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9部分在线阅读

教育与文艺
一个文艺作家的最大努力处，恐怕就在人物的创造上吧。因此，即使他不必一定怀抱着益世教民的志愿，可是他可以成为教育家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文艺家在创造人物之前，必定由社会、家庭、遗传、心理等等方面，去认识人物，而后由这各方面的复杂错综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欲创造的那个人的生活条件与方式，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进而为具体的创造。他是借用许多人来帮忙造成“一个”想象的人。在另一方面，一个教育家，却是由于对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认识，而去以身作则的教育许多人。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而提出教育的理论，或者承认别人家的理论，而后以这种理论去决定教育的实施：他要怎么样削减他所看出的人类的缺点，和培养他所相信的人类所应具的美德。这样，文艺家的成败大半是因着他所创造的人物而定，创造得成功，他便借着这想象的人得到左右群众的威权，成为大家的导师。反之，创造得失败，他便一无所得，白费了工夫。教育家的成败呢，比这还有更直接的关系。他心目中的想象的人也就是他朝夕所接触的那群活泼的青年。他失败不得！一失败，他便毁了许多人。这倒并非是说，教育者应比文艺者，或文艺者应比教育者，更当努力，丝毫不可敷衍随便。这是说他们都应当同样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事业不同，工作的方法不同，可是他们都以人为对象，人是他们的先生，他是他们的弟子。所以他们应当常常到一处谈谈，结为朋友。一位律师也许很喜欢植物学，交结几位植物学家为友。但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不把植物标本都贴在诉状上，代替了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就不会出什么毛病。反之，他若是不喜欢植物学，也不至于损失了他的威严，或不便于他的事业。教育家与文艺家可并不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为了民族，都应当携起手来。只有教育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文艺者的产品，因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类心理的。只有文艺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教育家的工作，因为文艺者是最关心人类幸福的。他们两家若能成为朋友，教育家必须贡献给文艺家以关于人的知识，文艺家必能贡献给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见。这种交换与互助无疑的是极可宝贵的。
一般的说来，文艺者比教育者更大胆，因为他较为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写出他心中的话，听不听在你，写不写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进的，他想一下子把人们都引领到新的世界去。这种自由与热诚使他冒险，有时候也就偏激不实。教育家呢，无论怎样，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与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换一套。事实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渐进。今日新兴的教育理论，也许在十年八年后，或几十年后，才得到实际试验的机会。他的热诚也许与文艺者一样，可是他不能无所顾虑；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觉到急进会有危险，而不能随便拿教育当作儿戏，随时改换。文艺者的大胆使他前进，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进，往往忽略了事实上的困难，或有时候以极脆弱的论证支持着极沉重的结论。慎重，往往趋于保守；把事业看成职业，率由旧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处，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见到最新的思想，虽然不能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时全盘变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时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与问题。每个教师都当成为“师之时者”，不当成为教书匠。所以，他必须以文艺及文艺者为友。同时，文艺者若能与教育者往来，便也知道这些事实的真困难在哪里，而不至于抱着个虚无的理论与理想，创造出虚无的人物与事实。这是两有益的事。
