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19部分在线阅读

诗人节献词
诗人节有二义：一以纪念大诗人屈原，一以鼓舞当今的文人。对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伟大，以为民族的光荣，毋庸缕述。对后者，有二点似宜说明：（一）“诗人”与“文人”似当有别，但广泛的来说，凡属创作的想象的文艺作品统可称之为诗；同样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不必再有戏剧家节，小说家节，及杂文家节也。莎士比亚以戏剧驰誉，托尔司太以小说见胜，皆被称为诗人，且当之无愧。今之治戏剧及小说者，本其所长，努力进取，虽不为诗，诗之质素固在；若必血柱鼓瑟，勉强为诗以自彰其短，徒博虚名，是买椟而还珠矣。（二）所谓诗人者，非谓在技巧上略知门径之诗匠也。诗人在文艺上固须有所表现，其为人亦须与诗相备配。诗所以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故为诗者首当有正义之感，有为真理牺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诗若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诗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只凭排列平仄，玩耍文字，而自号为诗人，则既不成诗，复不成人，还成什么诗人？有人于此，终身不为一韵语，而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反之，其为人心地狭浊，而终日填词制律，以猎虚名，或以干禄，是诗匠诗贩，非诗人也。于此，诗人节之倡设，实与整个社会有关——诗的社会固不必人人吟诗，个个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诚相见，有良好的风尚耳。
抗战四年，举国在同一崇高的理想下共赴国难，头可杀而节不可辱；此理想是诗的本质，此艰苦为诗的本事。有此本质，故敢以血涤辱，以弱敌强。有此本事，故举世惊震，交相赞美。在今天而有诗人节的建定，诗人们自然晓得，他们自己已供献了什么，或未曾供献了什么。就是不作诗的人似乎也应该深思默虑，我们的眼前还有没有阻碍达到我们的理想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没有一点私心与弱点。这样的检审一下，恐怕我们也许感到一些愧悔，而把真诚不折不扣的拿将出来，使我们感到艰苦，而不灰心；感到哀伤，而能振拔；感到缺乏，而求充实；象诗那样的劲健悲壮！理想之途是用血冲成的。假若不幸而把诗人节只看成是穷酸们聚会到一处，写或读一两首小诗，或且吃上一半个粽子的日子，那就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了。——写于诗人节。
载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新蜀报》
泰山石刻-序
每逢看见国画的山水，不由的我就要问：为什么那小桥上，流水旁，秋柳下，与茅屋中，总是那一二宽衣博带，悠悠自得的老头儿呢？难道山间水畔，除了那爱看云石的老翁，就没有别的居民？除了寻诗踏雪的风趣，就没有别种生活吗？
从历史中的事实，与艺术家的心理，我得到一些答案：原来世上的名山大川都是给三种人预备着的。头一种是帝王，自居龙种非凡，所以不但把人民踩在脚底下，也得把山川放在口袋里；正是上应天意，下压群伦，好不威严伟大。因此，他过山封山，遇水修庙；山川既领旨谢恩，自然是富有四海，春满乾坤了。第二种是权臣富豪，不管有无息隐林泉之意，反正得占据一片山，或是一湖水，修些亭园，既富且雅；偶尔到山中走走，前呼后拥，威风也是镇住了山灵水神。第三种是文人墨客，或会画几笔画，或会作些诗文，也都须去看看名山大川。他们用绘画或诗文谀赞山川之美，一面是要表示自家已探得大自然的秘密，亦是天才，颇了不起；另一方面是要鼓吹太平，山河无恙；贵族与富豪既喜囊括江山，文人们怎可不知此中消息？桥头溪畔那一二老翁正是诗人画家自己的写照，夫子自道也。
于是山川成为私有，艺术也就成了一种玩艺儿。山间并非没有苦人，溪上正多饿汉，不过是有杀风景，只好闭目无睹；甚至视而不见，免得太欠调谐，难以为情。艺术总得潇洒出尘，或堂皇富丽；民间疾苦，本是天意如斯，死了不过活该而已。
直至今天，这现象依然存在，虽然革命历有所年，而艺术颇想普罗。宫殿之美，亭园之胜，所以粉饰太平；春光秋色，纳纳诗文，所以广播风雅；开山导水，修庙建碑，所以提高文化。富贵者有命，风雅者多趣，以言平民，则肚子饿了顶好紧紧腰带，别无办法。及至日寇逞蛮，烧山毁市，犬马古玩与古书名画，颇有车船可运；把孩子掷在路上与河中者，则仍是平民。虽在困难期间，仍有闲情逸致，大人先生，由来久矣。
