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五卷(校对)第17部分在线阅读

因此，三年来所有的文艺问题始终是一个：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这问题里所包含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实际的，因为抗战文艺，像前边所提到过的，是直接的——歌须能唱，戏须能演，小说须使大家看懂，诗须能看能朗诵。抗战文艺不是要藏之高阁，以待知音，而是墨之一干即须拿到读者面前去。
因为问题是实际的，所以由一开头直到今天横在面前的老是那两座无情的石山：“看不懂”是一座，另一座是“宣传性”。三年来所有文艺作品与文艺讨论都是要冲过这两重山去。不过冲过去即无力量可言，因为读众的读书能力的低弱，与抗战宣传的急迫，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在文艺者的心里，一向是要作品深刻伟大，是要艺术与宣传平衡。当他们看见那两重山哪，最初是要哭；后来慢慢的向前试步，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为两栖动物的时节——怎能既深刻又俗浅，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呢？这一难题，大家整整的作了三年，今天还没有完全交卷。
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到现在还有许多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为使此文简短，恕不引证。不过，它可也不是白卷。有些人已经作了不少专为宣传用的通俗作品，即使有人还不承认它们是文艺，可是也不能否人它们的确有用处。这个客观的态度虽未能一致拥护通俗化的办法，可是消极的也使力求深奥冷僻的心理减退了许多，在抗战中简直没有一篇东西是完全以艺术至上的态度写出的，这已经是给通俗化一点承认。再因三年来的试验与讨论，大家开始有个共同的领悟，就是假若完全照着旧模式写宣传文字已经有点效果，那么何妨再进一步而使新的样式也设法使民众能接受呢。这么一想，可就看见了晴美的天光，看吧，《水浒传》的俗浅并无害于它的伟大呀！看吧，当代的世界的文豪哪一个不是宣传而于艺术呢！是呀，俗深多，宣传艺术平衡，不扔掉旧的传统（起码须谈中国话），也不忽视世界的新潮（不关上大门打仗啊），这不是最自然最光明的中国新文艺——或新中国的文艺——的道路吗？这个发现是三年的劳力与心血的收获，多么大的一个发现啊！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在一方面理论的提出也许只注意到某一点，只顾了月亮而忘了太阳；在另一方面，创作上还没有足以证实这发现的伟大作品，虽然今天的文艺各部门已都被这个发现的新风所吹动。以下略事批评：
（一）人事方面：还是先说文协，以团结言，它有极大的成功；从别方面看，它有许多缺欠。第一，它很使青年们失望，因为它没法能给他们改文章，读稿子，指导文艺作法，使他们很快的成为新写家。这一点，文协虽感难过，但并不觉得惭愧，因为只要有钱，它马上能办起函授学校之类的事情来；现在，它没有这笔钱。至于说，使会员们于担任会务及操持个人的事务之外，再担任改文章，便不大合情理了。第二，它与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及后方的民众教育机关没有很好的联络。由它自己说，它没有够用的人与钱，去到各处活动。由前方与后方的各工作者或团体说，人员与事全都不会听文协的指导与指挥；人有所隶属，事有所承转，文协无从插嘴，不过是个民众团体而已。不错，各地的文艺者一定愿意听听文协有什么话讲，但是文协只能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实际的办法便无从提起。这个情形，使文协有时候显着虚无诚心！可是，要打破这不甚好的情势，定非文协自身所能作到的。就是对于文协的各地的分会，它也只能取友谊的态度，而不能象科长管着科员那样；它能发动，鼓励，维护大团结；至于各地方的工作就只好由各地方解决。假若它有几十万经费，当然情形就两样了；它既没有钱，那就只有以苦干的精神去给别人一点影响罢了。
我在这里指出了文协的最大的弱点的同时也为它解释了一下，因为假若文协要真成个健全的团体，就必须把这些弱点弥补起来；可是它绝没有力量弥补，除非外间给予它更大的援助与信任。经过这么一解释，我想，它在现时只能是个精神上的力量，还不能忽然改胎换面。
说到在各地方工作的人们，我可以说他们的痛苦就是他们的安慰！假若他们只是到各处去采访些写作的材料，那倒也容易，也就没什么可说。可是，由于他们的任务或是由于他们的良心，他们得把文艺的空气制造出来，得使不会读的能读，不会写的能写，他们须有文艺的修养，而且还要有组织与办事和教导的天才！文协的力量作不到他们的身边，而所隶属的机关又不给他们以确切的办法。他们干着急！我并不是在这里代他们诉委屈，而是说这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再也不应拖延下去！不用多说什么，只要晓得政治重于战争，宣传是一条防线这两个口号，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重视这问题了。
（二）文艺方面：抗战文艺的最大缺点，是政治上的效果远不及军事上的。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这样原谅了作者，可并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只准说明，不许说暗的心态应普遍的改变过来。同样的，抗战文艺注意了军事，而忽略了后方的物质建设；这大概由于军事材料容易获得，而建设的真况不易打听或看到。政府应予作家以便利。
