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少年·青年(校对)第21部分在线阅读

“尼古连卡！”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神经质地往一边扭动脑袋，眨眨眼睛，“既然我保证任何事情都不瞒您，您就没有理由怀疑我隐瞒真情。一个人的情绪不能总是一样，假如有什么事情使我伤心，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这是多么惊人的坦率而真诚的性格呀。”我暗自思量，没有再同他交谈。
我们默默地到了杜布科夫家。杜布科夫的住宅非常讲究，也许是我这么觉得。到处是地毯、图画、窗帷、华丽的糊墙纸、画像、大小安乐椅，墙上挂着步枪、手枪、烟袋和一些纸板做的兽头。一看到他书房的情景，我就明白沃洛佳在布置房间时是模仿谁了。我们去时，杜布科夫和沃洛佳正在玩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绅士（从他那毕恭毕敬的态度看来，大概是个不重要的人）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看着牌戏。杜布科夫本人穿着绸长袍和便鞋。沃洛佳脱掉常礼服，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从他那通红的脸色看来，从他偶尔从牌上移开视线、匆匆向我们投来的不满的眼光看来，他是在全神贯注地玩牌。一看见我，他的脸越发红了。
“你发牌。”他对杜布科夫说。我明白，他不愿意我知道他玩牌。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却好像对我说：“是的，我玩牌，你对这大惊小怪，只是因为你还年轻。这不但不是坏事，而且在我们这种年纪还是理所当然的哩！”
我马上感觉到，并且理解到这一点。
可是，杜布科夫并不动手发牌，却站起身来，同我们握手，让我们坐下。他请我们抽烟，我们谢绝了。
“原来是他来了，我们的外交家，我们祝贺的对象！”杜布科夫说，“真的，他非常像个上校。”
“嗯！”我小声说，又感到脸上露出愚蠢的扬扬自得的笑容。
我尊敬杜布科夫，就像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尊敬一个二十七岁的副官那样，所有的成年人都说这位副官是个品行端正的年轻人，他舞姿优美，说法语，从心眼里轻视我的年轻，但是显然极力掩饰这一点。
尽管我尊敬他，但是在我们交往的全部时间内，天晓得为什么，我总觉得正眼看他是件很难过、很不自在的事情。以后我注意到，有三种人的眼色我看起来不自在，这三种人就是：大大不如我的人，比我强得多的人和那些我不敢和他们互通心曲的人。杜布科夫也许比我强，也许不如我，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他经常撒谎，又否认这一点。我发现了他这个缺点，当然我不敢向他提。
“我们再玩一回！”沃洛佳说，像爸爸那样耸耸肩膀，洗着牌。
“看他老没个完！”杜布科夫说，“我们以后再玩好了。不过，玩一回也好，发牌吧！”
他们玩牌时，我观察他们的手。沃洛佳的手大而好看；他拿着牌的时候，他的大拇指的样子和弯曲着其他手指的样子跟爸爸的手像极了，一时之间，我甚至觉得沃洛佳是为了像个成年人而故意把手做出这个样子；但是我朝他脸上看了一眼，马上就看出来他除了玩牌而外，什么也不想。杜布科夫的手恰好相反，又小又胖，朝里弯着，非常灵活，手指柔软；正是常戴戒指而属于爱好做手工和喜欢漂亮东西的那种人的手。
沃洛佳一定是输了，因为观战的那个人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的运气太坏，而且杜布科夫掏出皮夹子，在上面记了点什么，给沃洛佳看了看，说：“对吧？”
“对！”沃洛佳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瞅了瞅记事本，“现在我们走吧。”
沃洛佳让杜布科夫和他同车，德米特里让我坐他的四轮轻便马车。
“他们玩的是什么牌？”我问德米特里。
“玩辟开[23]，一种愚蠢的玩法。赌钱根本是愚蠢的事情。”
“他们的赌注很大吗？”
“不大，不过照样不好。”
“您不玩牌吧？”
“不，我发誓不赌钱；但是，杜布科夫不赢什么人的钱就过不去。”
“这是他不好。”我说，“沃洛佳打牌的本领大概不如他吧？”
“当然是不好，不过这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杜布科夫爱赌钱，而且赌得很高明，但是他依旧是个好人。”
“我根本不认为……”我说。
“不，绝对不能往坏里想他，因为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我很喜欢他，而且会永远喜欢他，尽管他有缺点。”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正是因为德米特里太热心于替杜布科夫辩护，他已经不再喜欢他，也不再尊敬他了，不过由于固执己见，唯恐人家责备他反复无常，所以不承认这一点罢了。他属于那么一类人，他们对朋友的友情所以终生不渝，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朋友始终可爱，而是因为他们一旦爱上某一个人，哪怕爱错了，他们都认为甩开他是不名誉的事情。