前几年，冯先生住在泰山。泰山不是上自皇帝重臣，下至文人骚士，所必游览的五癧之一么？按说，冯先生就该夏观日出，冬眺松雪，每有灵感，发立诗词，岂不地灵人杰，相得益彰？可是他偏爱留神山上山下的民间生活：见了缠足的妇女，他觉得可怜；看到老人推磨，他想到近世的机械发明，与我们的事事落伍……人人引起他的同情，事事激起他的愤慨。于是他就创立了十五处小学，给乡民子弟以受教育的机会。更造起陈列馆来，广收科学仪器，植物标本，艺术作品，与卫生图表等等，教老百姓们开开眼，长点知识。每一得暇，他便去访问居民；每得机会，便帮助他们作些有益于大家的事。慢慢的，那里成了个教育中心；虽王公大人还是到那里游玩散闷，可是冯先生心中欲另有一座泰山——泰山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缺衣缺食，穷困无知，便是泰山之耻；古迹怎样多，风景怎样美，都在其次；百姓不富不强，连国家也难保住，何况泰山！
陈列馆中最近的添置是四十八块刻石，刻的是泰山民间的生活情形。冯先生虽已与泰山居民打成一家，可是他怕一离开那里，大家就松懒下来，忘去他的指示，而旧病复发；若是刻在石上，安在馆中，图是真情，诗是实话，常来看看，总是以提醒大家，应当一致努力。再说远处人民来朝山拜顶的，生活情况本与此差不多，看看这些也能得点教训。还有，那登泰山而小天下，自以为了不得的人们，见此也得倒吸一口凉气，知道活的泰山原来另有一番光景，并非只有松石古迹而没有受罪的活人。
刻石上的诗是冯先生作的，字也是他写的。那些诗既不以风花雪月为题，自然用不着雕词镶句；他老是歉意的名之为“丘八诗”，其实句是真，自具苦心也。至于那些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忍过于谦虚：写得确是雄浑大方。那些图，是出自赵望云先生之手。事真凑巧，冯先生同情老百姓，爱助老百姓，愿替老百姓作事说话，甚至把老百姓的真情实况刻在石上，恰好就有个生在民间，喜爱乡村的画家来帮忙。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他来到泰山，冯先生便托他画图。诗成图就，便利用山上的青钢石——色青而质硬，用手指一敲，便当当的响——雇来本地的几名石匠，开始平石刻字。乡下的石匠不免有些土气，可是冯先生不肯另找名手，怕饭被外人吃了去。事在人为，赵先生亲自监工，与工人一同蹲在那里，有说有笑，可是眼睛管事，一笔也不将就；结果，四十八块都刻得非常满意。
不幸，泰山也遭受了敌人的轰炸；这些刻石的命运如何还不可得知。金钱人力即使都不可惜，民间生活的真情实录可是决不忍丢掉。国家的衰弱，根本因为民力的单薄；民裕国才能富，民聪国才会强。这是冯先生时时向人提醒的一点，也就是这些刻石的所由来。现在，他把这些刻石的拓片，制成版，订成册。刻石不幸失落，影片仍在人间；有心人定会由这里悟出战事失败的远因，也会看出转败为胜的关键；平日人民生活的写照，正是目前流民图的底稿。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事尚可为，过勿惮改。由这么去看，这本影拓便自有它的意义。若以为这是卖弄高雅，保存诗画，你算猜错，全不相干。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五日老舍序于武昌
谈通俗文艺
通俗文艺很难写：
（一）文字：通俗文艺的文字不一定俗，《三侠五义》并不比我们写的东西俗着多少，而比《三侠五义》更文雅的通俗文艺还有很大一堆。大鼓书词时时近乎诗，而牌子曲简直的是诗了。有些粗蠢的字，是旧玩艺里所不敢用的，而我们却有时连“×”也懒得画。前者通俗，后者反难打入民间，是何道理？
也许是这么回事：既有通俗文艺，即使文字不完全通俗，可是照直叙述，不大拐弯，到非拐弯不可的时候，必先交代清楚，指出这可要用倒插笔，或什么什么笔了。这样，文字即使有难懂之处，但跳过几个字去，并无碍于故事的发展。幼时，读小说，到“有诗为证”的地方，我即跳远，可是依然明白一枝梅或北霸天的来踪去路。稍长，晚间为姑母姐姐等朗诵闲书，遇到不识之字即马虎一下，她们还能听得明白。
新文艺好拐弯，一来是图经济，二来讲手法。电影中诸般技巧，都拿来应用，还搀上一些“……”与“××”什么的。结果，读者莫名其妙，抓头不是尾，乃叹难懂。虽作者尽量的用“妈的”或更蠢的字，以示接近下层生活，而此等“妈的”乃绕弯而来：前面一大套莫名其妙，此处忽来一“妈的”，俗则俗矣，可是别扭奇怪，乃失其俗。《铸情》，《双城记》等在此院卖满，《火烧红莲寺》亦在彼院卖满，彼院观众若读小说，必爱《三侠五义》，而拒绝你我的短篇，或甚长于长篇。
通俗文艺的文字，据我看，应当痛快爽朗。