在神圣的抗战中，这种友谊更成为必要的。一般的说，今日青年学生的苦闷，实由情绪与理智的冲突而来。在情绪上，哪个青年不想投笔从戎，效命沙场呢。可是，在理智上，谁也明白抗战与建国是该双管齐下，那么，青年正该努力去读书，去得到建国的知识与技能。这二者，一动一静，一热一冷，颇难调和。文艺者的作品，用不着说，是首要的要刺激，要从情绪上感动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着说，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动声色的，继续着培植人才的事业。这样，学生们自己既不能决定到底往哪里去，而由文艺与教育所获到的又是那么冷热不同，见仁见智，他们当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使学子们安心，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者必当设法在教育中满足学生的要求。在教学上，在训育上，都须使学子相信他们不是怕死贪生，而是积极的预备着救国的知识与技能，和锻炼着能为国牺牲的身体与气魄。在今天，教育者应多从文艺上认识青年，文艺者应从教育上去想实际解决青年苦闷的办法。青年的苦闷能渐变为青年的毁灭，这是当前极重要的一个问题。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讯》第二十六期
敬悼许地山先生
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的：开追悼会，撰制墓碑等等都是方法之一。许地山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与文艺写家，大概有人给他开过追悼会，或用其他的方法去纪念他。因为没有机会参加他的追悼会与别种对于他的纪念的举动，我只写了一篇哀悼他的文字，刊登在大公报上。在那篇文字里，我述说了一些他的性格与才能，表明他是怎样的可敬与可爱。现在，我不愿重述那些，而想从他的逝世提出两件事来，引起文艺界友好的注意。我想，假若由一个已无可挽回与补救的死亡与损失中，能使还活着的同道得到一些自励自策，恐怕就不失为最好的纪念方法之一吧。
一、地山先生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文艺写家。不知道我的判断正确与否，我觉得他的学识胜于他的创作。在关于他的宗教学的研究与著述上，他的声望是流传到了国外的；在国内，似乎“落华生”是比“许地山”更响亮得很多。从一个以文艺写作为职业的人的立场上来看，我深愿地山先生的文艺创作也与他的学术上的著作等量齐名。但是，他已经把他的一切带到了坟墓里去，没法再满足我们这个希冀，那么，使我们的新文艺流传到国外去的责任应当责无旁贷的是我们的了。这是个重大的责任，而且也是必须尽到的责任。
我们的新文艺还缺乏伟大的作品，但是这可不能便把新文艺的成就一笔抹杀。从一发芽，中国新文艺的态度与趋向，据我看，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它要革命，它要作不平之鸣，它要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些，都是好样儿的文艺必须作的。我们的才能也许很薄弱，举不起这块文艺的千斤闸，但是我们并没有怕它沉重而放弃它。我们二十年来的成就，虽然还没有一鸣惊人的杰作，可是我们也干干净净，并没有去作象英美诸国那些专为卖钱而写出的侦探小说与大减价的罗曼司。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较比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黄色皮肤下的血也是红的，热的，崇高的。在这种介绍工作而外，当然我们要更努力自策，生产出更好的作品，给世界人类的心灵一些新的，珍贵的，精神食粮。这不是妄想，而是我们应有的志愿与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新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的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要作到这个，我们就必须储蓄学识，然后好把我们的生活必应有的三个方面——学识，生活经验，写作——打成一片，从学识与生活经验的调协与互助，把我们的创作水准提高。
地山先生的学识，使我们感到自己的空虚。我们应当学他。我们不能专靠没有被学识滋润过的聪明与才力去支持写作。同时，我们知道地山先生的好学，减少了他的写作时间；他成为学者，可是耽误了他的更好的更多的文艺作品的产生。因此，我们虽然应努力去填满学识的空谷；可是我们求学的目的，是在有助于创作。我们不必成为学者，但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地山先生在学问方面给了我们很好一个示范，我们应当以他的勤苦好学的榜样去充实自己，而且要以学者为创作的柱梁，正象生活经验那样的，去建造起文艺的美厦明堂来。
二、凡有机会与地山先生接触的，都能成为他的朋友。他有一颗爱朋友的心。可是，因为他一向作教授，没有时间去多参加文艺界的活动，所以文艺界友人认识他的就不很多。在抗战中，许多文艺写家在香港工作，他们有看到他的机会，他就成为大家的老大哥。他对香港文协分会的工作极为热情。他的死，不但是香港文协分会的损失，也是文协总会的损失，因为文协总会的工作有无发展，实在是要看各地分会的工作有无进展。说到这里，我们就应以地山先生爱友人爱文艺的精神与热诚去纪念地山先生——我们要用全力去支持文协！
文协在今天已成为文艺写家的精神家庭。今日文协的坚固，是明日文协发展的基础。我们既在抗战中建设起这个大家庭，我们就必须看到明日，使它继续的发展，成为永久的家庭。只有这样，文协才有它更重大的意义与使命。文协的兴衰是与我们每个人有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不能看它已相当的牢靠而稍微放松我们的努力。今天静止，明天就衰废！我们不能教地山先生在地下斥责我们！