十五
大家向我道贺
杜布科夫和沃洛佳叫得出雅尔饭店所有人的名字，从看门人到老板，人人都很尊敬他们。饭店立刻给我们找了个单间，摆上一桌佳肴，这是杜布科夫按照法文菜单点的。一瓶冰镇香槟酒（我对它尽量显得毫不在意）已经准备好了。这次宴会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欢畅，虽然杜布科夫按照自己的习惯，讲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仿佛真有其事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讲的是他祖母如何用火枪打死三个抢劫她的强盗（这使我满面通红，垂下眼睛，扭过脸不去看他），虽然我一开口要讲话，沃洛佳就显然担心害怕（其实根本不必要，据我记得，我没有说过任何特别不得体的话）。上香槟的时候，大家都向我道贺，我和杜布科夫和德米特里挽着胳膊，亲如手足地干杯，并且和他们亲吻。我不知道这瓶香槟是谁请客（后来他们才对我说是共同分摊），我很愿意用自己的钱招待朋友，因此就不住地摸口袋里那些钱，我偷偷地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把侍者叫来，将钱交给他，悄悄地，但是又让大伙听见，因为他们都默默地望着我，叫他再拿半瓶香槟酒来。沃洛佳满脸通红，直耸肩膀，吃惊地望着我和其余的人，我觉得我做错了，但是拿来那半瓶酒以后，大家喝得更来劲了。一切依旧进行得非常愉快。杜布科夫不住嘴地信口开河。沃洛佳也说了那么滑稽的笑话，而且说得妙极了，完全出乎我意料，我们笑了好久。他们（沃洛佳和杜布科夫）说笑话的特点是，模仿和夸大一个著名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问：“你到过外国吗？”另一个就回答说：“不，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的兄弟会拉小提琴。”他们把这种可笑的蠢话说得有声有色，甚至把原来的故事讲成：“我的兄弟从来也不拉提琴！”他们照这种方式一问一答，甚至有时不等人家问就牵强附会地把两种最不协调的东西硬扯到一起，一本正经地说出荒谬绝伦的话来，弄得非常可笑。我开始明白它的妙处，自己也想说些笑话，但是当我说的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地望着我，或者竭力不看我，于是我的故事就失败了。杜布科夫说：“你信口开河了，外交家老弟。”但是由于我喝了香槟酒，而且同成年人交往，心情十分愉快，所以他的批评只不过像针扎了一下罢了。只有德米特里，虽然喝得跟我们一样多，却还保持着他那种严肃庄重的心情，使大家的欢乐受到一些拘束。
“喂，听着，先生们，”杜布科夫说，“饭后我们一定要抓住外交家。我们到姑母家去好不好？我们在那儿处置他。”
“你要知道，涅赫柳多夫不会去的。”沃洛佳说。
“讨厌的道学先生！你是个讨厌的道学先生！”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跟我们去，你会发现姑母是个妙人儿。”
“不但我不去，我也不让他跟着你们去！”德米特里红着脸回答说。
“不让谁去？不让外交家去吗？你想不去，外交家？你瞧，一提到姑母，他就笑逐颜开了！”
“倒不是我不让他去，”德米特里接着说，他站起来，眼睛不望我，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而是我不劝他去，我不愿意他去。他现在不是个小孩了，如果他想去，你们不陪他，他一个人也可以去。但是你，杜布科夫，应该觉得羞愧：你做坏事，还要把别人带坏。”
“我请你们大家到姑母家喝杯茶，这有什么不好呢？”杜布科夫说着，对沃洛佳挤眉弄眼，“如果你不高兴同我们去，那就随你的便：我跟沃洛佳去。沃洛佳，你来吗？”
“好，好，”沃洛佳答应说，“我们去一下，然后你就同我回家，我们再接着打辟开。”
“你想不想同他们去？”德米特里说着，走到我跟前。
“不，”我回答说，在沙发上挪挪身子，给他让个地方，他在我旁边坐下，“我真不想去，如果你不劝我去，我决不会去。”
“不，”我后来又补充一句说，“说我不想同他们去是假话，但是我高兴我不去。”
“好极了，”他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是最好的了。”
这场小小的争论不仅没有破坏，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兴致。德米特里的心情突然变成我所喜欢的温顺心情。正像我以后多次发现的，感觉到自己做得不错的意识，会在他身上发生这样的影响。因为他保护了我，他现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变得非常高兴，又要了一瓶香槟（这是违反他的准则的），把一个陌生绅士邀到我们房间里，请他喝酒，唱Gaudeamus
igitur[24]，叫我们大家随着他唱，然后他提议到索科利尼基去兜风，对于最后这一点，杜布科夫说，未免显得太多情了。
