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30部分在线阅读

有的地方，本有不少会员，而分会的组织却是文化协会的样子，把非文艺工作者也收容在内。对这样的分会，本会的指示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具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
上述的关于分会的困难，根本起于会章上对于会员资格的规定。会章上规定的甚严，而在社会上也许希望它稍宽一些。我们以为严一点有益于将来，宽一点不过是为适应现在办事上的方便。假若我们不便为一时之计，而忽略了永久的稳固基础，当然是以严格的照章办理为是。说到要严格，我们以后收会员不但须在入会表上写明有著作，而且须交来著作，同时审查。这件事深望在大会上有个决议案。
和分会问题有联带关系的，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大会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组织部的负责人到各处去联络。虽然我们时常与各分会各通信处通信，可是我们到底不能详知各地方的情形，也不能切实的指导。各地方的文艺家，并不都是因有了文协而开始工作，不过有了文协，他们更坚定更热心。所以文协必须尽力于广大的团结，与积极的推动工作。就是对于来到本市的会员，组织部也因没有交际专人，而对招待与联络都感不足。虽然我们有晚会与茶会等机会互相见面，可是究竟是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多于会员与会之间的关系。还有，文艺界同仁还有少数人尚未入会，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律欢迎入会；可是因为缺乏联络，就也许有人以为不便自动的入会，这不但使我们在办事上吃亏，在精神上也受了些损失。
以上是略述本会各部的缺陷与困难，在开大会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个会员都去想一想，对理事有所建议，务期使我们的事务在艰苦中，发展到使我们满意的地步。有了文协，全国文艺界确实的成立了一家人。有了文协，文坛上确实不再见到为一点私事而争辩的文字。有了文协，各地的同人原来已工作着的都工作得更努力，没有工作着的，都闻风而起，工作起来。文协是一个力量，它的影响已从国内达到南洋及外国。我们一方面须检讨自己的缺陷，一方面也须认识自己的力量，既不自傲，也不自馁，以工作表现团体的精神，以团体发展工作。同时，我们希望政府与社会上能多在财力上协助我们；我们很自信，多一分钱便能多作出一分事来。
至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检讨，在今天各报纸上都有很精到的评论；我们感谢大家坦白的批判并接受那些宝贵的意见，就不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这简短的检讨，是纯对会务而发的。会务能合理的进展，文艺工作自然会得到有力的推动。在这新旧理事交替的时候，我们深信这种检讨是有着积极策励的热诚，与努力更新的期望的。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三十八期
幽默的危险
这里所说的危险，不是“幽默”足以祸国殃民的那一套。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是摆弄文字，“岂有此埋”代替了“岂有此理”，“莫名其妙”会变成了“莫名其土地堂”；还有什么故意把字用在错地方，或有趣的写个白字，或将成语颠倒过来用，或把诗句改换上一两个字，或巧弄双关语……都是想在文字里找出缝子，使人开开心，露露自家的聪明。这种手段并不怎么大逆不道，不过它显然的是专在字面上用工夫，所以往往有些油腔滑调；而油腔滑调正是一般人所谓的“幽默”，也就是正人君子所以为理当诛伐的。这个，可也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假若“幽默”也会有等级的话，摆弄文字是初级的，浮浅的；它的确抓到了引人发笑的方法，可是工夫都放在调动文字上，并没有更深的意义，油腔滑调乃必不可免。这种方法若使得巧妙一些，便可以把很不好开口说的事说得文雅一些，“雀入大水化为蛤”一变成“雀入大蛤化为水”仿佛就在一群老翰林面前也大可以讲讲的。虽然这种办法不永远与狎亵相通，可是要把狎亵弄成雅俗共赏，这的确是个好方法。这就该说到狎亵了：我们花钱去听相声，去听小曲；我们当正经话已说完而不便都正襟危坐的时候，不知怎么便说起不大好意思的笑话来了。相声，小曲，和不大好意思的笑话，都是整批的贩卖狎亵，而大家也觉得“幽默”了一下。在幽默的文艺里，如Aristophanes，如Rabelais，如Boccaccio，都大大方方的写出后人得用××印出来的事儿。据批评家看呢，有的以为这种粗莽爽利的写法适足以表示出写家的大方不拘，无论怎样也比那扭扭捏捏的暗示强，暗透消息是最不健康的。（或者《西厢记》与《红楼梦》比《金瓶梅》更能害人吧？）有的可就说，这种粗糙的东西，也该划入低级幽默，实无足取。这个，且当个悬案放在这里，它有无危险，是高是低，随它去吧；这又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来到正文。我所要说的，是我自己体验出的一点道理：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象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他若看见一位战士为督战而踢了同志两脚，似乎便有点可笑；一笑可就洩了气。幽默真是要不得的！
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想用七尺之躯，战胜一切，结果却只躺在不很体面的木匣里，象颗大谷粒似的埋在地下。他真爱人爱物，可是人生这笔大账，他算得也特别清楚。笑吧，明天你死。于是，他有点象小孩似的，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因此，他有时候可爱，有时候讨人嫌；在革命期间，他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多么危险。
