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29部分在线阅读

Victory，康拉德的小说《胜利》。
Davidson，达维德逊，为康拉德小说《胜利》一书中的故事叙述人。Marlow，马罗，为康拉德一些小说如《吉姆爷》、《青春》、《黑暗的心灵》、《机遇》中的故事叙述人。
的方法。不管是否如此吧，他这种描写方法是可喜的。他的景物变动得很快，如电影那样的变换。在风暴中的船手用尽力量想从风浪中保住性命时；忽然康拉得的笔画出他们的家来，他们的妻室子女，他们在陆地上的情形。这样，一方面缓和了故事的紧张，使读者缓一口气；另一方面，他毫不费力的，轻松的，引出读者的泪——这群流氓似的海狗也是人哪！他们不是只在水上漂流的一群没人关心的灵魂啊。他用这个方法，把海与陆联上，把一个人的老年与青春联上，世界与生命都成了整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在他的笔下任意的被戏耍着。
这便更象电影了：“掌舵的把桨插入水中，以硬臂用力的摇，身子前俯。水高声的碎叫；忽然那长直岸好象转了轴，树木转了个圆圈，落日的斜光象火闪照到木船的一边，把摇船的人们的细长而破散的影儿投在河上各色光浪上。那个白人转过来，向前看。船已改了方向，和河身成了直角，船头上雕刻的龙首现在正对着岸上短丛的一个缺口。”（TheLagoon）其实呢，河岸并没有动，树木也没有动，是人把船换了方向，而觉得河身与树木都转了。这个感觉只有船上的人能感到，可是就这么写出来，使读者也身入其境的去感觉；读者由旁观者变为故事中的人物了。
无论对人物对风景，康拉得的描写能力是惊人的。他的人物，正象南洋的码头，是民族的展览会。他有东方与西方的各样人物，而且不仅仅描写了他们的面貌与服装，也把他们的志愿，习惯，道德……都写出来。自然，他的欧洲人被船与南洋给限制住，他的东方人也因与白人对照而没完全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在他的经验范围里，他是无敌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比Kipling少着一点成见。
对于景物，他的严重的态度使他不仅描写，而时时加以解释。这个解释使他把人与环境打成了一片，而显出些神秘气味。就我所知道的，他的白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成功的与失败的。所谓成功，并不是财富或事业上的，而是由责任心上所起的勇敢与沉毅。他们都不是出奇的人才，没有超人的智慧，他们可是至死不放松他们的责任。他们敢和台风怒海抵抗，敢始终不离开要沉落的船，海员的道德使他们成为英雄，而大自然的残酷行为也就对他们无可如何了。他们都认识那“好而壮的海，苦咸的海。能向你耳语，能向你吼叫，能把你打得不能呼吸”。可是他们不怕。Beard船长，MaoWhirr船长，Allistoun船长，都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才能与海相平衡。他的景物都有灵魂，因为它们是与英雄们为友或为敌的。Beard船长到船已烧起，不能不离开的时候才恋恋不舍的下了船，所以船的烧起来是这样的：“在天地黑暗之间，她（船）在被血红火舌的游戏射成的一圈紫海上猛烈的烧着；在闪耀而不祥的一圈水上。一高而清亮的火苗，一极大而孤寂的火苗，从海上升起，黑烟在尖顶上继续的向天上灌注。她狂烈的烧着；悲哀而壮观象夜间烧起的葬火，四面是水，星星在上面看着。一个庄严的死来到，象给这只老船的奔忙的末日一个恩宠，一个礼物，一个报酬。把她的疲倦了的灵魂交托给星与海去看管，其动心正如看一光荣的凯旋。桅杆倒下来正在天亮之前，一刻中火星乱飞，好似给忍耐而静观的夜充满了飞火，那在海上静卧的大夜。在晨光中她仅剩了焦的空壳，带着一堆有亮的煤，还冒着烟浮动。”
类似这样的文字还能找到许多，不过有此一段已足略微窥见他怎样把浪漫的气息吹入写实里面去。他不能不这样，这被焚的老船并非独自在那里烧着，她的船员们都在远处看着呢。康拉得的景物多是带着感情的。
在那些失败者的四围，景物的力量更为显明：“在康拉得，哈代，和多数以景物为主体的写家，‘自然’是画中的恶人。”是的，他手中那些白人，经商的，投机的，冒险的，差不多一经失败，便无法逃出——简直可以这么说吧——“自然”给予的病态。山川的精灵似乎捉着了他们，把他们象草似的腐在那里。Victory里的主角Heyst是“群岛的漂流者，嗜爱静寂，好几年了他满意的得到。那些岛们是很安静。它们星列着，穿着木叶的深色衣裳，在银与翠蓝的大静默里；那里，海不发一声，与天相接，成个有魔力的静寂之圈。一种含笑的睡意包覆着它们；人们就是出声也是温软而低敛的，好象怕破坏了什么护身的神咒。”Heyst永远没有逃出这个静寂的魔咒，结果是落了个必不可免的“空虚”（nothing）。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得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在这种故事中，康拉得是由个航员而变为哲学家。那些成功的人物多半是他自己的写照，爱海，爱冒险，知道困难在前而不退缩。意志与纪律有时也可以胜天。反之，对这些失败的人物，他好象是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历史，而点首微笑的叹息：“你们胜过不了所在的地方。”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也没想去教训人；他写的是一种情调，这情调的主音是虚幻。他的人物不尽是被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的，他们有的很纯洁很高尚；可是即使这样，他们的胜利还是海阔天空的胜利，nothing。
