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第三帝国之新海权时代(校对)第88部分在线阅读
1929年元旦后的第3天，雄鹰航空研发中心的最新力作“美洲使者”号在萨尔瓦多以北水域进行了首次试飞，这是一种以寇蒂斯公司的NC型水上飞机为蓝本成功研发出的四发大型水上飞机，主要设计师是来自于前福克公司的德国工程师伊恩·菲利普斯，他和他的团队花费了10个月时间才完成了这架航程可达2200公里、拥有封闭式座舱的长途客机——这样的设计由美国的道格拉斯公司和英国的汉德利-佩季早在1924年至1925年间首创于在他们的新型飞机上，如今已经越来越成为航空界的潮流。
在未对客舱进行任何装潢的情况下，“美洲使者”号成功搭载55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一个小时的飞行，这超过了寇蒂斯NC-1型飞机在1918年创造的搭载51人记录，不过距离年前刚刚被道尼尔Do-X创造的新记录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被誉为道尼尔童话的Do-X大型水上飞机于1929年夏天完工，并于当年10月搭载了多达168人并且飞行了53分钟，而在这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架飞机能够搭载超过100人！
张海诺兴致勃勃的观看了“美洲使者”号的整个试飞过程，待飞机降落后，他向伊恩·菲利普斯以及他的助手们道贺并试乘了这艘新型水上飞机，它的船型机身属于较为宽实的那一种，停泊在水面上时看起来就像是一艘插着翅膀的中型游艇。张海诺虽未亲自参与这艘飞机的实际研制过程，但在设计开始之前为专家们提出了“轻而坚固”的设计要求。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专家们采用了金属钢管结构加上昂贵的铝制蒙皮，相比于那些沿用一战时期技术的木制蒙皮飞机，它的可靠性的确大大提高了，但造价也因此提高了近一倍！
站在“美洲使者”号空无一物的机舱里，张海诺听着航空公司客运部经理、前U-148艇员罗斯莱特描绘自己的装潢计划：这里将被分为前后两端，前部设置24个宽敞舒适的座位，后部设有一个小型洗手间和一个简单加热食物用的小厨房，在座位、地毯等细节上争取向轮船头等舱的布设靠拢。一旦预期两个月的改造工作结束，“美洲使者”将成为雄鹰航空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空中航线上的头号明星。
这个计划早已得到以张海诺为首的决策小组的批准，但是这次从德国回来之后，张海诺对越洋商业飞机的兴趣陡增，他随后将公司主要的飞机工程师、王牌飞行员以及客运负责人召集起来，探讨以雄鹰航空目前的技术实力进行越洋飞行尝试的可能性。
张海诺首先提出，商业客机在舒适性方面虽然不能和齐柏林飞艇抗衡，但是它们快速、灵活、便捷。每年往返于南美和欧洲之间的人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济能力较好的商业人士，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对对动辄半个月的海上航行感到厌倦，如果这时雄鹰航空能够开辟一条萨尔瓦多至汉堡的越洋航线，商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且也施奈德造船厂与国内造船企业进行人员技术上的交流。
对于这一尝试，弗雷德等飞行员们多数都持积极态度，这些在战场上叱诧风云、不断挑战强敌的王牌们在和平年代依然渴望各种挑战，飞行培训学院的训练场并不能满足他们心理上的寻求，老迈的Jenny教练机是训练初学者的良好工具，却无法带给他们驾驶福克战斗机的那种鹰击长空的畅快感觉。
经过仔细推算之后，工程师们告诉张海诺，如果要使用“美洲使者”号这样的水上飞机建立南美与欧洲航线，整个航程中至少需要三个中途补给点，且完成4次飞行之后就需要对机身和发动机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工程师们的最终结论，是以“美洲使者”目前的技术性能还不适合于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越洋飞行，而且一旦在飞行途中出现故障，维修也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他们建议张海诺，假若现在就要设立越洋航线，那么最好还是向德国或者美国购买技术更加成熟的大型客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海诺再一次来到了位于“水牛城”的寇蒂斯公司，然而寇蒂斯公司和它曾经的竞争对手莱特航空经过长期谈判后达成了一项合并协议，两家着名的航空公司将合并成为寇蒂斯-莱特公司，而在合并项目完成之前寇蒂斯公司暂不接纳新订单。
在这种情况下，张海诺又试着和美国另外几家规模较大的飞机制造公司进行了接触，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和波音公司都有能力生产双发和四发的中大型客运飞机，但因为各国航空公司热衷于使用飞艇进行跨洋飞行，可供跨洋飞行的商业客机受到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限制，尚没有成品可供选择——也就是说，如果雄鹰要从道格拉斯或者波音订购这种飞机，必须等待他们完成图纸设计、进行理论验证、制造样机、试飞检验到最后交付使用，整个过程也许得花上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从美国引进越洋客机碰壁后，张海诺重新将目光转向德国国内——在20年代末期的德国，飞机制造领域有道尼尔、亨克尔、福克沃尔夫和巴伐利亚的梅塞施密特等诸多着名公司，而汉堡的布洛姆·福斯造船厂也是水上飞机领域的权威之一。
带着仰慕的心态，张海诺在克劳德·道尼尔的道尼尔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参观了正在最后试飞阶段的道尼尔Do-X大型水上飞机。在道尼尔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它起飞重量竟高达52吨，翼展48米，机身分成三层甲板，主甲板为旅客区，提供膳食和住宿，底层甲板储存燃料，运载行李，顶部甲板为飞行控制室、机组成员区、无线电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近乎超前的产物！
虽然一开始就对这样庞大的飞行器充满兴趣，但张海诺却对它的机械性能感到疑虑——发动机越多并不意味着越安全，恰恰相反，它们发生故障的几率要比一般的飞机高出许多，对油料的消耗恐怕不是一般公司能够承受的。最后，张海诺询问了购买这种飞机的可能性，道尼尔公司的随行人员告诉他：这种飞机原本就是为越洋飞行设计的并且准备进行批量生产的，作为这项设计的投资方，德国运输部有意出售其中部分用来减少成本，德国海军和外国的航空公司都是这种飞机的潜在买家。
当得知这种飞机的单架成本高达355万马克、折合约90万美元时，张海诺最终还是放弃了购买这种飞机的打算——这是30架G-1A或者50架Jenny教练机的价格，在战时，这些飞机足以编成两个飞行中队！