“让我们及时行乐吧，”德米特里微笑着说，“为了庆祝他进了大学，我平生第一次要喝个酩酊大醉。就这样吧！”德米特里的这份欢畅似乎对他非常相称。他好像一位非常满意自己学生的家庭教师，或者一个十分满意自己子女的慈父那样兴高采烈，想让他们开开心，同时要证明一下，很正当地、很体面地寻欢作乐是可能的；虽然如此，他这种突如其来的欢快似乎感染了我和其他的人们，尤其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喝了半瓶香槟酒。
我怀着这种欢畅的心情到大房间里去，点上杜布科夫给我的一支香烟。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时，觉得有点头晕，必须特别注意我的手和腿，它们才能保持正常姿态。否则，我的腿就里溜外斜，我的手就胡抡乱舞。我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四肢上，强迫我的手举起来扣上礼服的纽扣，抚平头发（这时，不知怎地我的胳膊肘翘得老高），我强迫自己走到门口，腿照办了，但是踩下去不是太重，就是太轻，特别是左脚，几乎总是踮着脚尖走的。有个声音向我喊道：“你到哪儿去？他们会拿蜡烛来的！”我猜这是沃洛佳的声音，一想到自己总算猜对了，就感到高兴，但是我只对他微微一笑，就继续往前走。
十六
口角
那间大屋子里有个留着红胡子、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的人坐在小桌旁吃东西。他身边坐着一个高高大大、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他们在说法语。他们的眼神虽然使我很窘，但是我仍旧决定在他们面前的蜡烛上点着香烟。为了不同他们的视线接触，我就眼望着旁边，走到桌子跟前，开始点烟。香烟点着后，我忍不住看了那位吃午饭的先生一眼。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正充满敌意盯着我。我刚要扭过身去，他的红胡子就微微抖动起来，他用法语说：
“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人抽烟，先生！”
我嘟囔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
“不，我不喜欢，”那个留小胡子的人正颜厉色地接着说，飞快扫了那个没有胡子的人一眼，仿佛请他看看他怎样申斥我，“先生，我也不喜欢那些无礼到竟然到我的鼻子底下来抽烟的人，我也不喜欢那些人。”我立即恍然大悟，这个人是在骂我。但是一开始我还对他怀着歉意哩。
“我没有想到这会打扰您。”我说。
“啊，您没有想到您是个粗野的人，但是我可想到了。”那个人大喊起来。
“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喊叫？”我说，感到他是在侮辱我，我自己冒起火来。
“是这样一种权利，就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轻视我，对像您这样的家伙，我总要教训一顿。您姓什么，先生？您住在哪儿？”
我气得了不得，我的嘴唇发抖，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不对，大概因为香槟酒喝多了，我没有对那位先生说一句粗鲁的话，我的嘴唇反而很温顺地对他说出了我的姓名、住址。
“我姓科尔皮科夫，先生，您以后要客气些。我们后会有期（Vous
aurez
de
mes
nouvelles[25]）。”他结束说，因为全部谈话都是用的法语。
我只说了一句：“非常荣幸”，拼命使自己的声音尽量坚决，随后扭过身子，拿着那支已经熄灭的香烟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去。
我既没有对我哥哥，也没有对我的朋友们讲出刚才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思量这件怪事。“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un
mal
élevé，monsieur）[26]！”这句话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使我越来越愤慨。我的酒意完全消失了。当我考虑我在这件事上采取的行动时，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的举动像个懦夫。“他有什么权利攻击我？他为什么不干脆对我说，我妨碍了他？可见是他错了？他管我叫粗野的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他说：先生，粗野的人就是准许自己撒野的人呢？或者，我为什么不索性呵斥他说：住嘴！那样就妙极了。我为什么不要求他决斗呢？唉，我没有这样做，却像个卑鄙的懦夫一样忍气吞声。”“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这句话不住地刺痛我的耳鼓。“不，不能这样善罢甘休！”我暗自思量，于是站起身来，决心再去找那位先生，对他讲几句厉害话，如果迫不得已，甚至可以用烛台砸他的脑袋。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想到最后这个主意，但是当我又回到大房间的时候，心里却也相当害怕。幸亏科尔皮科夫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大房间里只有一个侍者在拾掇桌子。我想告诉侍者出了什么事，向他解释这一点也不怪我，但是不知怎地我改变了主意，又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回到我们的房间里。