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文学月刊》第三卷二、三期合刊号
看画
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得很，这次一入城便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岂止几幅，三间大厅都挂满了好画啊！
在五年前吧，文艺协会义卖会员们的书画，可染兄画了一幅水牛，一幅山水，交给了我。这两张我自己买下了，那幅水牛今天还在我的书斋兼客厅兼卧室里悬挂着。我极爱那几笔抹成的牛啊！
昨天去看可染兄的画展，我足足的看了两个钟头。他的画比五年前进步了不知有多少！五年前，他仿佛还是在故意的大胆涂抹，使人看到他的胆量，可不一定就替他放心，——他手下有时候迟疑不定，今天，他几乎没有一笔不是极大胆的，可是也没有一笔不是“指挥若定”了的。他的画已完全是他自己的了，而且绝不叫观者不放心。
他的山水，我以为，不如人物好。山水，经过多少代的名家苦心创造，到今天恐怕谁也不容易一下子就跳出老圈子去。可染兄很想跳出老圈子去，不论在用笔上，意境上，着色上，构图上，他都想创造，不事摹仿。可是，他只作到了一部分，因为他的意境还是中国田园诗的淡远幽静，他没有敢尝试把“新诗”画在纸上。在这点上，他的胆气虽大，可是还比不上赵望云。凭可染兄的天才与工力，假若他肯试验“新诗”，我相信他必会赶过望云去的。
望云也以画人物出名，可是，事实上，他并没画出人来。望云的人没有眼睛，没有表情。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真的他没有象望云那样分神给人物换衣装，但是望云只能教人物换上现代衣服，而没有创造出人。可染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真聪明，那只是一抹，或画成几条淡墨的线，便成了人物的衣服；他会运用中国画特有的线条简劲之美，而不去多用心衣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他把精神都留着画人物的脸眼。大体上说，中国画中人物的脸永远是在动的，象一块有眉有眼的木板，可染兄却极聪明的把西洋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中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在创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可染兄充分的表现了他自己的为人，——他热情，直爽，而且有幽默感。他画这些人，是为同情他们，即使他们的样子有的很可笑。
他的人物中的女郎们不象男人们那么活泼，恐怕也许是尊重女性，不肯开小玩笑的关系吧？假如是这样，就不画她们也好，创造出几个有趣的醉罗汉或是永远酣睡的牧童也就够了！
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庆《扫荡报》
抗战诗歌集二辑序
一
记得，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冯先生说过：“士兵的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兵站不当只供给军粮，也该预备文艺作品，大量的预备文艺作品。”这并不是冯先生对文艺者的赞谀，而是他领兵数十年的真经验；他确实晓得文艺在士兵心中能发生什么效果，并且知道这效果有多么大的价值。
在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上，冯先生又说过：“现在，武人应摸笔杆，文人应摸枪杆；文武双全，齐作抗战的好汉。”“武人摸笔杆”是冯先生由极度注意士兵的精神食粮问题，更进一步的愿军人也去学习写作。这又不只是句空话，而是他久已作到的事实。他希望别人去作什么，他自己就先去以身作则；作了之后，得到好处，他就更希望别人也因努力而得到好处。他在万忙中永不忘了读书，永不忘了动笔。读书写作永远给他无限的快乐。他愿别人也分享这快乐。读别人所写的，和写给别人去读，在他，不啻是人生中最大的责任与义务——明白别人与使别人明白是每个人所应负的文化使命。因此，他时时的写诗。目有所睹，心有所感，他马上要写出来。诗的体裁既经济又自由，他没有充分的工夫去长篇大论的写文艺的散文。
二
冯先生送给朋友们的茶杯，上面写着“非抗日不能救国”。他约客人们吃饭，壁上先贴好：“要总动员须自己先动起来”——客人须自己去取菜取饭。每逢走进一个小茶馆或小饭铺，他先找小伙计或厨师傅去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日本？”在许多与此类似的事情中，只就上边举出的两三样，已足证明他对抗战是怎样的坚决。他寝食不忘的是抗战，奔走呼号的是抗战。抗战第一，所以作诗也是为了抗战。三
由前两段所述，再讲到冯先生对抗战文艺的主张就很容易了。抗战第一，所以必须教大家都明白；而经验告诉他，对士兵民众宣传必须清浅简明；不浅明通俗等于没说。因此，他的作品是以宣传抗战为主题，以简明清楚为格调。他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他的话；明白了他的话，就是明白了抗战的意义；他的诗就是他的话，他不愿他的话说了等于没说。
上列三点的提供，我希望，或者能帮助读者对此集得到点更深的了解——读了诗，也明白了抗战，从而努力于抗战。
老舍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于壁山
载冯玉祥著《抗战诗歌集》（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