张海诺放弃道尼尔Do-X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因为如今已经步入1929年，如无意外的话，由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将在秋天时爆发，因为股票和证券暴跌、市场持续低迷的关系，面临严重财政危机的不仅是政府，许许多多企业都将面临倒闭的危险，破产民众更是远远超过1921年那次小型的经济危机，破产公司和破产者的所有物将被低价拍卖，一些公司为了避免破产也将低价出售自己手里的持有物，这意味着货币持有者可以花比往常少得多的钱买到超值的货物。
因为不知道这个世界那场可怕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会和历史发生多大的偏移，张海诺春天时就开始让格雷厄姆-纽曼基金公司抛售股票换成现金和政府债券，并指示卡莱伯全面回收全美咖啡的账款、逐步减少客户赊账期限和额度——一旦经济危机爆发，这些客户很有可能因为破产而无法支付之前的账款，这对于全美咖啡来说就是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了。
第20章
世界风暴
从汉堡至纽约的快船一周两班，天气好的话往返只需要12天时间，1929年相对短暂的春季，张海诺一共坐了4趟。之所以这样频繁往来于欧洲和美洲之间，是因为那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气味越来越浓重。尽管华尔街股市行情依然看好，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都对前景感到乐观，但报刊上已经能够看到不少“警惕危机”的文章。和大多数时候一样，这种文章不论有多么精辟和出色，也不管它们是出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者还是证券分析者或是撰稿人，大多数人不是把它们当作危言耸听的传闻，就是哗众取宠的报道。
通过这些主流或者非主流的报纸，张海诺记下了这些提出“危机论”的学者和分析家的名字。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面前，他们无疑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张海诺试着通过书信联络的方式和这些人交流看法，并根据收信人身份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署名——德国海军总参谋部特别项目组负责人，纽约金融市场的投资人，亦或是全美咖啡的荣誉董事。这样的“区别对待”，加上他随信附赠的“小礼物”，使得他受到回信的几率很高。对于那些确有才华的，他会不辞辛劳的前去拜访——在平常年代，诸子百家的经济理论令人眼花缭乱，要想从中挑选人才并不容易，而风暴来临前能够敏锐发现异常的，即便尚无名气，也要比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家更具实干才能。
张海诺结交这些经济学者，并不是要一股脑的将他们收为己用。作为理论学者，他们在营销方面无一胜过卡莱伯，纵横股市绝不是格雷厄姆的对手，但他们却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层面的“建筑师”。张海诺不断结交这样的人物，通过和他们建立友谊逐步加深了解，以辨别他们那些是真正才华横溢的大师级人物，哪些是只会利用浅显理论聒噪的“半桶水”，后者显然是不值得他去招揽的。
在20世纪初期，欧美经济学者大都以院校教授为主，他们有的成名已久，并为人们所尊敬，甚至能够在政府部门谋得高级顾问的美差，但更多的却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员，每个月领着固定不变的工资，偶尔利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为某些报刊撰稿来补贴家用，张海诺所拜会的人中，以后者的情形居多——那些名声在外的，对于一个富有的敬仰者并不感冒，他们的回信往往傲慢不堪，甚至对张海诺以后世者提出的正确论断不屑一顾，这种情况张海诺向来是将其列入联络黑名单的。
德国虽然不乏优秀的经济学人才，但最早建立金融市场并长期扮演世界金融中心角色的英国，在这方面更配得上“人才济济”，而近百年来经济取得长足进步并且逐步取代英国在世界金融界地位的美国同样拥有大批优秀人才，然而张海诺起初并未料想到，最让自己欣赏的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担任初级教员的年轻人。
在都柏林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张海诺第一次和这位全名阿尔拉德·卡莱顿·拉德拉·布利斯特的爱尔兰青年见了面，但在这之前他们互通书信已有三个月之久。阿尔拉德毕业于他目前任教的这所都柏林大学的商学院，毕业后曾作为证券分析师在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听从恩师召唤回到自己的母校任教，他的导师是爱尔兰富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布克博士，也是这所学校如今的商学院院长和终身荣誉教授。
张海诺在众多学者中注意到阿尔拉德，缘于他发表在泰晤士日报上一篇名为《不平衡的繁荣》的文章，阿尔拉德在这片文章中分析大战结束后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繁荣，法国靠巨额赔款和贸易保护取得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在国际竞争中衰落，脆弱而缺乏竞争力的日本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震荡，而德国虽然要对外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国内社会动荡，却依靠巨额外债更新了工业设备，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种不平衡的繁荣，终将以一场经济大萧条来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平衡。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星期，张海诺和阿尔拉德开始通过书信交流看法，相比于蹩脚的口语，张海诺的英文书写相对流利很多，他利用自己提前知晓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以及后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优势很快和阿尔拉德建立了一种相互理解和尊敬的关系。
就在不久之前，德国海军高层通过了一项旨在重建一支现代化海军的秘密计划，该计划中包括组建一支由8艘中型潜艇组成的小规模潜艇部队，这些潜艇将交由总参谋部海外项目部在南美的秘密合作伙伴施奈德造船厂建造，由克莱斯特博士设计的UB-901型潜艇获得海军技术部认可，并被选为第一批3艘潜艇即U-1、U-2、U-3的原始设计方案。海军部随即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230万马克作为建造这3艘潜艇的启动资金，3艘潜艇预计将于1931年前全部完成，届时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将迎来自己的新生。