俗有新旧之分。历史使文惭渐变俗，试到茶馆听评书，说者满口四六句儿，而听者多数赤足大汉，何以津津有味，天天来听？盖“赤胆忠心”，“杏眼蛾眉”，“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俱有长久的历史由文而俗，有一定的反应。现成，有力，故一经用出，即呈明朗图像。反之，若说“眼光投了个弧形，引起些微茫的伤感”，则俗而新，弧形与伤感尚未普遍化，当然没有作用。通信文艺难写，即在此处，我们所受的教育把我们的言语造成了另一种类，俗虽俗矣，怎奈我之俗仅有很短的历史，而新则近乎文矣。
通俗文艺的文字，据我看，应当现成，通大路。
（二）内容：新文艺，因受西洋文艺的影响，每每爱耍情调，把一件小事能说得很长。新小说里描写一位爱人吃苹果，也许比张飞夜战马超那场恶斗还长出许多许多。这种情调往往是抒情的，伤感的，似有若无，灵空精巧。而一般人呢，他们却喜爱好的故事——有头有尾，结结实实，《今古奇观》里的故事差不多都是满膛满馅的，而《济公传》已不知有了多少“续”。续而再续，老是那些套数，可是只要济公不闲着就好。见景生情是诗人的事，因事断事是一般人的事，普通人读书原为多得些生活经验，不是为关心吹皱一池春水，此所以乡间的诸葛亮即熟读《三国演义》之人也。
通俗文艺的内容须丰富充实。
旧通俗文艺中成功之作，是以事实的充实，逐渐把人物建造起来：赵子龙是常胜将军，因百战百胜，而诸葛亮到死后还能吓退敌人。有时候，尽管事多，而人格并不彰显，但到底有事比无事热闹，“一夜无话”正所以叫起次日的忙碌也。新文艺善利用角度，突破一点，通俗文艺则似乎当用大包围。通俗文艺并不易写，处处需要大批人马，足使新文艺者害怕。新文艺与一般人中间隔着一层板。新文艺会描写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这些人都会握手，吃大餐，喝汽水……于是一般人看了，就如同看了外国电影，即使热闹，而无所关心，遂失去文艺的感力。大鼓书词里不是讲赵子龙救主，便是二姑娘逛庙。因为大家关心赵将军与二姑娘——逛庙的二姑娘，不是正在舞厅里与一位电影明星讲恋爱的二姑娘。舞厅与庙会比起来，明星与民众比起来，为数多寡，简直没有比例。就是偶尔讲到民间，新文艺也往往是依据着学理，把必然的现象写了出来，而这必然的现象未必即是真情真景，于是它也可以成为较比生动的讲演，而不能成为亲切有味的文艺。学理的明澈，与公式的齐整，不就能产生本固枝荣的在民众血脉中开花结果的文艺。这是我们的失败。通俗文艺须是用民间的语言，说民间自己的事情。
（三）思想与情感：假如通俗文艺的文字并不一定俗到哪里去，如前面所述，那么，恐怕它之所以别于通雅文艺者，就在乎它的态度了。这就是说，在思想与情感上，它所要求的效果不很大。它没有多少征服的野心。反之，它却往往是故意的迎合趋就读众。在这态度上，它吃了大亏，而读者也没占了便宜。新文艺的方法即使不巧妙，可是态度是不错的，它立志要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崇高。通俗文艺则近乎取巧，只愿自己的行销，而忘了更高的责任。
不过，我们也须记住：因旧生新易，突变急转难。一蹴而成，使大家马上成为最摩登的国民，近乎妄想。以民间的生活，原有的情感，写成故事，而略加引导，使之于新，较易成功。中国原来讲忠君，现在不妨讲忠国，忠仍是忠，方向却变了。
（四）趣味：文艺毕竟是文艺。《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等都多么粗莽热烈，可也都多么有趣。通俗文艺，无论是歌曲，小说，戏剧，都懂得这个诀窍。连诸葛亮的精明都有时候近乎原始的狡猾，而张飞时时露出儿气。设法使作品有趣，才能使读者入迷。趣味有高下之分，这在善于择选。精神的食粮不能按着头，硬往下灌。前线战士，打完了仗，而非读“善书”不可，是谓非刑。
以上四项，都系偶然想起，对通俗文艺，我并无深切的研究，对与不对，不敢自决。
还要说几句。一般的通俗文艺既不必都俗到极点，而是因合乎读众的脾味而成功，那么不识字的人，怎么办呢？我以为通俗文艺应以能读白话报的人为读众，那大字不识的应另有口头时文艺，用各处土语作成，为歌，为曲，为鼓书，为剧词，口传。习若无暇学习，也该唱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不妨由一处制造，而后各处译为土语，广为应用。用国语写成的大鼓书词、朗诵诗等，因言语不通，无法因歌诵而见效果。读的是读的，口诵的是口诵的，前者我呼之为通俗文艺，后者我呼之为大众文艺，又不知对否。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新知书店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