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23部分在线阅读

第一段是在极度困难与紧张中设法维持会务，使不至中断。这就是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也就是改选后工作正要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刚要工作就碰上了炸弹！可是，我们的朋友们，虽然有的受了点伤，有的在物质上受了不小的损失，都幸免于死亡。我们忙着互相慰问，互相帮忙；患难使我们的团结更加坚实，友谊更加深厚；平日，我们是因事业与志趣的相同而成为朋友，今天我们却由火与血中了解了友谊的真义。从各省各处，我们得到关切与同情的函电，使我们感激，也使我们确信文艺界的团结已无可拆散，我们的力量已非无情的轰炸所能削减的了！我们照常办公、开会，并且会刊上出了轰炸专号。
不过，各机关疏散了，我们的会员——在各机关服务的——当然须随着走。这，减少了我们的人。印刷所与商店也多疏散开，又减少了我们作事的方便。举个例说，我们打算演戏募捐，剧本已经写成，可是无从上演。许多客观的困难不是我们所能克服的，所以我说，这时期是在设法维持会务，使不中断。这困难，并非总会特有的。各分会也都尝受过，不过时间有先后久暂而已。幸而呢，总会与各分会都没有因此消极；我相信，我们的会员没有一个不想给团体以力量，而与暴敌周旋到底的。
假若第一段是维持，第二段便是开展。记得去年开年会的时候，我曾说过：“我们的确是精诚的团结起来，但是总会与分会，和各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太缺少联络。”我所说的联络，当然不只是函电的往来，因为我们已经早作过那个了。就是说，我们须到各处去。去看我们的朋友，看那些地方，看我们的朋友在那些地方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各地方的情形，才好决定我们工作的方向。
去年夏间，在党政委员会的资助，政府与各战区官长的爱护，与王礼锡先生的领导下，作家战地访问团得以出发；同时，慰劳总会又邀约本会代表参加南北慰劳团；这，使我们得到与各地的朋友们见面的机会，也才晓得朋友们是怎样的在全国各处辛苦的开拓着文艺的园地。对文协，他们抱着很大的期望；愿在文协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愿与文协取得密切的联络。这使我们兴奋，也使我们惭愧。我们相信了文协已不是一块牌匾，而是抗战中一个巨大的力量；可是也感觉到这力量还未能象血液似的由心房一直通流到肢体的末端。在行旅中，我们匆匆的与友朋们商谈，怎样组织分会与通信处或通信站；对暂时无法组织起来的地方也答应下互通消息和供给图书。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力与财力的贫乏。啊，假若我们每月有几万的经费，能经常的派遣一二百位作家到各处去活动——有什么用吗？看，以我们现有的这点人力财力，文协的影响已然西到青海，北至五原，东达浙江、上海，南及桂林、曲江、香港了！
随着重庆冬季繁荣，文协的人力又集中起来，这就到了我所要报告的第三段，自武汉成立大会到今天，我自己是会中的长期工人之一。正象工友；我也许不大明白大家所作的有何意义，可是我的确看见了大家是在操作。这整整的二年中，在我的眼里，要算由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天为最紧张、最热闹，这种热闹，不仅是表现着事多人忙，而是更有意义的表现出大家彼此了解的更深了。因为互相了解，所以才肯自动的参加工作，参加集会。以集会一项而言，我们不仅是开开会，我们的会开得好！凡参加过历次晚会或座谈会的朋友们大概都能为我作证；我们最近在晚会与座谈会中所表现的已经是在学问上问题上能彼此诚心的批评，与虚心的领受。这，我想，将慢慢的成为一种温良诚直的风气；在这风气中，大家不仅协力办了事，连学问也都有了进益。我觉得这是更值得报告的，也希望朋友们别以为我是因为没有事实可举而专说空话。你要事实吗？好，我简单的陈述一些。
组织部很忙，因为我们的工作据点已增多：成都、昆明、襄樊、延安、香港，五处而外，我们又增加了贵阳、桂林与曲江三个分会。在晋东南、兰州、榆林、城固，也先后成立了通信站。那就很够忙的了。再加上全体会员的调查与从新登记，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今天，我们不开年会，而开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原因就在这里——在没有调整登记好以前我们没有法子改选。我们的态度是：在各处积极的扩大影响，广为联络；同时，对会员入会出会，必须照章办理，毫不通融。
研究部在这一年中的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的。诗歌晚会与戏剧座谈会已成为固定的组织，现在正筹备中国艺术史研究会，想作些研究工作。《武汉日报》托本会征求小说，收到了十万言以上作品十七部。审阅的规则见会刊六卷一期二十四页。由这规则足见态度的认真，也就证明工作的繁重。审阅结果本当在今天大会上发表，可惜因收件展期的关系，有六部是在上月月底才寄到的，还在审阅中。在远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们很难得到新的图书，我们想每月买些送给他们；第一批已经寄去，现在还继续由研究部选购寄送。我们的财力有限，不能多送，但是因为这样作了，社会上已有向我们索要地址由私人或团体照样购送的，成为一个有益的运动。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划出三百元钱来作买书之用。顺手儿我就报告一声，为了夏季的工作集中，会中已在南温泉预备好一处宿舍，足容十来个人居住（自然要挤着一点）；将来这批书就存放在那里供大家读阅。
出版部第一件值得报告的，就是我手中拿着的会刊。由半月刊改月刊，其间自然经过很多的筹备工作。它的好歹，请你自己批评，因为它是你自己的刊物。会刊而外，香港分会的《英文会刊》与成都分会的《通俗文艺》，都是受总会委托刊行的，都在继续出版。一个民众团体——经费又那么少——能支持三个刊物，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过，出版部人少事忙，往往不能帮忙分会，深感惭愧。希望大家动手，多来相助！作家战地访问团所要出的丛书，已由出版部和团长决定交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个交涉的成功实在由于中宣部的指导与策助。