为了促使这个秘密建造潜艇的方案获得通过，张海诺连续奔走于海军高层之间，雷德尔在海军的影响力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方案确定之前，张海诺又亲自陪同海军部为此专门成立的项目组前往巴西考察施奈德造船厂的技术能力，造船厂为此还专门向他们公开了一部分秘密的潜艇研究和制造设施——对于这里的设备，海军技术人员相当满意。
等到海军部划拨的资金到位之后，张海诺终于从繁忙的公务中抽身出来。在此期间，阿尔拉德在泰晤士日报上发表了另外三篇文章，以审视时局为基础，很好的揭露了各国经济发展表象下潜藏的巨大危机，加上恩师的力荐，他在英格兰的数所较为名望的院校展开了一次巡回讲演，并在一些上流人士的聚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个不满30岁的学者来说实属难得，但年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人们潜意识中喜欢通过年龄和资历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张海诺很快了解到，阿尔拉德倾注心血进行的这一系列巡回讲演被英国主流媒体评论为“骇人听闻”，他本人也被英国报刊“无畏无知的爱尔兰人”。在一次上流人士的聚会中，他甚至还受到了伦敦证券委员会人士的当面嘲笑。
“真理在被证明之前往往被世人看成谬论！”
张海诺试图以此来安慰这个颇有前途的经济学者，但阿尔拉德似乎对大众的眼光过于失望，竟准备辞去目前的教员职务投身商业，“一想到人们对我的评论，我就无法站在讲台上全心全意的授课，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学生们眼里都带有讽刺的成份！”
对于有心招揽人才的张海诺，这不是一个坏消息，他随后拜会了阿尔拉德的导师布克博士，布克赞同阿尔拉德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对理论的认知，另一方面也顺便积累自己的名气。在这种情况下，阿尔拉德很快接受了张海诺提供给他的工作：全美咖啡首席财政顾问。
1929年夏天，张海诺穿越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13年，虽然比预期的早了4个月，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终究还是像一场暴风骤雨般降临了。引发这场经济危机的源头，仍然是华尔街股市的崩溃。
由于事先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规避措施，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和全美咖啡将损失降低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但对此毫无准备的美国大众却在这次股灾中损失惨重，而股市的暴跌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开端，接下来，美国大量抽回对德国的投资，德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英国在德国也有大量投资，英国证券市场应声倒地，英国经济陷入危机。法国经济的独立性相对高一些，但也摆脱不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且此前法国经济本身的也早已出现投资过热，到1930年，法国终于陷入危机。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拉开了序幕。
这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尔拉德的“不平衡论”一样，缘于战后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战后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繁荣，法国靠巨额赔款和贸易保护取得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在国际竞争中衰落并出现经济停滞，日本经济脆弱而缺乏竞争力，且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震荡。德国虽然要对外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国内社会动荡，却依靠巨额外债更新了工业设备，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从技术上看，一战以后的繁荣似乎有着很坚实的基础。汽车、化学、电气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美国的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150多万辆增加三倍，达到平均每六人一辆汽车的水平，其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8%。发电量增长一倍以上，各种电机及电器日益普及，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日常用品。家电产值从1921年的1060万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亿美元。化学工业变得非常庞大。炼油业发展迅速，汽油产量从1919年的0.86亿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亿桶。汽车轮胎的需要推动了橡胶工业的发展。人造丝、化肥等新兴产业也迅速崛起。
但是，美国造船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船舶市场主要为英国和德国所占领。制鞋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产量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农业也处于长期萧条状态——这一方面缘于欧洲各国为保护本国农业而建立了保护性的关税，另一方面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阿根廷、加拿大将粮食大量投入国际市场，使美国农产品出口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1929年美国出口小麦价值仅为1919年的1/3，肉类仅为1/9。农业的萧条表面上推动了美国农场的现代化，依靠手工劳动的中小农场大量被兼并，许多小农场主沦为雇工或者被迫迁入大城市，这为经济危机期间美国高达百分之五十二的失业率埋下了伏笔。