顽皮，他可是不会扯谎。他怎么笑别人也怎么笑自己。Rabelais，当惹起教会的厌恶而想架火烧死他的时候，说：不用再添火了，我已经够热的了。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的说出来。周作人（知堂）先生的博学，谁不知道呢，可是在《秉烛谈序言》中，他说：“今日翻看唱经堂杜诗解——说也惭傀，我不曾读过全唐诗，唐人专集在书架上是有数十部，却都没有好好的看过，所有一点知识只出于选本，而且又不是什么好本子，实在无非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唱经之不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了，但这正是事实……”在周先生的文章里，象这样的坦白陈述，还有许许多多。一个有幽默之感的人总扭不过去“这是事实”，他不会鼓着腮充胖子。大概是那位鬼气森森的爱兰·坡吧，专爱引证些拉丁或法文的句子，其实他并没读过原书，而是看到别人引证，他便偷偷的拉过来，充充胖子。这并不是说，浪漫者都不诚实，不过他把自己一滴眼泪都视如珍宝，那么，假充胖子也许是不可免的，他唯恐洩了气。幽默的人呢，不，不这样，他不怕洩气，只求心中好过。这么一来，他可就被人视为小丑，永远欠着点严重，不懂得什么叫作激起革命情绪。危险。
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哼，他还容让人呢，这就更糟。按说，一个文人应当老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立刻拔出笔来，才象那么一回子事。战斗的时候，还应当撒手就是一毒气弹，不容来将通名，就给打闷了气。人家只说了他写错一个字，他马上发现那个人的祖宗写过一万个错字，骂了祖宗，子孙只好去重修家谱，还不出话来。幽默的人呀，糟心，即使他没写错那个字，也不去辩驳；“谁没有个错儿呢？”他说。这一说可就洩了大家的劲，而文坛冷冷清清矣。他不但这样容让人，就是在作品之中也是不肯赶尽杀绝。他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
这就是我所看出来的一点点意思，对与不对都没关系。
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四十一期
臧克家的《烙印》
批评家须随着作品走，不许用自己的成见拦头一杠子。批评不是打杠子。我知道这个，可是我办不到这一步。我多少有些成见，这是一；我太性急，没有耐心法儿细读烂咽，这是二。有此二者，所以永远不说带批评味儿的话。得罪人还事小，不公平便连自己也对不起。闭口不言，倒也逍遥自在。
久闻克家的诗名，今天得读他的《烙印》，破例要说上三言五语。为何要破例？自有原因，恕不告诉。
《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象“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真希望他给点变化，可是他既愿一个劲，谁也没办法；况且何等的一个劲！不是捧事，我爱这个劲；这个劲不是酸溜溜的，最恨酸溜溜的调货；不吃饺子专喝醋，没劲！设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愿它又臭又长，如潘金莲女士之裹脚条；我愿又臭又硬。克家是否臭？不晓得。他确是硬，硬得厉害。自然，这个硬劲里藏着个人主义的一些石头子儿。“什么都由我承当，”是浪漫主义里那点豪气与刚硬。可是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颂赞，不是众人皆软我独刚的表示。他的世界是个硬的，人也全是硬的，硬碰硬便是生活，而事实上大家也确是在那儿硬碰。碰的结果如何？克家没说。他不会作梦。他是大睁白眼的踱开大步朝前闯；不这么着可又怎样？细想起来，就是世界到了极和平极清醒的时候，生命还不是个长期的累赘？大概硬干的劲永远不应当失去，不过随着物质的条件而硬得不同程度便了。克家是对现在世界与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别的，他没说，顶好也就别追问。黄莺不是画眉；鸭子上树是抱上去的。
真的，他这些诗确是只这么一个劲。甚至于为唱这个而牺牲了些形式之美。他的句子有极好的，有极坏的，他顾不及把思想与感情联成一片能呼吸的活图画；在文字上他也是硬来。《渔翁》的图画不坏，《歇午工》便更好了，可是《难民》有多么笨，多么空虚。还是《希望》与《生活》好些，因为这两处根本是说他的态度，用不着什么修饰；里边也有些喻拟，不甚高明。至于句子，长短的不齐倒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韵押得太勉强。这些挑剔是容易的，因而也就没多大价值；假若他不是自狂自大的，他自会改了这些小毛病。
最可爱的地方是那点有什么说什么的直爽——虽然不都干脆。旧诗里几乎不易找到这个劲。设若多数旧诗是有味没字，克家是有字而欠点味。味儿不难找，多唱就是了。也许他是故意要有字没味，君不见“一轮明月哟”也是有味没字吗？