“我们的外交家出了什么事？”杜布科夫说，“他大概在决定欧洲的命运。”
“口欧，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无精打采地说着，扭过身去。这以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怎地我开始思考杜布科夫根本不是个好人。“为什么他老开玩笑，叫我‘外交家’？这里面没有含着什么好意。他只想赢沃洛佳的钱，到什么姑母家去逛逛……他身上没有一点招人喜欢的地方。他说的都是谎话，要不就是庸俗不堪的言语，而且他老想取笑我。我觉得他简直笨极了，而且还是个坏人。”我这样思考了五分钟左右，不知为什么对杜布科夫越来越怀着敌意。杜布科夫却不睬我，这使我更恼怒了。我看见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同他谈话，甚至生起他们俩的气来。
“听我说，诸位，得给外交家泼点冷水了。”杜布科夫突然说道，含着微笑瞅了我一眼。我觉得这种微笑是讥笑人的，甚至是阴险的。“他很不好！真的，他很不好！”
“也得给您泼点冷水，您自己也不好！”我恶意地微笑着，回嘴道，甚至忘了曾经跟他你我相称。
这种回答想必使杜布科夫大吃一惊，但是他满不在乎地扭过身去，同沃洛佳和德米特里接着谈下去。
我想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是又感到我绝对不会作假，于是又躲到自己的角落里，在那儿一直待到离开饭店为止。
我们付了账，开始穿大衣的时候，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27]到哪里去呀？大概是回家去谈情说爱吧。我们不干这个，我们要去拜访亲爱的姑母，这比你们酸溜溜的友谊强。”
“您怎么敢这么说话，敢嘲笑我们？”我突然脱口而出，走到他跟前，挥舞着胳膊，“您怎么敢嘲笑您不了解的感情？我不允许您这样！住嘴！”我大叫道，接着又不响了，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杜布科夫最初非常惊讶，后来想把它当作玩笑一笑置之，但是最后他竟恐慌起来，垂下眼睛，这使我大为惊讶。
“我根本没有敢嘲笑你们，也没有嘲笑你们的感情。我只是说……”他支支吾吾地说。
“问题就在这里！”我喊道，但是就在这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又可怜起杜布科夫来，他那通红的、惊慌的脸上流露出真正的痛苦。
“你怎么啦？”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人想要欺负你。”
“不，他想侮辱我。”
“你弟弟是个不顾死活的人！”杜布科夫说这话时已经走出门口，因此他没能听到我反驳的话。
我很想追上他，再对他说些难听的话，但是正在这时，我与科尔皮科夫发生冲突时在场的那个侍者把大衣递给我，我立刻平静下来，仅仅在德米特里面前装出一脸怒气，免得他看见我突然息怒而感到奇怪。第二天，我和杜布科夫在沃洛佳的房间里碰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但是却疏远多了，而且彼此连看上一眼都觉得很困难了。
科尔皮科夫在第二天以及后来都没有把de
ses
nouvelles[28]告诉我。多少年来，我始终非常真切地记得同他的口角，而且感到十分痛苦。在事情发生以后的五六年里，每逢我想到没有雪耻，就浑身战栗，大声喊叫，但可以自慰的是，我回忆起在同杜布科夫的冲突中自己是个怎样的英雄好汉，很是得意。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件，怀着好笑的心情追忆我和科尔皮科夫的口角，并且后悔我不该迁怒于人，使好人杜布科夫平白无故受到侮辱。
当天晚上我把我同科尔皮科夫（我把他的相貌详尽地描绘了一番）的纠纷告诉德米特里时，他大吃一惊。
“就是那个家伙呀！”他说，“你想想看，这个科尔皮科夫是个出名的坏蛋、骗子手，尤其是个胆小鬼，他被同伴们从联队里赶了出来，因为他挨了耳光，又不愿意决斗。他是哪儿来的这份胆量？”他补充一句说，带着和蔼的笑容望着我，“但是，他没有说过比‘粗野的人’更重的字眼吧？”
“没有。”我回答说，脸红了。
“这件事很不好，不过还没有多大关系！”德米特里安慰我说。
很久以后，当我已经平心静气地思索当时情景的时候，我才作出相当合乎情理的结论，就是：科尔皮科夫大概觉得可以拿我来泄愤，当着那个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的面，来报复他多年以前挨的那记耳光，就像他叫我“粗野的人”，而我马上在无辜的杜布科夫身上发泄一样。
十七
我准备出门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