美国的繁荣不仅建立在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上，也建立竞争对手的牺牲和信贷增长上。从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1926年，70%的汽车是通过赊销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品价廉物美，国际竞争力强劲，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多，进出口相抵年年顺差，数值由三、四亿美元至十亿美元不等，积累起强大的资本赢余。
与此相应则是英国经济的停滞，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
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法国的情况特别好，他们得到了德国81.51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又收复了煤钢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了对萨尔产煤区15年的代管权，并夺取了德国在多哥、喀麦隆、叙利亚、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统治权，加上实行比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使法国工业和农业在20年代迅速发展。
与美、英两国相比，法国重工业的进展尤其令人瞩目。生铁产量从1919年的133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1036万吨，钢产量从1919年的129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972万吨。汽车、电力、化学等新兴工业发展更快，汽车产量从1920年的4万辆增长到1929年的25万辆。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法国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用低定价的法朗打开国外市场，法国出口猛增，至1923年时，已超过进口5倍之多，进出口总额则从1918年的270亿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亿法郎。巨额贸易顺差加上投资利润回流，黄金大量流入法国。1928年以后，法国拥有的黄金仅次于美国。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时的8%。
意大利也不错，1925年的工业生产是1922年的157%。棉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都进展迅速，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法国，甚至落后于日本。1929年时，意大利的汽车年产量才达到5.4万辆。
德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额赔款，失去大量工业和运输设施，德国物价失去控制，财政经济一片混乱。1924年，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需要，美国出于利用德国工业能力获利需要，两国又都不希望德国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故出台了一个“道威斯计划”，给予德国8亿金马克的贷款。在此计划的鼓励下，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从1924年到1929年，外国投资总数高达320亿金马克，美国资本为主，英国资本其次。
这一时期，由于得到的资本多，而付出的赔款少，德国工业设备得以普遍更新，生产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得到外国资本的多为实力雄厚的德国各大垄断工业集团，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工业的垄断程度。蒂森、克虏伯、西门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实力较前更为强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德国债台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赔款。虽然工业生产能力得以迅速恢复，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要德国出于稳定政局需要，推迟偿还债务，推迟支付赔款，或者在德国的投资利润不能实现，则国际经济循环将立刻中断。
日本的情形与德国颇为相似。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
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
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这一过程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额国际债务，成为引发大萧条的国际债务链的重要环节。其二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日本工业高度垄断化。垄断财团控制的日本经济一方面强加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实行贸易保护。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债务、实行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正如一战失败对于德国的意义，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债务则又是美国繁荣所系。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作为债务繁荣的受益者，美国自然而然的成为债务链断裂的最大受害者。在此后的4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86,500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15%。农业也惨遭劫难，谷物价格下降三分之二，农业货币总收入由1929年的113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10,500家，占全部银行的49%。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1933年3月时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失业率高达25%。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下一场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1929年。