说到这里，似乎理应报告总务部的工作了。不过，说起来一定很琐碎，招大家头痛。我想，我只简单的说说经济情况吧。钱是最要紧的东西，我们必须心明眼亮。我们每月的收入还是那些钱——一千二百元。支持三个刊物，每月须出七百元左右。总会经常开支，现在在物价这样昂贵下，每月仍力求不超过二百元。对分会的资助与送给朋友们书籍，又须二百元。算到一处，一千二百元已无余裕；有临时的费用就须现想办法。会务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在这里可以找到原因。幸而我们还没亏账，这是由于大家帮着俭省，到会里来连杯茶不吃也不抱怨。这点精神使我们每个人觉得对得起团体，而团体的开支也就省下不少。
载一九四○年五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五十号
文艺的工具——言语
言语是文艺的工具。一个文人须会运用言语，正如一个木匠须会运用斧锯。
言语，虽然人人口中会讲，可不见得照样写下来便能成为文章。能出口成章的人是不多见的。一般地说，在日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把一句话说完全，而用手式与眼神等将它补足；往往用字遣词都并不恰当，只要听者能听明白大意，就无须再去用力的找合适的字眼儿，往往我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废话，才把事情说清楚，只要听者不讨厌我们的絮絮叨叨，我们便乐得信口开河；往往我们赞美一个人或一朵花，我们并没有费力去找出最恰当的最生动的，象诗一样的词句，而只顺口搭音的说几个：“真好看！”“真漂亮！”——这样的词句其实一点也没道出那个人或那朵花到底是怎样好看。
赶到我们一拿起笔来写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我们的手式与眼神不再帮忙了，我们须把每一句话都写完全。句子不完整的，永远成不了好文章。一句便是一段里的一思想单位——它自己既须是个独立的整体，同时又与它的前面的和后面的句子有逻辑上的关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必须用句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说出，如歌唱那样有板有眼似的。我们不能只说出半句，而把下半句咽在肚子里。人家是从纸上读我们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到咱们肚子里来找那“尽在不言中”的下半截儿。
每句都要成句，每句必是个清楚的思想的单位。
说话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不必字字恰当。作文章可就必求字字恰当，我们要想，想，想了再想，怎样设法找到恰当的字，好使读者感到“读你一段文，胜谈十日话”！文艺中的言语，是言语的精华。文艺的可贵，就是因为它不单报告了宝贵的人生经验，而且是用了言语的精华报告出来的——它的语言象一个一个发亮的铜钉似的，钉入人们心里。
废话，在文艺里，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废话也许是必需的；但是，没人愿意从文艺中去看废话。文艺的价值就是在乎能以最经济的言语道出真理来。我们要想，想了再想，想怎样能够把语言制成小的钥匙，只须一动，便打开人们的心锁。世界上好的诗，和好的散文，不都是这样么？请不要说：“文字有什么关系呢，我所关心的是真理呀？”
哼，请问，你从那里听到过有真理的废话与糊涂话？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用“真好看”或“真漂亮”一类不确切的形容去敷衍；在作文章的时候若仍用此法，我们便是自认无能。一般的人，活了一世，并不一定会看会听，辨不出哪是美哪是丑。他们来在世上，只是作了几十年的“走马观花”。幸而有些人，会看，会听，会看出一朵花的美，听出一只啼鸟或一股流泉的音乐。不但会听会看，他们还有用言语把它们写出来的本事。他能使世人，因为他们的精辟独到的形容，睁开了眼，打开了耳。同样的，他们使世人知道了是非曲直。你看，文人的责任有多么重呀！是的，我们要认真的看，去听，去思想，好把世上那最善，最真，最美的，告诉给那些走马看花的人们。我们的形容与描写是对人对事对物的详尽观察与苦心描绘的结果，而并不是“天气很好”的顺口敷衍！
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造言语！
载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
文与贫
从去年今日到今天这一年中，文艺界几乎没有任何热闹与活动。原因很简单：写家们闹穷，文艺界抗敌协会也闹穷。文协的进项，每月还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点钱还不够买一双体面的皮鞋的，怎能维持一个团体的日常开销呢！因此，会不敢开，连信也不敢发，就那么一声不响的苟延残喘。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会务便依然是“一夜无话”。
作家们个人呢，越穷便越想多写文章，好换点钱买米吃。可是，文章写好，稿费是那么低薄，任凭你怎样努力，也换不来够自己和家人吃饱的米。再加上，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似有若无，有时候文章写好而无从发表，作家们就只好对着文章发楞。这么一来，有的人便没法不去另找职业，而在公余之暇写点文章。人既不是铁打的，白天办公或教书，夜间写文，怎样吃得消。于是因劳成疾，人文两败。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文人们乃陷于苦海中。公教人员虽然也很苦，可是到底还能得到米和合作社分配的油盐，职业的作家无此便利。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文艺恐怕也要“一夜无话”了。
“文协”与作家们的贫困虽如上述，这可是一点没有后悔抗战的意思。抗战是艰苦的，文人们早就知道。而且，文人们也并未因看见发国难财的人而眼馋，想放弃清苦的生活，去过反节约的日子。文人们只求一家大小能吃饱，有个安静的地方去写作。现在，这点最低的要求还难得到，所以为他们自己，为文艺，他们都不应当缄默。写作与否虽然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社会上有文艺与否却是大家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军队现在很缺乏精神食粮，我们的百姓，儿童，都缺少适当的读物。我们的盟国都需要中国的抗战文艺，以便洞悉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民族心理状态。文艺在今天还和战前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那么，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问题便不应当由他们自己处理，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由大家去设法解决的了。
