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校对)第4部分在线阅读

“她的爹妈在哪儿？……”
“在莫斯科。”巴维尔说。他驻足在母亲面前，用严肃的口吻低声说起来：
“你可知道，她的父亲是财主，经营钢铁生意，家中光楼房就有好几栋。因为她走上了这条道路，父亲把她逐出了家门。她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不愁吃，不愁穿，要什么给什么，可是，现在要摸黑走七俄里的路，而且还是一个人……”
这使母亲大吃一惊。她站在房间当中，惊奇地抖动着眉毛，一声不响地望着儿子，接着轻声问道：
“她现在是走回城里去？”
“是的，回到城里去。”
“哎呀!她不害怕？”
“她就是不怕。”巴维尔笑了笑说。
“这又何必呢？留在这儿过夜不好吗——她本来可以跟我一块儿睡!”
“不方便!明天一早，人们就会看见她在我家，这对我们都不好。”
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移步走到窗前，呆立在那儿，望着街道出神。
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广阔原野。风儿在寒冷地尖细地呼啸着，来回疾驰，上下奔腾，卷起一团团的雪粉。在旷野中，有一个人在踽踽独行，这是一个姑娘，她的娇小的黑色身影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她举步十分困难，因为她那双细小的脚深深地陷进雪里。她既感到很冷，心里又害怕。她的身子向前倒，好像在昏暗的旷野上面被秋风激烈地戏弄着的一棵小草。前面很远的地方，闪烁着城市的暗淡的灯火……
“上帝啊!可怜她吧!”母亲低声地说道，由于恐怖打了个寒噤……
七
日子像数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从手中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都要到巴维尔家里来聚会。
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前来开会，由于人多，弗拉索夫家的小屋渐渐显得又狭小，又气闷。娜塔莎也常来，她虽然冻得发抖，疲惫不堪，却总是显得格外开心，生气蓬勃。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还亲自替她穿在她的小脚上。娜塔莎起初笑着，但是过了一会儿，忽然闭口不语，她沉思了一会儿，低声说：
“我过去有一个保姆——心地也像您这样善良。说起来也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做工的人们过着这样困难、这样屈辱的生活，但是比起那些有钱人来，他们倒更有良心，更淳朴善良。”
“啊，您的身世原来是这样!”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幸福。”她不善于用言辞完满地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便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默然地望着娜塔莎的脸。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无关紧要，我父亲是个粗暴的人，哥哥也是一样，而且都是酒鬼。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非常有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妈妈真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一个老实淳朴的人。像小老鼠一般的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有时我很想见见我妈……”
“啊啊，我不幸的孩子!”母亲悲伤地摇着头说。
巴维尔发表议论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参与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他也瘦多了。母亲感到，当巴维尔与娜塔莎交谈或者注视着她的时候，他的严厉的目光就焕发出柔和的光辉，说话的腔调也亲切一些了。此时此刻，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质朴了。
每次会上，一碰到争论开始变得激烈甚至达到不可开交的程度时，霍霍尔总要站起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身子，用响亮得有如钟鸣的声音讲几句简单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变得平心静气，稍稍严肃些了。维索夫希科夫经常露出心情阴郁的样子，仿佛要催促大家去干什么似的。他和叫作萨莫伊洛夫的红发青年，总是首先挑起争论。还有那个叫伊凡·布金的，则常常附和他们俩。此人脑袋圆圆的，头发呈淡黄色，仿佛被碱水洗过一般。那个肥胖的好整洁的亚科夫·索莫夫，说话不多，声音低沉严肃，他和前额宽宽的费佳·马津，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娜塔莎有事缺席，代替她从城里赶来开会的是个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男子。他戴着眼镜，蓄着亚麻色的山羊胡子，谁也不知道他是远处哪一省的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噢”“噢”的特殊口音。他一举一动都有点远方人的味道。他的话通俗易懂，说的都是些平常事物——家庭的生活，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他都要谈到。
从城里来的还有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一个体态匀称、五官端正的高个子小姐，她的清瘦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大家管她叫萨申卡[4]。
萨申卡头一个激动地高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她在无言的惊愕中定定地注视着这个小姐的脸。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5]。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还年轻，当时她听人们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他们立誓非杀掉沙皇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
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在同志们的口头一再使用，母亲听惯了，也觉得它不那么刺耳了，它和其他几十个她不懂得的名词夹杂在一起，经常进入母亲的耳朵。可是，她对萨申卡还是不很喜欢。
有一次，她不满地撇着嘴对霍霍尔说：
“萨申卡干吗那样厉害!老是发号施令，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
霍霍尔哈哈大笑起来。
他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里含着嘲笑，说道：
“贵族嘛!”