德国是危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
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也十分沉重。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铁30.5%，钢47.2%，船舶88.2%，棉纺织品下降30.7%。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日本的对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农、金、贸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
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财阀。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的。在经济垄断化的前提下，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保持垄断性高价，对外则实施低价倾销，以获得必要的外汇，购买战略资源和工业设备。从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额由11.5亿日元增至21.8亿日元。其中棉纺织品的输出，在1933年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一，震动了欧美各国。
英国的危机相对缓和一些，一是此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二是英国在危机后加强了贸易保护，使英国工业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扩大。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远低于美国。但主要工业部门也受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三分之二，煤产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国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前，英国农业受危机影响严重。对外贸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从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对外贸易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
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大幅度贬值。前者保护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后者增强了英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两者的合力使英国成为大萧条的相对受益者。
法国经济相对独立。它既没有对德国的大量债权，也没有与此相应的工业设备输出。二十年代的法国繁荣主要依靠德国赔款提供资本扩大生产，依靠低价法郎扩大出口。因此，当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还处在繁荣的顶峰。1930年中，在本国投资过热和国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法国“贝壳银行”破产，经济危机才波及法国。即使如此，法国的危机深度也低于美国。
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法国工业生产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业下降47.4%，机器制造业下降42.6%，建筑工业下降55.6%。轻工业的危机似乎更严重。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于法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力，法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在英镑、美元相继贬值，贸易壁垒高筑，日本、德国工业军事化，并对外实施倾销的前提下，法国却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工业继续相对分散，法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国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法国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
与此同时，法国对外投资的收入却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减少，降幅达50%以上。由此，法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1932年时即达50亿法郎。在财政上，法国不但没有采取扩张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国才被迫将法郎贬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国出口增加了12%，工业生产增加了13%。但是，这一措施来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贬值。
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美各国的政治格局，英法受困于财政而在工业、军事方面采取保守策略，德国和日本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道路摆脱了危机，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变得无可避免。
在德国，经济危机造成的奇高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1930年，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到这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300万，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希特勒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产党人的词藻表述的：“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