由这两种人——成功的与失败的——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康拉得的两方面：一方面是白人的冒险精神与责任心，一方面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由志愿而转入梦幻。在这两方面，“自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景物也是人。他的伟大不在乎他认识这种人与景物的关系，而是在对这种关系中诗意的感得，与有力的表现。真的，假如他的感觉不是那么精微，假如他的表现不是那么有力，恐怕他的虚幻的神秘的世界只是些浮浅的伤感而已。他的严重不许他浮浅。象TheNiggerofthe“Narcissus”那样的材料，假若放在W．W．Jacobs手里，那将成为何等可笑的事呢。可是康拉得保持着他的严重，他会使那个假装病的黑水手由恐怖而真的死去。
可是这个严重态度也有它的弊病：因为太热心给予艺术的刺激，他不惜用尽方法去创作出境界与效力，于是有时候他利用那些人为的不自然的手段。我记得，他常常在人物争斗极紧张的时节利用电闪，象电影中的助成恐怖。自然，除去这小小的毛病，他无疑的是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
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
先由我们无准备的人来放一炮，接着再由看过了，看够了三年来的抗战文艺作品的诸位先生来报告小说，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的实在情形。
对于抗战的现实，我看无论那一部门的作家都显出更熟悉了。换言之，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战时的生活。举个例说：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许多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这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在抗期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的，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缘故，乃更关切文艺。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果，那么，就由专家或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艰苦，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
不过，作家虽对抗战更加关心，可是对于战争中种种事实还未尽了解。我们仍是多写正面的战争，而对于后方的种种动态及生产建设便无何表现。这是一大遗憾！谈到新现实便无法不谈到新内容，那么，我们既还不能充分的了解抗战中种种事实，作品的内容自然显出贫血现象——题材不丰，在一题材之下写得不充实。
关于新风格，我以为民族形式的辩论虽尚未完，但各种作品中似已都有人作试验。有些诗，显然看得出保留传统的美的观念与形式。小说间亦有用章回体者，而与武汉时代者不同。戏剧在武汉时代几乎只有个空架子，现在至少舞台上已不再用文明戏式的话语，而多采用带有感情的民间语言；布景亦不只采用上海的洋派头的东西，而改为纯粹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事物。这些，据我看，恐怕多多少少都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关。不过，风格形式正与内容一样，试验的方面还嫌太少。我们要多多试验，造起文艺之林来，给明日的文艺留下活泼有生气的根基。
