃。反之，有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不叫骂呼号，以别人为不对，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照样的写出来时他有那罕有的观察天才；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象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指出那使人可爱的古怪之点，小典故，与无害的弱点。他是好奇的观察，如入异国，凡事有趣。
这似乎是专就幽默家的心态而言，我们再问，幽默与小说的关系怎样呢？柏格森说，幽默是不能离人的范围而存在的，我们不笑山水树木，而笑人的动作。由这一点上看，要在音乐上与图画上表现幽默是极难的事，而在文艺上是很合宜的，因为言语的运用可以充分的把幽默表现出来的。至于小说，差不多都是讲述人事的，而幽默恰好是有人而后有幽默的。因此，就是说幽默是小说的特有物也无所不可吧。
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假如人是不会笑的东西，自然幽默无从说起，但是人是会笑的动物，而且是最愿笑的，而且是只有笑的时候，他必须要反响，人笑己亦笑，或己笑也愿别人笑；这种需要使笑成为人世最宝贵的东西，最能表现人情的东西，于是幽默也便在文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假如有人能引触大家都笑，他便是人类的恩人，所以狄更斯与卓别林便是世人的恩人，狄更斯的死时，能使WestminsterAbbey三日不能关上门，足以证明人们怎样爱戴他。卓别林在欧战后，不复受未加入战场的责骂，而反有人说，幸而他没有去从军，因为一个欧战也抵不了一个卓别林，也足以证明这个道理。笑是有益于身体的，自然是人人知道的，笑是有益于精神上的，谁也不能否认。以招笑为写作的动机决不是卑贱的。因笑而成就的伟业比流血革命胜强多少倍，狄更斯的影响于十九世纪的社会改革是最经济的最有价值的。马克·吐温的以美国商业化的观识作幽默的材料，不仅是招笑，而是也替近代文明担忧。
那么，幽默的表现是否成为艺术的呢？假如我们不能回答此点，我们便只能承认上面所说的——幽默的实用——而不能解释它在艺术里的功能了。从艺术上说，有柏格森作我们的证人，幽默决不是一种胡闹。幽默之引人发笑是基于人类天性的。笑是多方面的：笑是与情绪隔开的，所以他近乎天真。笑是机械的固定性，习惯应如此而忽然中止则招笑，一个艺术家在人生上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材料。笑是我们的活动成为机械的时候而发生的，这个在艺术家的眼里可以象哲理似的去找社会的死化之点。最后，夸大是招笑的主因之一，但这决不是艺术的目的，而是艺术家把所见的畸形的胚胎扩大而使我们注意，这是漫画的原理，也是一班幽默艺术家的天才所在。只有艺术家才能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要素，而后用强烈的手段写画出来。有人以为这种夸大是没有什么的，最好是请他夸大一下试试，看别人笑不笑。笑自有它的逻辑，情绪活动时笑即停止，因为哭与笑不过是一物的两端，那么，要使人笑的，必须有天才把人们的笑的逻辑维持住，一个猴子读马克·吐温的幽默笔记而悲啼，是使他引为奇耻的。因为笑有它的定律与逻辑，它不许一切的东西有不匀妥的地方，于是写家才会利用它的想象去适应这个定律与逻辑；空泛的讲几句贫话是不成功的。况且一个艺术家须有经验，而世界上奇物自多，正可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断定事实的可能性。泪可以不觉的落下，笑永远是自觉的。
最末后我们要说一句：只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才会产生狄更斯与阿里斯托芬那样的人，因为笑是有时候能发生危险的。在自由的国家社会里，人民会笑，会欣赏幽默，才会笑别人也笑自己，才会用幽默的态度接受幽默。反之，在专制与暴动的社会国家中，人人眼光如豆，是不会欣赏幽默的。
