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86部分在线阅读

她是开玩笑的语气，但我还是很受伤。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她之前在娜迪雅和帕斯卡莱的面前说我错了，现在又在老师面前说这样讨厌的话？
“胡说。”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小说，我把书递给了加利亚尼老师，说：“我想把这个带给您。”她没拿正眼看那本书，可能想着自己的事儿，她对我表示感谢。她说她已经有一本了，然后把书还给我，问我：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在佛罗伦萨教拉丁语文学。”
“他比你大很多吧？”
“他二十七岁。”
“这么年轻，已经在大学担任教职了？”
“他很厉害。”
“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罗·艾罗塔。”
加利亚尼老师很仔细地端详着我，就好像在学校里，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给出的答案不够全面。
“他是圭多·艾罗塔的亲戚？”
“是他的儿子。”
她笑了一下，明显带着恶意。
“很好的婚姻。”
“我们很相爱。”
“你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书了吗？”
“我正在写。”
“我看到你在《团结报》上写的文章。”
“写得不多。”
“我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现在它成了官僚的报纸。”
她又对着莉拉说话，好像要想尽一切办法表达对她的友好。她对莉拉说：
“你在工厂里做的事情，很了不起。”
莉拉做了一个厌烦的表情。
“我什么都没有做。”
“这不是真的。”
加利亚尼老师站了起来，在写字台上的文件里翻了翻，给她展示了几页纸，就好像那是不容置辩的证据。
“娜迪雅把这些稿子随便丢在家里，我看了一下。这是一篇充满勇气、很新颖的东西，写得很好。我想在见到你时跟你说一说。”
她手上拿的就是莉拉写的那几页纸，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我给《团结报》写了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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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是的，我真是应该抽身而出了。从加利亚尼老师家里出来，我感觉非常苦涩，嘴里也很干。我没有勇气对老师说，她不应该那么对待我：尽管她可能很早就有我写的那本书了，她一定已经看过了，至少大概看过了，她对我写的书只字不提也就算了，她没要我专门给她带去的、上面有题赠的那本。在离开之前，因为懦弱，也因为想要以一种柔和的方式中断这段关系，我还是坚持把那本书留给她了。她没有说接受，也没说不接受，她微笑了一下，继续和莉拉说话。特别是，关于我的文章，她只字未提，她提了一句也只是为了引出对《团结报》的负面评价。她拿出了莉拉写的那几页纸，和莉拉谈了起来，就好像关于那个话题，我的观点一文不值，就好像我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本想对着她喊：“是的，莉拉非常聪明，这是真的，我一直都知道她很聪明，我爱她的聪明，她影响了我做的所有事情，但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取得现在的成就，所有人都很欣赏我，我不像你女儿那样，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我一直沉默不语，我在那里，听她们讨论工厂里的工作，还有工人的诉求。一直走到楼梯间时，她们还在那里交谈，到最后，加利亚尼老师漫不经心地跟我打了招呼，但她还在对莉拉说话。她们已经开始用“你”相互称呼了：“你要常和我联系啊！”然后拥抱了她。这让我觉得很屈辱。娜迪雅和帕斯卡莱一直没再出现，我没机会向他们发泄我内心郁积的怒火：帮助一个朋友有错吗，为了帮助她，我不是一样出头露面了吗？他们怎么能那样批评我的所作所为。最后在楼梯上，在门厅那儿，在维托利奥·埃马努埃莱街上的人行道上，只有我和莉拉两个人了。我感觉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对着她叫喊：“你真的觉得，我怕你给我丢脸，你脑子到底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说那两个人是对的，你真的太没有良心了。我想尽一切办法想帮你，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你的脑子真是有病。”但我们刚一到外面，我还没有开口（假如我说了，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就挽住了我的胳膊，开始捍卫我，说起了加利亚尼的坏话。
无论是关于她支持帕斯卡莱和娜迪雅，还是说我不让她参加我婚礼的事儿，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指责她。谈到这些事情，她现在表现得像是另一个莉拉，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的莉拉，让她解释也没用。真是一帮烂人——我们一路走到阿梅戴奥广场的地铁站时她都是这么说的——你看看，那老女人是怎么对你的，她想报复。她根本无法容忍你写书、写文章，她无法容忍你嫁得好。尤其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娜迪雅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成为人上人，娜迪雅本应该成为她的骄傲，但现在却一事无成，不仅如此，她还和一个泥瓦匠搞在一起，在她母亲眼皮底下，做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是的，加利亚尼根本就无法容忍这一点，你不应该为此感到难受，管她怎么说呢。你不应该把那本书留给她，你不应该问她要不要，你不应该给她写赠言。这些人，应该用脚踹他们的屁股，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太好心了，人家说什么你都听。那些上过学的人，觉得只有自己有头脑，但事情不是这样的，你要放松，去吧，去结婚，蜜月旅行。你已经照顾我太长时间了。你要赶紧再写一本小说，你知道我期望你活得精彩，做出很棒的事儿，我爱你。