对于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争辩，一年以来我始终未表示过个人的意见，现在乘大家检讨一九四○年的文艺上的新倾向的时候，总结一下个人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这一年间争论得最多的，也是最热烈的。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在武汉时候我最初写通俗文艺，完全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当时所能发生的效用。当时抗战爆发不久，热情煽动着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战争中的全面的复杂的现实都不大理解，也没有工夫去理解。我想，不仅我个人如此，恐怕老百姓也是如此的。旧瓶装新酒就在这时候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只是感到运用形式的困难，关于处理内容可说几乎完全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有这样一种感觉，旧形式是一个固定的套子，只要你学得象，就能有用处，也就是作家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的确是当时的衷心之感。后来慢慢的把握了形式，才又想到如何装进适当的内容去，这是原先所没有想到的。于是发生了困难。也由于作家的生活逐渐深入于战争，发现抗战的面貌并不象原先所理解那样简单，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不是内容太多，就是根本装不进去。于是先前的诱惑变成了痛苦。等到抗战的时间愈长，对于现实的认识与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就更装不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所以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但所要声明的，我这否定并不是怕别人骂我写旧形式，而是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所换来的结论。
总之，文学上的新形式，新风格，还正在创造的路上。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
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组织，正和别的民众抗敌团体一样，至少要表现：（一）同志们的精诚团结，和（二）对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尽心力。团结出于热诚，热诚产生工作，工作才是真实的力量，真实的表现。
可是，事实上，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都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也许只作出一分的事来；心与手之间往往积放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透达到工作上的精力中途销散，而成绩与期望，就相去甚远了。
最显然的，是为表现团结而设立的定形组织。有了组织，才能活动，不错，可是有了组织，也就很容易为“等因奉此”那些琐碎而白耗费了许多精力。这自然不是文协特有的累赘，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的确因为这些累赘的存在而往往忙得费力不讨好。这也就是说：我们都应注意；（一）理事会有一部分精力是消耗在办公上；因此，（二）会中的工作必须由大家分担起来；否则（三）把事情全交给理事会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组织衰落的时候，别的团体如是，文协也如是。
同志们，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敢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天坚似一天；我们很可以自傲。可是，若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觉得惭愧。是的，我们的确作了事，象会刊上各部所报告的那些，但那足以满足谁呢？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的把一切交给了理事会，而躲在了一旁。不，那绝不是实话！大家都热心，都愿帮忙，不过因为种种客观的条件而联络的不够，遂不由的使理事会负担太重，而工作上也就不易尽量的推动。在今天我们提出这一点来，并不是为理事会请求原谅，或对任何人有所指摘，而是说我们极应设法加强我们的联络。过去，我们团结得很好，是件事实；明天，我们能团结得更好，也不难为事实，只要我们肯多留意联络这一问题。团结是精神，我们都有这精神；联络是方法，我们缺少这方法。有了联络的好方法，我们才能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工作表现团结的精神。