巴维尔干巴巴地说：
“她可是个好人。”
母亲还发现萨申卡对她儿子的态度最严厉，有时甚至冲他叫嚷。巴维尔只是含笑不语，用以前看娜塔莎的那种温柔的目光看着这个姑娘的脸。这也使母亲感到不快。
有时，令母亲十分惊讶的是，一种狂喜的情绪，突然友善地弥漫在这伙人中间。这通常发生在某些晚上，当他们在报上读到有关外国工人新闻之际。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显露出喜悦的神情，大家都变得有点怪，仿佛都沉浸在孩子一般的幸福中，只听见一片欢乐爽朗的笑声，大家互相亲热地拍着肩膀。
于是大家如醉如痴地，脸上带着微笑，长久地谈论着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像谈论自己的朋友一样。他们觉得这些远方的朋友是自己的知心人，他们敬仰这些朋友，与他们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这个房间虽然狭小简陋，可在此时此刻，产生了全球工人精神上有血缘关系的感情，这种感情把大家融合成一个灵魂，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还不了解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使她从屈辱状况中直起腰来。她感到，这种感情中有一种欢乐、年轻、令人陶醉和充满希望的力量。
他们常常唱歌。唱那些大家都熟悉的普通歌曲时，他们总是高声愉快地唱，但有时候，他们也唱些调子特别和谐却又悲壮和不平常的新歌。唱的人有时脸色发白，有时情绪高涨，在响亮的歌词里，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其中有一支新歌[6]，特别震撼和激动着母亲的心灵。在这支歌里，听不见那种受尽凌辱因而在引发伤感和疑虑的幽暗小径上独自徘徊的灵魂的阴郁的沉思，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经惊吓、缺乏个性、毫无光彩的心灵的呻吟。这支歌里，完全没有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进行建设的那种复仇和抱怨的盲目感情；在这支歌里，丝毫听不到旧日奴隶世界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母亲被这支歌曲的歌词和声调所容纳不下的力量所征服，每逢他们唱起这支歌时，她总是比听别的歌曲更注意，比听别的歌曲感动得更深。
“现在是我们到街上唱这支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科夫愠怒地说。
几乎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总有同志到巴维尔家里来走访。他们一来到就开始看书，从书里摘抄一些东西，忙得脸也顾不上洗。吃饭喝茶也手不离书。母亲觉得他们说的话越来越难懂了。
“我们要出一份报纸!”巴维尔常常说。
“别人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可能很快暴露……”
“是鹌鹑就不要怕落网!”霍霍尔说。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每逢星期日，要是巴维尔没有空闲，霍霍尔就来劈柴。有一次，他扛来一块木板，拿起斧头，迅速而熟练地把门口台阶上腐朽了的板子换了。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叫霍霍尔来咱们家里做房客好吗？你们两个也会方便些，省得互相来回找。”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说，“要是他搬来，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
八
工人区尽头的这座小房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怀疑的目光窥察着房子的四壁。各类谣言扇动着五光十色的翅膀，在房子上空飞翔，人们千方百计想刺探和发现隐藏在峡谷上方这座房子里的秘密。每晚总有人向窗里张望，有时还敲敲窗户，又胆怯地匆匆跑开。
有一次，小酒店老板别贡措夫在街上叫住了弗拉索娃。不等对方答话，就一气不停地向着她喋喋不休地十分枯燥地说起来。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这一向身体好吗？儿子的情况怎样？怎么还不准备给他娶亲呢？年轻人应趁身强力壮的时候完成终身大事。一个人有了家，好比酸醋泡蘑菇，坏不了!如今这年头，对一个人可得严加管教。年轻人不去教堂，却在某些角落里秘密集会——议论是非。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说的事情，究竟是些什么事呢？秘密!只有在我们神圣的正教教堂里才有秘密。在阴暗的角落里搞出来的什么秘密，全都是因为头脑发昏!好，祝您健康!”
弗拉索娃的邻居，铁匠的寡妇，在工厂门口经营吃食的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市场上碰到母亲的时候，也说：
“外面有闲话!可不好听呀，我的大婶啊!人家都说你儿子组织了一个像鞭身教[7]一样的团体!叫作什么宗派，要像鞭身教徒那样相互鞭打……”
母亲把这些话全告诉了儿子，他一声不响地耸耸肩，霍霍尔却发出了沉厚而柔和的笑声。
“姑娘们也对你们有气!”母亲说，“对所有的姑娘来说你们都是值得羡慕的未婚夫，不酗酒，又会干活，可你们根本不理睬她们!她们说，有些行为不端的小姐从城里来找你们……”
母亲陷入了沉思。巴维尔那僧侣般的严峻使她感到不安。她看到甚至年纪比儿子大的同志，比如霍霍尔，都听他的意见，但她觉得，大家都怕他，谁也不喜欢他的那种刻板的生活方式。
有一次，她已经躺下睡觉了，儿子和霍霍尔还在读书，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她听见了他们的悄悄话。
“我喜欢娜塔莎，你知道吗？”霍霍尔突然低声感叹说。
“我知道。”巴维尔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她觉察到这一点了吗？”
“她觉察到了。”巴维尔回答说，“所以她不愿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活动了……”
过了一会，霍霍尔问：
“要是我告诉她……”
“告诉什么？”
“就说我……”霍霍尔低声说道。
“干吗要这样？”巴维尔打断了他的话头。
“你知道，我是这样想的：要是爱上一个姑娘，那就得告诉她，不然什么好处也没有。”
巴维尔啪的一声合上书。他用十分清晰的声音提问道：
“你期待什么好处呢？”
两个人沉默了许久。
“你说呢？”霍霍尔问。
“安德烈，这事应三思而行。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你究竟想得到什么好处。”巴维尔从容不迫地说，“假设她也爱你——我可不这样认为——就假定说是这样吧，那么，你们俩就结婚吧。一种十分有趣的结合——一个知识分子姑娘和一个工人，然后生下几个孩子，那时候，你只得一个人去做工……而且，要做很多的工。你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为一块面包，为几个孩子，为一套住房而生活；你们再也没有时间干事业了。两个人的前途都完了!”
一片静寂。过了一会儿，巴维尔又开始说了，口气似乎温和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