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22部分在线阅读

在乡间，每于唱正段之前，先唱几句凑趣的闲词，如八角鼓中的岔曲，所以静场压言也。然后，书归正传，但仍有数句诗篇，点明全篇大意。在都市中，则开口即唱诗篇。诗篇通常为八句六句四句。词较雅，平仄较严，郑重的提揭全篇大意。也有只用两句的，或甚至完全不用，而开门见山即说出故事者。在创制新词，可取后法，不必迂回，而一语道破，则颇痛快。
一般的说，歌词首段总先介绍出人来，而后随故事之发展，随时绘景绘情，而至于点顶；最后，略示教训。
历史上的人物比较容易描写，有时只须描绘他在这一段故事中的服装态度即足，因为听众早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也。描写一个新人物，则须简而有力，几句话即抓住一个相貌与个性，实非易之。假若简而不精，还不如多说几句。乡间之唱武松者，往往以数十句形容一双拳头如何厉害，为打虎先壮声势。此虽有失剪裁，而听众对形容总比对说理更感兴味。
介绍出人来，即须说事。在叙事中心见情见景，以俗浅的文字说得动人，以细微的情景表现重大的事件。人在事与景中，有狂呼，有悲叹，有大笑，有细语；叙述虽限于篇幅的简短不能复杂委婉，而动作音容却能活现，和唱戏相仿，亦自动人。
有了人，有了事，须在人与事发展的高潮前，故作逗宕。或言感情，或写景物，或插述一琐事；然后急转直下，句子力求简劲有力，以便于速唱，把故事结束；而后再以三言两语，略作教训。
形容人，述说事，不怕人如何高伟，事多么重大，必须利用民间习用的语言，使深入浅出，必须从民众生活中表现出，使易了解。不可贪雅，更不可忽略了听众是谁。
板眼腔调虽多，但大体说来，能把七字句写好——即写得平仄顺嘴，无难吐的音；词字有节，无绕嘴之处，便可适用。演唱者为行腔运字的活动，很会把七字句变成九字或十一字。以言平仄，一句之中虽不必严格的用律诗的办法，但必须爽朗自然；一气用四个平声或五个仄声字，当然不会美好。七字句中自然应为二二三——跪倒，磕头，眼圈红；有此基础，再变为十字，譬如——小幼主，跪倒磕头，眼圈红；亦甚顺口。反之，若写成“跪倒，眼圈红、磕头”，则本句没法唱，增多了字，仍不能唱。
鼓词用韵甚宽，不必照诗韵，只要合辙即可。北方有十三道辙，有专书可查；南方可以就南音断定。不过，南方所用的辙，由北人听来，即有不合辙的地方，如南方可以把“陈”与“成”押在一处，而北方则“陈”在人辰辙，“成”在中东辙，绝不相混，不可不知。
韵皆用平声字，为鼓词中的通例。乡间所唱的坠子，及犁铧大鼓，往往也有混入几个仄韵的时候；京音大鼓则极严格。上句尾既是仄字，下句的韵又是仄声，当然唱不响亮；虽有时不得已而可通融，要当以平声韵为准则。京音大鼓，对韵律最讲究，近年来且有上下句都用韵的趋势，如“劝君莫把国仇忘，努力齐心打东洋”，“忘”仄“洋”平，均在一辙，唱起来非常悦耳。不过，一辙之中，平音字甚多，而仄音字也许很少；仄韵甚宽，而平韵或者很窄。光是押一道韵，本已给作者以不少限制，若上下用两道韵，则限制又增了一倍；再遇上平仄韵宽窄不同，有上无下，或有下无上，则困难更多。所以，为求句子好听，不妨试用两道韵的办法，但不必拘泥于此，以免因择韵字的关系，而把句子反弄得死板呆滞了。
通俗韵文中，以戏剧鼓书为最难作，因为这两种东西里包括着文字，音乐，音韵，故事，和其他的好几方面的问题；任何一方面的袭用或改造，都须下一番工夫去研究；而且这一方面的改造，往往受着别一方面的牵扯限制，而不能畅所欲为。因此，我们若是先从这两种东西去试验，则方面既多，所获犹广。会作了一首鼓词，则对于无有故事的小曲自然不会无从下手。
小曲的调子极多，大致都平易好唱；因为平易，所以很难容纳激昂慷慨的词句；至于那些艳调，更不用说，自然是会把多么好的内容也带累坏了的。因此，我们必须留心选择曲调，切勿随便填词。大概的，腔长则字长，腔柔则情靡，故不如腔少而可快唱者之易于叙事，也容易激促雄壮。再者，小曲简短，正如新的抗战诗歌；利用小曲既有以腔害词之病，倒不如撰制新歌新谱，使歌词通俗，歌谱简单，易学易唱，既合理，又合算。小曲的词与谱，因此，也就不在这里介绍与分析了。
载《通俗文艺五讲》，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通俗文艺五讲-序
这小册子中所容纳的，不过是自抗战以来许多讨论通俗文艺的文字的小小一部分而已。虽然这里的五篇文字有它们的特有的历史与作用，可是它们都只抱着讨论的态度，决不敢说是什么要诀或结论。