在上面所指出的缺点而外，我们再作为随便举例的，提出一两事实上的困难来：（一）在成立大会开过后，会中的经费尚无着落。凭热心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我们去请求补助、借款、收会费，但收入并不甚多。因此，我们象贫家的主妇似的，量入为出，只能捡择最要紧的先办一些，而不得已把完整的计划放在一旁。（二）在去年七月间奉命疏散，离开武汉，迁来重庆的时候，朋友们各自东西，只由几位负责人搬着会中的几只竹箱，挤进了这山城。会务几乎完全停顿了两个月；我们重大的损失，却无法补救。够了！我们还有许多这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我们不愿再多叙说。我们只须说出，克服困难须要全体同人的力量。理事会所要肯定的，一定是以全会的力量的大小为准。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难，可是我们必须于千辛万苦中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团结。
我们也有好处。但这些好处是应当有的。我们的经费永远不花在通常的报销时使我们红脸的事上，我们连信封信纸都能不印就不印。我们会中用人很少，有事都由大家奔走。这类的事我们不愿都报告，我们理应如此。连在开年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来，多半也还是请求大家查账并监督会务的意思，而不是要将功抵罪的要求原谅。
把各部的事务分着来检讨一下，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以总务部来说：我们的职员实在太少。自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分设专人，司理庶务会计文书各事，象个什么机关似的。可是，我们只有一位拿点津贴的干事，兼管各项事务，实觉太苦太忙。对今天来说，我们的人不够用，对明日说，理事每年改选，我们理当有够用的职员，继续办理会务，换理事而不换职员，老有熟手在办公，才算合理。总务部的人已不够用，而各部又没有专任干事，于是总务部的干事在各部交来工作而外，还须帮着出版部校对印稿，代研究部保管图书……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我们当然愿意工作紧张，可是我们也必须给干事一些空闲，即使不为休息，也当给他留出工夫作会务日记，登记贴存各项文函，及其他该随时整理的事情。
我们的款项，是一收到便交存银行的，银行的存折不啻是我们的总账簿。可是我们还当设法把存折交与专人收管，不便在总务部负责人手里，以便入款提款都有监视。在金钱上，我们最好是信任手续与监督。
由上述的事实，我们看出来，最合理的办法是各部联合办公。每部都有位拿津贴的干事，都住在会内，按时办公，既可以免去理事们因无暇按时到会工作而会务停滞的弊病，又可以减少总务部干事兼顾各部事务的繁杂与劳苦。不过，以现在会中的经济情形来说，这是作不到的。次好的办法是给总务部添人，可是我们每月的收入太少，也不易实行。至于理事们每日到会办公，我们曾经试行过，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职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时间常常一齐到会里来。我们希望下届的理事会能有所决定，务使我们下年的工作分配比今年的更合理化，工作效率更能增高。
再说出版部。会刊的继续出版是最重要的事。足以自慰的是这一年中没有中断过；就是我们由武汉迁来重庆的时节，仍然设法继续刊行。在内容上，我们敢说它是在抗战中文艺刊物里最整齐严肃的。从投稿人方面说：它更是空前的，在三卷之中，它得二百多人的文字。前方服务的，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都热心投稿，而且十之七八是不要稿费的。假若在别的方面，我们因散处四方，很难集中力量去工作，这个刊物可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的团结与合作。会刊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喉舌。现在，我们敢说，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尊敬这旗帜，都愿借它发出救亡抗战的呼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象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会得到这么多与这么热烈的关切与爱护的。在战区服务的朋友们，每逢移动一下，必马上来信报告，以便继续接到会刊。是的，这是会刊，会是大家的，会刊也是大家的；就是会刊上只管些会务报告与朋友们的消息，大家也愿意看。团结产生了彼此的互相关切。在这小小的刊物，大家不但只看朋友们的文字，也由文章中见到朋友们的音容言语，足以略释远怀，得到些安慰。这样的一个刊物，全国文艺界同人的一个刊物，无疑的是在抗战文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开封未撤守的时候，它能在那古城里销到四百份。