抗战文艺的质和量都还差得很多。作家生活的困苦影响到生产的精细与效率，而书商们的先顾自己的态度，也是使作家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产生的量既不足，而传播的力量又太小，以致军民都闹着精神食粮的饥荒。作家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搁置不问，遂使文艺运动受了很大的打击。
说到质的方面，差不多就是说到三年来文艺问题的讨论的全部。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尊崇艺术而也关心军事与胜利，并且知道民间读书能力确是低弱的人，却又深感不安，而不便开口。我以为，否定的批评等于虚无，自己开心，对人无益，力宜扫除。至于怜惜艺术而斥责粗劣的宣传品，正自大可不必；抗战八股毕竟强于《小上坟》，而《小上坟》固未被炮火轰掉。睁开眼睛看看老百姓，则认识了宣传品的粗劣亦自有其客观的需要在。再看有些青年们，无文艺修养，无人指导，而怀着一团热情，尽力于宣传，情有可原，功自所在，尤胜于开口艺术，闭口灵感，而永不动笔者也。为今之计，我们似应把事情分清：有文艺修养者该作什么，稍有修养者该作什么，无修养者该作什么，才是文艺总动员，然后，该供给大学生中学生什么，该供给能读书的士兵什么，该供给只能听不能念的百姓什么，都有个准备与供给，才是普遍的文艺运动。给人人写的机会，给人人读的东西。才高的可以写出一部《水浒传》，才短的可以编个小唱本。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
载一九四○年七月七日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
三年写作自述
自离开济南到今天——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已是整整三年。这三载的光阴，有三分之一是花费在旅行上——单说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就用去了六个月。其余的三分之二，大概的算来，一半是用在给文协服务，一半是用在写作；换言之，流亡二载中，花费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很多，只有一个整年的光景。
在战前，当我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的时候，每年必利用暑假年假写出十几万字；当我辞去教职而专心创作的时候，我一年（只有一年是这样的作职业的写家）可以写三十万字。在抗战三年里，一共才写了三十多万字，较之往年，在量上实在退步了不少；但是，拿这三年当作一年看，象前段所说明的，就不算怎么太寒酸了。
这三十多万字的支配是：小说：短篇四篇，约两万多字。长篇一篇（未写完）三四万字。
通俗文艺：见于《三四一》者六万字，未收入者还至少有万字。
话剧：《残雾》六万字，《张自忠》五万字，《国家至上》三万字，（后半是宋之的写的）。
诗歌：《剑北篇》已得四万余字，其他短诗军歌尚有万字。杂文：因非所长，随写随弃，向不成集，大概也有好几万字了。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在量上，虽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可是在质方面上却增多了不少。在战前，我只写小说与杂文，即使偶而写几句诗，也不过是笔墨的游戏而已。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也许是白耗了心血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学习是一种辛苦，可也带来不少愉快。我决不后悔试写过鼓词，也不后悔练习过话剧，成绩的好坏姑且不提，反正既要写，就须下一番功夫，下功夫的最好的报酬便是那一点苦尽甜来的滋味。
为试写别的，便放下了小说，所以小说写得很少，可是，理由并不这么简单。在太平年月，我听到一个故事，我想起一点什么有意思的意思，我都可以简单的，目不旁视的，把它写成一篇小说；长点也好，短点也好，我准知道只要不太粗劣，就能发表。换言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及至到了战时，即使批评者高抬贵手，一声不响；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情感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但是，他的经验不够，经验不是一眨眼就能得来的。蜗牛负不起战马的责任来，噢，我只好放下笔！当“七七”事变的时候，我正写着两个长篇，都已有了三四万字。宛平城上的炮响了，我把这几万字全扔进了废纸筐中。我要另起炉灶了，可是我没有新的砖灰及其他的材料！
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里的抬轿的吗？决不敢！小孩子乍到了生地方还知道暂缓淘气，何况我这四十多岁的老孩子呢！