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关于此点，看柏格森的《笑之研究》。
说法与看法可以有幽默，并不一定有多么可笑的事。抄自一九三○——三四年在山东齐鲁大学执教时自编讲义手稿之一章
话剧中的表情
首先要声明，我不懂戏剧。假若我要说些关于戏剧的怎长怎短，那纯粹是立在乡下佬的地位来说蠢话。说的不对呢，并不算我跟头了，可也用不着道歉，因为戏剧本是演给民众看的，谁看了谁就有发言权。
说实话，我不大懂现在戏剧中的表情。我这个乡下佬总算是开过眼的，到过上海汉口等等大地方，也曾看见过中国男女跳舞，而舞厅里的小姐太太们确是稍一生气便练习深呼吸，似乎是运动着乳房的大起大落；或没的可说，便撇着朱唇，一端肩膀……。这些，咱懂，因为亲眼看见过，可是，咱的乡亲们一辈子扛锄下地，永没开过眼，便绝对不明白这是啥路道。给他们讲也是白费话。就是咱自己，虽然总算开过眼，也难免一边看戏，一边心中叨念：这是戏剧，洋事儿，理当如此。不过，我的老婆要是对我表演乳房起落，或端肩膀，我就非揍她不可，虽然我并没有揍老婆的劣行。
近来的抗战小说上图画里描画的日本人，一举一动自与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民本是善良和平的，所以举动表情就如此；日本军人本是凶蛮好战的，所以举动表情就如彼。这不但为善恶分明，黑白对比，而事实上也的确一民族有一民族的体态表情，不可相混。西洋人叫人，以食指轻钩；中国人打招呼，五指齐动，名曰点手。中国人鞠躬比西洋人度数深，而日本人鞠躬又比中国人到家，几乎是鞠躬尽瘁，若戏台上的某一角色，先以食指钩召，而后以手加膝鞠躬尽瘁，谓为疯病，谁曰不宜？
不错，我们的演员有的到过西洋去受训练，有的曾受过名人的传授——所谓名人当然就是到过欧美留学的——所以一动手一抬脚都有准地方，能得一定的效果，决不是瞎胡闹。一个点烟卷的姿式，据说，须练习那多少多少次！一个小举动都是根据着西洋舞台上几百年的经验而摆出来的，都有讲究，有道理！可是，西洋事到底是西洋事。一对西洋新婚夫妇，若到中国乡间去度蜜月，接着腰，时时的啄吻，要不招得村间成群的小儿女向他们以手划脸，而低唤“羞！羞！”才怪！不习见的举动不但引不起同情，反易惹出误会。台上“小生”身穿漂亮洋服，横起肘子来看手表，真是英朗豪俊，而不知者乃谓“这小子显他有手表！”这一姿态，不错，是想合乎伦敦与巴黎舞台上的规矩，可惜摆在中国老百姓面前，适足引起反感，劳而无功。
自然，看惯就好了。可是在抗战期间而慢慢使民众熟识洋人或半洋人的抬手动脚，何其迂也。
再说，中国人自有中国的动作姿态，即在太平年月，亦不必多此一招，非学外国人不可呀。（要形容一个高等华人，自当另作一说。）我们为什么不下些工夫，研究揣摩，把原有的姿态与表情作成“态汇”，从而一一的淘炼，使之配合剧情，强调所要引起的效果呢？即以吸烟而言，我准知洋车夫，中学生，中年妇女，与浪漫的老诗人，各有各的方法与样子；若一概以跳舞厅中阔少颇似洋人为标准则谬矣。抄袭省事，揣摩费心，我可真愿大家费点心，使中国话剧有中国的表情！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弹花》第四期
记写-残雾
写剧本，我完全是个外行。小说，写不好，但是我敢写。小说，假若可以这么讲，好象一个古玩摊，有一两件好东西似乎就可以支持一气。文字好，或故事好，或结构好，或什么什么好，有一于此，都足以引人注意。当然喽，样样都好，无懈可击，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不幸而瑜瑕互见，仍能好歹成篇，将就着算数，小说的方面多，变化多；有胆子便可成篇，有功夫也能硬凑得不错。因此，我有时候觉得写小说比写一篇短文还容易。这自然绝对不是说小说可以胡乱炮制，瞎抹一回，而是说小说于难写之中，到底有很大的伸缩，给作者以相当的自由，使作者即使失败于此，仍能取胜于彼。世上有不少毛病显然而不失为伟大的小说。
诗，写不好，但是我也敢写。只要我把握得住文字，足以达情达意，我就能得到几行或几百行诗。诗的困难，据我看，多半在使稍纵即逝的感情从心中消散，不能及时的，精到的，把它生动馨香的画在纸上；或是心中有许多事，物，象丑陋的货物一样堆在栈里，而不能点石成金，使它们都成为声色兼美的宝物。一旦能突破上述的障碍，写诗实在是件最开心的事，音节自由，结构自由，长短自由，处处创造，前无古人。