既提到他的影响，我们便不能不指出它的缺点，以期改进，增进它对抗战宣传的力量。最明显的：（一）对当前的各项文艺问题，它虽尽量的发表各样不同的主张与见解，以期引起商讨的兴趣，可是它还未能作到有系统的商讨，因而所商讨的也就不易得到结论。（二）它未能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与指导。因此，它还未脱掉往日一般的文艺刊物的通病——只顾慎重选稿，而没能发动集中的讨论与写作，没能顾到社会问题与文艺的配备。（三）它未能多注意对青年练习写作的扶助与指导。（四）它未能充分的介绍与批评新书。是的，它还不是我们理想的刊物。然而，这些缺点，并不是完全出于编辑委员的疏忽，而是也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会员散处四方，邮递又极迟缓，征稿很难及时的来到；加以印刷所生意多而印工少，又须提早交稿。与此类似的困难还有许多，都使编辑人有心无力，无法缩短实际与理想间的距离。出版部现已决定将周刊改为半月刊，以便匀出一些工夫，弥补一年来编辑上的缺点。我们相信这是不得已的好办法，多一些时间，我们就能稍为从容，多一些商讨的机会了。我们的诗刊，抗战诗歌，本定于今天出版，可是因种种的困难不能如愿。
在别的方面，出版部因钱少人少，表现得实在不甚多，为支持会刊，我们赔进很多的钱去，现在我们又编《前线增刊》运送到前方去，纯属赠阅性质。会刊与增刊继续维持下去，每月已赔垫甚巨，我们简直无法再编印别的著作。在现在的经济情形下，我们只能采用不花钱而能印出东西来的办法。目前，出版部正忙着抗战文艺出国运动。我们选择文艺作品，找人翻译，再设法到国外去印刷，去发行。我们不能出钱，也不求报酬，我们只愿尽心尽力，把抗战文艺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引起全世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助援。这个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帮忙与奔走，我们希望多多有人来参加。
因为人少，因为大家都忙，因为生活不安定，所以研究部在前几个月中，很难安静的坐下去工作。在最近数月中，研究部成立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座谈会，计划各部门的研究工作。目前，各座谈会正为给国际宣传处编撰一些到国外宣传的小册子，而开始检审一年来抗战文艺作品。因此，研究部就成立图书室，搜集战时的文艺著作。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与通俗读物工作委员会也都组织起来了，开始工作。这两个委员会，自然是因为办事上便利而另成单位，在骨子里，它们仍是分担着研究部的工作的。
恐怕这一年来我们工作上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联络青年，指导青年。我们并没有忽视或忘了这问题，只是因事实上的困难想办而办不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会刊上并没能指导青年们以读书及写作的方法。会刊上既缺乏这种指导，而研究部连文艺讲习会这类的工作也未及举办。关于讲习会这类的事，我们早已想到，而且对青年团体也有过一点试验及协助。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今日的青年，不但爱读文艺作品，而且要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单单的给他们讲演几次，即使他们听得很满意，也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可是，谁有工夫去切实指导青年写作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爱好文艺的青年，就是他已经练习写作了，而写得不好。文协最应帮忙的正是这种青年，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文艺的发展，我们都该设法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笔由不准确者准确，使他们的思想能有条有理的落在纸上。至少我们得有个函授学校一类的组织，专办这件重大的事。我们有人，可是为办这件事，必得把乐意帮忙这件事的生活维持费找出来。这是件需要专人专心来作的事。
关于组织部，我们最感困难的有两点：第一，是关于分会的。按会章上的规定，有会员十人以上得组织分会。象成都、桂林、香港等地方，都有不少会员，所以本会便指定几位会员，筹备成立分会；现在已都成立了。人少的地方，本会也尽力的联络，分头成立通信处，如北碚、嘉定等处。不过，因战事关系，会员们分散到各处，有许多可以成立通信处的地方，本会无从晓得。同时，二三会员也许在战区，也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接近青年，热心文艺工作，于是便领导着许多青年成立了分会；事前，他们来不及通信总会；事后，他们诚恳热烈的来请求总会的指导与援助。我们深知各地发动青年的重要，而且极愿意文协的力量能透达到各战区各方面去；可是，同时，我们又须顾及会章。我们在十分为难中只好函告改为通信处；假若必须维持分会名义呢，就应先把愿入会的人的名单交付总会审查，有了十位会员，分会自可存在，可是很显然的，会员的资格限制既严，而审查又不便通融，结果是费了事而仍无变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