抗战不是桩简单的事，政治、经济、生产、军事……都一脉相通，相结如环。我知道什么呢？有三条路摆在我的眼前：第一条是不管抗战，我还写我的那一套。从生意经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我准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读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设若我教文艺装聋卖傻，文艺也会教我堕入魔道。此所以主张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者，还须“主张”一下者也——这么一主张，便露出他心中还是很难过呀。要不然，他何不堂堂正正的去写，而必有这么一主张呢？第二条是不管我懂不懂，只管写下去。写战事，则机关枪拼命哒哒；写建设，则马达突突；只有骨骼，而无神髓。这办法，热情有余，而毫无实力；虽无骗人之情，而有骗人之实，亦所不取。只剩了第三条路，就是暂守缄默，我放弃了小说。自然，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对于某个地方，某些人物，某种事情，熟习了以后，我必再拿起笔来。还有，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当抗战的初期，谁也把握不到抗战的全局，及至战了二三年后，到处是战争的空气，呼吸既惯，生活与战争息息相通，再来动笔，一定不专凭一股热情去乱写，而是由实际生活的体验去描画战争。这也许被讥为期待主义吧？可是哪一部象样的作品不是期待多时呢，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是那么简陋寒酸哪！
把小说放下，可不就是停止了笔的活动。我开始写通俗读物，那时候，正当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正喊得山摇地动。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避重就轻——舍弃了创作，而去描红模子。就是那肯接受这种东西的编辑者也大概取了聊备一格的态度，并不十分看得起它们：设若一经质问，编辑者多半是皱一皱眉头，而答以“为了抗战”，是不得已也。但是从我的学习的经验上看，这种东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对；要作得对，就必须先去学习。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剧，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想给这些还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它们前进，使它们对抗战发生作用。这就难了。你须先学会那些套数，否则大海茫茫，无从落笔。然后，你须斟酌着旧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须把它写得象个样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别迷陷在里面。你须把新的成分逐渐添进去，而使新旧调谐，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为了抗战，你须教训；为了文艺，你须要美好，可是，在这里，你须用别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言语去教训，去设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觉得有趣；那些别人规定的形式，用的言语，是那么精巧生动，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这形式，这语言，你就感觉到喘不出气来，你若不割解开它，从新配置，你便丢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没法收拾了！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的，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
虽然我放弃了旧瓶装新酒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彼，知乎此，庶几可以谈民族形式矣。我感谢这个使我学习的机会！
就成绩而论，我写的那些旧剧与鼓词并不甚佳。毛病是因为我是在都市里学习来的，写出来的一则是模范所在，不肯离格；二则是循艺人的要求，生意相关，不能伤雅。于是，就离真正民间文艺还很远很远。写这种东西，应当写家与演员相处一处，随写随演随改，在某地则用某地的形式与语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里闭门造车，必难合辙。
我不懂鼓词，正如我不懂话剧。我去学习鼓词，正如我去学习话剧。机会也许是偶然的，学习之心则是一向抱定，不敢少怠。文协要演戏，推我写剧本。这是偶然的。我大胆的答应下来，要学一学而已，并非有任何把握。
只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我写成了《残雾》。当然不成东西，我知道。所以敢写，和写得这么匆促者，是因为我只答应了起草；有了草底，由大家修正好才拿去上演。我不懂戏剧，只按照写小说的办法，想了个故事，写了一大片对话。反正友人们答应了给我修改，他们修改之后，我不就明白一些作剧的方法了吗？可是写完的那一天正是“五四”，暴敌狂炸渝市。戏演不成了，稿子也就放在了一边。紧跟着，我到西北去慰劳军队，把稿子交与了友人。半年后，我回到重庆，友人已替我发表了，出版了，并且演出了。这不能算个剧本，而只能算作一些对话的草拟，即使它已印成了书。至于演出的成功与失败，那全凭导演者与演员的怎样运用这一片对话，与我无关。