对农民们，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没有工会为他们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希特勒给的是——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1930年，希特勒还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团结的感情。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没有阶级界限；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跟随希特勒，在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利益的斗争中，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息。
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最后6个星期内，竟发表了20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评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料，包括希特勒自己，国社党在1930年的夏季大选中获得600多万张选票，一跃而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而仅在两年前，他们还是国会中最小的党派。
第21章
爱琴海财团
纽约股市的崩盘，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的起始点。尽管许多人在最初一段时间还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这只是非常普通的一次股市震荡，但是日复一日，股价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滑落，不久之后便出现了第一批破产者——那些依靠贷款进入股市的人开始因为资金被套牢而无法偿还到期贷款或者贷款利息，另一些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投身金融市场的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财务危机，即便是以自有资金进入股市的个人与企业情形同样不容乐观，他们的身家随着股价的持续下跌而大幅度缩水。
进入秋天之后，股市灾难的连锁反应逐渐在全美国范围内显现出来——第一批破产者申请破产清算和破产保护之后，发放贷款给他们的银行、企业和个人的损失便无以弥补，于是紧接着出现了第二批受此影响而遭遇财务危机或者直接破产者，整个过程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人和公司越来越多。
当倒闭破产之风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之时，作为美国最大的咖啡企业全美咖啡，却因为在危机到来之前将自身的账款减小到最低程度和大量增加流动资金而成功避开了这场危机。到危机爆发时，全美咖啡在美联储纽约银行、第一国家银行、纽约国家银行、汉诺威银行等大型银行的存款达到670万美元，此外还购入了大量的黄金和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家债券——因为这次经济危机由金融市场为源头等特点，美元并未出现明显贬值，黄金和国家债券所受影响甚小，因而许多大型财团都采用了相似的举措来规避这场可怕的经济风暴。
尽管全美咖啡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三十，而整个公司因为债务人破产而无法收回的账款约有12万美元，但因为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并在年底顺利实施了分红方案，张海诺、巴尔巴斯和卡莱伯这三大股东的损失非常小，而全美咖啡也因为握有大量流动资金的优势，从1930年春天开始收购那些破产或者濒临破产的公司，尤其以咖啡公司和化工企业为第一目标。
当初张海诺等主要投资者联名要求将他们投入股市的近2500万美元资金分三批撤出股市采用和全美咖啡相同的保守策略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两位经营者曾非常恼火，因为他们此举实际上违反了最初制定的投资者不干涉经营细节的约定，但是股市崩溃前的种种异常还是让他们在4月之前即将这个基金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资金转为现金、政府债券和变化波动较小的金银期货上。因而当股灾来临之时，他们也成为纽约各基金公司中受损最小的一个，尽管如此，经营者们还是对没有完全从股市撤资感到懊恼。因为估计到短期内金融市场缺乏可操作性，在1929年底的全体股东大会上，以张海诺为首的12位投资者从基金公司撤出了超过2100万美元的资金——待股市稳定之后，他们将考虑重新注资。
为了更好的利用这2100万美元巨资，张海诺和另外11位投资者——赫森、奥托、沃尔夫、吉瑟尔等10位艇员代表以及卡特·丹纳曼之女艾德尼娅决定成立一个全新的投资公司来进行运作。考虑到当初是在爱琴海域藏匿潜艇和发现沉船宝藏，赫森提议新公司以爱琴海为名，随后获得一致通过，最终正式定名为爱琴海投资有限公司，内部称“爱琴海财团”，之前担任全美咖啡首席财政顾问的阿尔拉德转任该财团首任总经理，奥托·冯·格伦布考担任财团执行总裁。
张海诺和阿尔拉德一致认为这些在经济危机中最先倒闭的企业往往不具备收购价值，因而新财团成立之后并不急着在美国大肆收购那些倒闭或者濒临倒闭的公司。为了更好的收集有关信息，他们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公开招聘了为数300多人的职业调研员，这些调研员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打探那些面临清算、拍卖或是已经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规模、业务、特色等各方各面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料汇总送到总部设立在纽约曼哈顿商业区的爱琴海财团营运总部。
1930年上半年，爱琴海财团在张海诺、阿尔拉德和奥托的决策下完成了三笔收购，包括一家电子设备工厂、一家之前从事橡胶加工业务的工厂和布鲁克林区的一家广播电台，总花费仅36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