我非常震惊，一直在听她说话，跟她在一起，根本没办法平静。我们之间的关系每次停顿，迟早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她脑子里会蹦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让她失衡，也会让我失衡。我不明白，这番话是不是为了向我道歉，还是她故意这么说的，来掩饰自己，不想向我坦白她的真实感受，还是要和我彻底告别。当然，她很虚伪，也没什么良心。我呢，尽管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我还是依附于她。我觉得，对于她的这种依附，可能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了，这让我觉得难以忍受。我希望——我没办法抑制自己的冲动——那个心脏病医生的诊断是错的，阿尔曼多是对的，我希望她真的病得要死了。
从那时候起，有很多年，我们都没见面，我们只通电话。对彼此而言，我们都成了断断续续的声音，没有任何目光的交流。但渴望她死去的那种念头，留在了我脑子的某个角落里，一直驱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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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去佛罗伦萨的前夜，我没法入睡，心里有很多让我痛苦的事情，最难让我消化的是帕斯卡莱对我的批评，他的话一句句刺痛着我的神经。刚开始，我尽量不去想这些，但现在我不确信我做得对不对。我想到，莉拉说他们说得有道理，也许我真的错了。最后，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凌晨四点，我从床上起来，在太阳升起之前一个人从家里出去。我感到非常不幸福，希望会发生一些意外，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来惩罚我的这些错误举动和我糟糕的想法，从而也惩罚到她。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外面比白天拥挤时还安全。我来到了海边，天空开始发紫，在黯淡的天色下，大海像一张发灰的纸，天空上没几朵云彩，天边是粉色的。天光把奥沃城堡切成了两段，靠维苏威火山那边，是一片辉煌的赭红色，靠火车站和波西利波那边，是一道长长的褐色，沿着礁石的那条路空荡荡。大海悄无声息，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息。假如每天早上，我不是在老城区醒来，而是在靠海的那些房子里醒来，不知道我会对那不勒斯、对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在追求什么？我要改变自己的出身吗？改变我自己，还有别人？我要让眼前这个空荡荡的城市住满新居民？他们不为贫穷或贪婪所折磨，他们没有愤恨，也没有怒火，他们就像以前居住在这里的神灵一样，能欣赏到这辉煌的景色。我还是要顺从我内心的恶魔，自己过上好生活，自己幸福？我利用艾罗塔一家的权力，来帮助莉拉，艾罗塔几代人都为社会主义做斗争，他们站在帕斯卡莱或者莉拉这类人一边，但我那么做，并没有想着要改变全世界的不公正，而是要帮助一个我爱的人。假如我不那么做的话，我会觉得愧疚。我做错了吗？我应该任由莉拉陷入麻烦之中吗？我再也不做这种事儿了，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人动一根手指了。我要离开了，我要去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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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结婚的情景。当时留下来的几张照片，并没有激起我的回忆，反倒把我的婚礼冻结在几张图像上：彼得罗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看起来有些气愤，我母亲被拍得有些模糊，但永远带着她那副不悦的表情。关于这个仪式本身，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清楚记得在结婚之前我和彼得罗长时间的讨论。我对他说，我不想马上要孩子，我要吃避孕药，因为当务之急是要写一本新书。我很确信他一定会答应我，但让我惊异的是，他提出了反对。他先提出了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他说，那些药片还没正式销售。然后又说，他听说这些药对人身体有害，他关于性、爱和繁衍说了一大通非常复杂的话。最后他嘟囔着说，假如你真有东西要写，怀孕了也可以写。我很难受，也很气愤，我觉得他的反应，不是一个要在民政局结婚的年轻学者该有的反应。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我们吵架了。最后到了结婚那天，我们还没有和好，他一声不吭，我冷冰冰的。
还有另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那场宴席让我还有些记忆。我们已经决定，登记完结婚，我们和亲戚们打个招呼，然后就回家，不举办任何类型的婚宴。这个选择，是出于彼得罗的苦修主义倾向，我也想表示出，我已经彻底不属于我母亲的世界了，这是我和彼得罗一起决定的。但我们的准则被阿黛尔秘密的策划搅乱了。她把我们拉到了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家里，说是要喝一杯，庆祝一下。但到了那儿，我和彼得罗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场盛宴的中心，那是佛罗伦萨一间非常奢华的居所，来宾中有艾罗塔家的很多亲戚、他们认识的很多名人，以及身份非常显赫的人，他们一直待到晚上。我丈夫脸色阴沉下来了，我很迷惘地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一场庆祝我的婚礼的宴席，我只邀请了我父母和弟弟妹妹。我对彼得罗说：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