回到重庆，看到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我不便挨家挨户去道歉，说明我这草稿并没得到修正的机会；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放下这些批评，我去找懂戏剧的内行谈了一谈。由他们的口中，我明白了戏剧之所以为戏剧。戏剧不是对话体的小说，正如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我的毛病，据他们说，是过于缺乏舞台上的知识；我只写了对话，而忘了行动。
经他们这一指教，我才开始注意看话剧。看看到底什么叫作行动。以前我爱看旧剧。看了几出话剧之后，我并没能完全明白了什么是行动，但是看清楚了这么一点：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有些剧作，尽管读起来没有什么精彩，一句惊人的话也找不到，可是放在舞台上倒四平八稳的象个戏剧。写了一本戏，挨了许多骂，我明白了这一点点。
练习的机会又来了。之的约我合写《国家至上》。题目是指定的（写回汉合作），好在我们俩都是北方人，对回教同胞的生活习惯相当的熟悉，不必临时去找材料。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黄老师是我在甘肃遇到的一位回教绅士的影象。其他的人物虽没有这样的来历，可是之的有很多回教的朋友，自不难于创拟。人物的真切使这本戏得到相当的成功。可是久住上海，没到过北方的批评者也许就以为它是江湖奇侠传。题旨是回汉合作，可是剧中回汉的正面冲突，反被回胞自家的纷争所掩，这并非无因：一来是回汉之争写得过于明显，也许引起双方的反感，而把旧帐全都搬出来；二来是北方回教中亦有派别，不尽融洽——作者不敢提出教义上的分歧，而只能从感情失和上落墨。这些费斟酌的地方，自然也不是没有准备的批评者所能了解的。至于回汉通婚，教中自有办法，不可随便发言。我们之所以设一个女角者，多半为烘托张老师的过度的倔强，并不敢使她去闹恋爱。批评者若谓回汉联婚这一问题写失败了，是真不知回教的情形，而乱挑毛病者也。
人物、情节、问题，都从我们俩商议妥了，而后由我详细的写成一个故事，再由之的去分场。场分好，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全剧写好，拿到回教协会，朗读给大家听。情节不妥当的地方，不合回教习惯的用语，都当场提出，一一改正。因此，这本剧虽没有别的好处，却很调匀整洁——稍微一不检点便足惹起误会，甚至引起纠纷！在写的时候，我们是小心上又加小心；写完了，我们是一点不敢偷懒的勤加修正。宣传剧的难写就在这里——要紧紧的勒住了笔，象勒住一匹烈马似的那么用力。
我写前两幕。之的有写剧的经验，所以担任较难的后两幕。这一回，我有了一点长进：第一，没有冗长的对话，而句句想着剧情的发展。第二，用最大的力量去“捧”张老师，教这一个人支配着控制着大家，以免一律平凡，精神涣散。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这本剧的情调，言语、服装、举动，一律朴素无华，排除洋气。我不十分懂什么是民族形式，假若民族形式是含有顺着本地风光去创作的意思，我想《国家至上》就多少有那么一点样子。自然，住惯了上海租界，以洋服洋话为本地风光者流，一定会惊异的称它为江湖奇侠传。
假若《残雾》是于乱七八糟中偶尔见些才气，到写《国家至上》的时候，可就略知门径，而规规矩矩的习作了。之的有写剧的经验，告诉我不少诀窍；同时，马彦祥与阳翰笙又热心的帮忙，所以这次的习作，虽然没有了不得的成绩，可是我个人的收获是相当大的。可惜，我们必须在一月中写成，以便从速排演，在春季演出。假若我们能多有些时间，再多改两遍，或者更可以减去些宣传剧的气味。在抗战中，一切是忙乱的，文艺作品也极难避免粗糙之弊。批评者只顾要求理想的作品，而每每忽略了大家在战时的生活的窘迫忙乱，假若批评者肯细心读一读他自己在忙乱中所写的批评文字，恐怕他要先打自己的手心吧。
《国家至上》写完，我开始写诗——《剑北篇》。我有没有诗的天才？绝不出于谦虚客气的，我回答：没有。写小说，我不善写短篇；据我看，短篇是更富于诗的成分的。小品文，我也写不好；为什么？我缺乏着诗人的明敏犀利，不会以短短的小文一针见血的杀敌致果。我只会迟笨的包围，不会冒险用奇。我也不会写抒情诗。凡此种种，都足证明我不能诗，那么，为什么要写诗呢？主观的，我愿意练习练习。客观的，我由西北旅行得来的那一些材料，除了作游记，只够作叙述诗用的。游记之难，难在精详，我并没有锐利精细的观察力。好吧，我就以诗代替游记吧。
没有诗才，我却有些作诗的准备。我作过旧诗、鼓词。以我自己的办法及语言和这两种东西化合起来，就是我的诗的形式。形式，在这里包括着句法、音节、用语、韵律等项。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必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诵。
五个月的工夫，我才写得了四千行。材料早就预备好了，用不着再想。我上了句句用韵的当！因为凑韵脚，一行往往长到二十来个字；否则我早已写够一万行了。因为要押韵，有时候就破坏了言语的一致通俗，而勉强借用陈腐的词藻。因为句句挂韵，不但写着费事，读起来也过于吃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本来我是想熔化新旧为一炉的，但所谓“旧”者是旧诗的神韵与音节，我并不要用腐朽不堪的言语与思想。句句用韵的企图，也就是为使句句响亮，如军队操演，步步整齐。哪知道，韵破坏了一切！不错，的确是步步整齐了，可是只能摆在操场上，而不能作战哪！韵使我失去了笔的自由与诗的活泼！的确，象“绿色千种，绿色千重”那样的句子，设若不是用韵的关系，也许不易想得出来，可是就全诗而言，它使我时时要哭。要哭的时候比得意的时候多了不知多少倍，得不偿失！不要说完全无韵，就是隔句用韵，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罪，而还落个劳而无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