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很简单的事。举例言之：（一）作家们可否象陪都的新闻界那样由政府给米？（二）文艺刊物能否增多？（三）稿费怎样提高？（四）对书籍版税与剧本上演税如何保障？（五）书价如何因邮费与税捐的减低而减低，以广销行？（六）怎样创办合作社，使作家们能买到廉价的文具与图书？（七）怎样建造“文艺之家”，收容无家可归的作家……问题很多，而且都不是作家自己所能解决的。这都须由社会上大家的关切与注意才能想出办法来——我相信，假若大家肯帮忙，一定会有很多的办法的。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的政府很垂念文人生活的困苦，而时予以精神上的鼓励与物质上的援助，这是文人们深深感激的。立法院因文人的呼吁而修正了出版法，中央党部的出版事业委员会时时把出版家与作家召集在一处，商讨增加稿费和其他的问题。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很公正的给予文艺家以奖金和助金，并且代作家印行书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想出许多方法，随时的给文人们以种种便利和助援。此外，如社会部、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对文艺团体和作家个人时时加以鼓舞和奖励。不，这些使文人们感激的办法与实惠，都似乎未能统筹全局，为根本的解决；以致文人们受了惠而仍极贫，依然写不出文章来。为今日之计，政府似乎应该把奖励与救济文人们的款项集中，把办法也统一起来，或者化零为整，能收到较大较好的效果。
头昏，不愿再写下去。我只愿再说一句：今天社会上若仍然不替文人们的生活想办法，文人们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只好另谋枝棲，而放弃了文艺！社会无“文”，虽富亦贫！载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新蜀报》“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任何一个潮流都难免不起一些泡沫。在中国的新文艺里，有时候就能看到一二篇无聊的小品文，或俗艳伤感的短诗。然而，这些小玩艺儿只是泡沫，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候，就自行破灭了。反之，在那文艺的主潮上，无论它是多么粗浊狂厉，无论它是急流或渐进，狂呼或冷笑，它的声音总是喊叫着革命与斗争。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严肃的态度，与苦斗的热诚，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这也不算十分短的时间中，没有产生过一篇供小姐少爷们消遣的侦探小说；市场上仅有的那儿本什么大侦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艺商品翻译过来的。
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自信，因为中国底文艺写家们已经战斗过二十多年；他们不怕由革命而招来的杀害，也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枪；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就要把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个抗敌必胜的信仰上去斗争，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自励，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来，文艺到底走到了何处呢？不错，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是，这是作了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出作到了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扫荡与建设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那么即使它的态度是严肃的，心情是热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认它这朵相当美丽的花朵呀，虽美而脆弱。它没有很多的种子，随风散播到远处，而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当美的花罢了。这使人不安的检讨，却遇上了铁一般的证据。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税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这事实使人愤怒，特别是那热情而简单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喊了：有这样的事吗？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吗？可是，发怒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事实。大家因战争而从军，而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闭户著书了。他们遇到了老百姓与军认——噢，这不知道新文艺的可怜的群众哟！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动。新文艺的弱点，在敌人的屠杀里，大家承认了——它的构思，它的用语，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着西欧，于是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务。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的啊！这是个极可宝贵的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愧悔。于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便被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