所谓“特有的历史与作用”者，就是这几篇文字都是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的通俗文艺讲习会预备出来的讲义。去年冬天，文艺界抗敌协会接到不少外间的来函，询问通俗文艺的作法。于是会中就决定举办讲习会，请赵纪彬，王泽民，何容，萧伯青，老向，老舍六位讲师，分讲通俗文艺的各方面的问题。老向先生努力于民众读物的写作，而且作过推行平民教育的工作好几年，所以就讲《通俗文艺概论》，概括的说明通俗文艺为何物，并略言推行的方法。赵纪彬与王泽民两先生是久在通俗文艺编刊社任事，对于通俗文艺理论与实际写作都有很大的贡献与经验，所以就担任讲演理论与方法。老向先生的《概论》是提纲，赵王二先生的讲演是个别的讨论；至于老舍所讲的，便是给赵王二先生所提示的加以补充，多注意写作的技巧。何容先生是研究文法与音韵的，讲通俗韵文的用字与声韵的问题，当然合适。萧伯青先生对音乐研究有素，而且经名手的指导，会操几种乐器，所以担任讲解民间歌唱的谱调及通俗韵文如何与音乐配备的问题。这样，讲习的期间虽很短，讲师也不多，可是把通俗文艺的理论，方法，技巧，音韵，音乐几方面都顾到了。
可惜，萧伯青先生因事离渝，未能将讲义整理出。临行的时候，他说：“音乐的问题太广，很难加以剪裁，用几千字扼要的说明白；恐怕讲义无从交卷了。希望将来有工夫，能写出一本专书来吧。”因此讲义只能有五篇，即定名为《通俗文艺五讲》。其中，每一篇都是以谦诚的态度，道出各人所见到的，希求指正与批评。
老舍一九三九年四月于重庆载《通俗文艺五讲》，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文协成立了七年多，工作不够紧张，而团结得很好。工作之所以欠紧张，因为：一、经费太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会员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于是今日之所热烈倡议者，明天因人去而事废；三、驻会办事人员太少，乃致提议者多，而执行者寡；四、大家生活都苦，对会务出钱出力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五、书生本乏干事之才，坐在一处都觉得大有可为，及至独当一面去执行某事，就往往知难而退。
团结得可是很好，因为：一、有“抗敌”的帽子在上边，大家都肯以诚相见；二、会中一切都能公开，无人想把持什么，或遇事先咬咬耳朵；公则正，正则得其平；三、会中无钱，会员也穷，于是穷与穷有同感；四、没有肥头大耳朵的阔人作理事长，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无拥护谁与打倒谁的纠纷；五、大家只来以文会友，而并不想由会中产出一两位参政员，或什么代表，于是会务与政治无关。会中清净，会外人也就放心；六、会所虽小且陋，可是来者不拒，大家挤一挤总可以小住为佳，得到些温暖；七、各地分会工作都很努力，这使总会也就更加团结得紧，工作得起劲。
上述数事，满可以功过相抵，但是我还愿指出它的最大缺陷，作为对明日的事（情）上的警策：
一、组织方面甚欠周密，总会与分会及散居各地的会员都联络得不够好；
二、没能作出什么研究工作来；
三、没能充分尽到奖掖文艺青年的任务；
四、作事的态度偏于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此四事的重要原因自然是人少钱少，想得到而作不来，可是外间的阻力也该分去一部分责任。阻力所及，虽开一小小座谈会亦是引起猜疑，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之态度遂渐渐形成。文协未夭折者以此，其半死不活者亦以此，感慨系之矣！
可是尽管它半死不活，它却始终没有死。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文协也删去“抗敌”，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根据过去八年的经验，我愿意提出个人对它的将来的希望：一、摘去了“抗敌”的帽子的文协，必须逐渐的成为作家的职业性的公会；于是二、会员的资格必须严格的规定，并且不许通融；入会后必须尽会员应尽的义务；三、分会不得随便成立，而且一经成立，就必须与总会有密切的联结；四、必须有专人担任组织的责任与事务，万不可马马虎虎；五、它必须由一开始，便有些底款，用几位支薪的办事员，有够用的一处会所——总会应设在上海；六、必须有几位品学兼优的理事住在会中，经常的办公；七、对作家的权益，必须争取保障，但对政治问题须极慎重发言；八、应与国际的文艺团体取得联系。
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抗战文艺》第七十三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报告
文协第二年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在重庆全体会员大会报告）
从去年四月间改选到今日，整整的一年。这一年间的工作报告，我想，最好是依着时间替我们分划好了的段落而分为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