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怎样读小说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光是浪费了光阴么？我们要这样去读小说，何不去玩玩球，练练武术，倒还有益于身体呀？再说，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见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书籍所能替代的。化学不能代替心理学，物理学不能代替历史；同样的，别的任何书籍也都不能代替小说。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这一点好处不是别的书籍所能供给我们的。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太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的去描写，使人感到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的说，历史往往缺乏着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象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龙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源源本本、头头是道的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在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就往往教剧本不能象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也就与别种书籍同样的有它独立的、无可代替的价值与使命。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教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的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数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心态物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活生生的立在我们的眼前。况且一部小说，又是有人有景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是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好的最丰富的模范文。反之，假若我们读到一部文字不甚好的小说，即使它有些内容，我们也就知道这部小说是不甚完美的，因为它有个文字拙劣的缺点。在我们读过一段描写人，或描写事物的文字以后，试把小说放在一边，而自己拟作一段，我们便得到很不小的好处，因为拿我们自己的拟作与原文一比，就看出来人家的是何等简洁有力，或委宛多姿。而且还可以看出来，人家之所以能体贴入微者，必是由真正的经验而来，并不是先写好了“人生于世”而后敷衍成章的。假若我们也要写好文章，我们便也应该去细心观察人生与事物，观察之后，加以揣摩，而后我们才能把其中的精采部分捉到，下笔如有神矣。闭着眼睛想是写不出来东西的。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别好坏。不过，大概的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之，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青年们读小说，往往喜爱剑侠小说。行侠作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的好事。倘若作者专向着“侠”字这一方面去讲，他多少必能激动我们的正义感，使我们也要有除暴安良的抱负。反之，倘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说什么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便离题太远，而使我们渐渐走入魔道了。青年们没有多少判断能力，而且又血气方刚，喜欢热闹，故每每以惊奇与否断定小说的好歹，而不知惊奇的事未必有什么道理，我们费了许多光阴去阅读，并不见得有丝毫的好处。同样的，小说的穿插若专为故作惊奇，并不见得就是好作品，因为卖关子，耍笔调，都是低卑的技巧；而好的小说，虽然没有这些花样，也自能引人入胜。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的说；它决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持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是想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而定去取，而是要以作者怎样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设计去表现，去定好坏。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文学修养，与处世的道理，都大有裨益的。
载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国文杂志》第一卷四、五期合刊
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怎样保障写家生活这个问题，在今天，还大不易谈。因为社会上对这问题还没有多少准备；一旦提将出来，就难免不发生误会。所以，我用了“维持”两个字，先解释一下。
所谓保障，必有法令的根据。假若我们已有了一部相当详密的出版法，能使写家们按照法规去索取应得的酬报，那么写家们就用不着向社会上饶舌，因为法律已给了他们保障。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相当详密的一部出版法。所以写家们便没法向书商们据理交涉，只好人家说怎样就怎样了。请求政府修正出版法自是正当而切要之举。但法章的重修另定是需要时间的；快饿死的人是等不了先改良稻种再吃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