写剧本，初一动手，仿佛比什么都容易：文字，不象诗那么难；论描写，也用不着象小说那么细腻。头一幕简直毫不费力就写成了，而且自己觉得相当的好。噢，原来如此，这有什么了不得呢！
来到第二幕，坏了！一方面须和第一幕搭上碴，一方面还能给第三幕开开路。眉头皱得很紧，不往下写便是自认无能；往下写，怎么写呢？在这时候，我发现了剧本是另一种东西，绝不是小说诗歌的姊妹，而是另一家人。这一家人彼此的关系也许不是骨肉至亲，可是又没有一点不相关的地方；他们合起来是一部机器，分开来什么也不是。第二幕啊要命！一想第二幕，第一幕便露出许许多多的窟窿来；刚才所以为如行云流水者，而今变成百孔千疮。一边咬牙写第二幕，一边还得给第一幕贴膏药！
第二幕勉强得很，力量都用在如何以此幕支持第一幕上，如古屋之加支柱；支柱没有自己的生命，只不过帮忙不塌台而已！这是文艺？天知道！无论怎说吧，第二幕总算凑成，就该看第三幕的了。第三幕非精彩不可。第一幕因受第二幕的影响，已非行云流水；第二幕本身又是一根支柱，还能再放松第三幕吗？不可！绝对不能！在这一幕里，人物非极端活动不可。假若前两幕未能有戏即有动作，有动作即有故事与人格的发展，这一幕便非用全力补足不可。不，不但要补足，且须把第四幕的一切都打点停妥，以备最后的爆发。好，集中精神，努力写这生死关头的一幕！也不是怎回事，人物老不肯动！给他们新事吧，怕与前二幕不合；教他们还敷衍前两幕那点事吧，就只有空话，而全呆若木鸡！假若我是在写小说，我可以再补充，补充够了，再加新事。可是剧中人物不能老独白或说梦话呀，假若我是在写诗歌，我可以到水尽山穷的时节来一段漂亮的文字，专以音节图像之美支持一会儿，然后再想好主意。可是剧中人不能没事儿就哼哼诗。几乎是绝望！
我晓得，剧本不可把力量都使在前半，致后半无疾而终。我晓得，我确乎是留着力量给后一半用。可是，前半平平，后半也不知怎么，就用不上劲了！我没法把绸子大衫改成西装，也没法使半部软软的剧本忽然变硬，或使松松的半部忽然滚成一团，文武带打。别的似乎还都容易，我就是没法子使人们都自自然然的在戏剧中活动发展，没有漏洞，没有敷衍，没有拼凑。
第四幕——我要写的是四幕剧——无疑的是要结束全剧了。故事本已定好，照计而行本当没有大错。可是，经过前三幕的发展，故事多少必与原来计划有些出入；而且要特别讨好，盼望得些比原来想到的更好些的东西。这样，简直没法落笔了。出奇制胜本是好办法，可是不能自天外飞来，全无根据。前面所布置下的要在此地结束，不是在此地忽然闹地震而同归于尽，虽然台上表演地震也许很热闹。
最没办法的是前面所有的人物本来都有些作用，赶到总结束的时节，也不知道怎么的，有好几个人没法下场。偷偷的溜下去，不象话；呆呆的陪绑，也怪难以为情；都有收场而各自为政，又显着乱七八糟。怪不得古代希腊悲剧中只有两三个角色——七八个人（不要再说多了）一齐上吊都相当的麻烦！我出的汗比写的字多着许多。
我整整的受了半个月的苦刑。事情是这样的：文协为筹点款而想演戏。大家说，这次写个讽刺剧吧，换换口味。谁写呢？大家看我。并不是因为我会写剧本，而是因为或者我会讽刺。我觉得，第一，义不容辞；第二，拼命试写一次也不无好处。不晓得一位作家须要几分天才，几分功力。我只晓得努力必定没错。于是，我答应了半个月交出一本四幕剧来。虽然没写过剧本，可是听说过一个完好的剧本须要花两年的工夫写成。我要只用半个月，太不知好歹。不过，也有原因，文协愿将此剧在五月里演出，故非快不可。再说，有写剧与演戏经验的朋友们，如应云卫、章泯、宋之的、赵清阁、周伯勋诸先生都答应给我出主意，并改正。我就放大了胆，每天平均要写出三千多字来。“五四”大轰炸那天，我把它写完。
写完了，没法去找朋友们去讨论，大家正忙着疏散，上演，在最近更无从谈起。入防空壕，我老抱着这象块病似的剧本。它确是象块病；它有无可取之处？它的人物能否立起来？它的言语是否合适？它的穿插是否明显而有效？都不知道。不知它是盲肠炎，还是某种神经病。我只知道出了不少汗，和感到文上所提到的那些困难。出汗是光荣的事，可是在有机会试演以前，我决定不敢再写剧本，以免出完了汗，而老抱着块病也！剧本难写，剧本难写，在文艺的大圈儿里，改行也不容易呀！
载一九四○年六月十日《新演剧》第一期（复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