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少年·青年(校对)第20部分在线阅读

“叫谁？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我附近的人们议论说。
“伊科宁，去吧；叫你呢。但是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或者莫尔捷尼耶夫？我可不知道。是谁，谁就答应吧！”站在我身后的一个身材魁伟、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
“是您。”St.-Jérôme说。
“我姓伊尔捷尼耶夫，”我对那个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叫伊尔捷尼耶夫了吗？”
“是呀！您为什么不去？……你瞧瞧，真是个公子哥儿！”他补充说，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当我从凳子后面走过去时，可以听到他的话。走在我前面的是伊科宁，他是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身材高大的青年人，属于第三类，即年龄大的一类。他穿着紧身橄榄绿色礼服，打着蓝缎子领带，长长的淡黄色头发按照农民的样式很细心地往后梳着。坐在条凳上时，我就注意到他的外表了。他长得并不难看，爱讲话，但是最使我惊异的是，他那异样的红黄色头发居然拖到喉咙上，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不断解开背心的扣子，把手伸到衬衣里搔胸脯。
我和伊科宁一同朝桌边走去，桌后坐着三位教授；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一个年轻的教授像洗纸牌一样洗那堆考签；另外一位教授，燕尾服上别着一枚勋章，他正盯着一个滔滔不绝地讲查理曼大帝[12]的某些事迹、每说一句就加上一个“后来”的中学生；第三位教授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儿，他低着头，从镜片上边望着我们，指着考签。我觉得他的目光是同时对着伊科宁和我的，而且他对我们身上的某一点很不满意（可能是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因为他又看了我们一眼，就不耐烦地把头一昂，要我们赶快抽签。我又气又恼，首先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其次是因为他们显然把我和伊科宁相提并论，归到一类考生里去了，由于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对我也已经抱有成见。我毫不畏怯地抽了根签，准备回答；但是，那位教授却朝着伊科宁使了个眼色。我看看我那个签条上的问题，原来是我很熟悉的。于是我便静候轮到自己，一面观察在我面前发生的事情。伊科宁毫不胆怯，甚至过分大胆地侧着身子上去抽签，把头发往后一甩，敏捷地看了看写在签上的问题。他张开嘴巴，我觉得他开始要回答了，这时佩着勋章的教授用称赞的话打发走一个中学生，突然看了他一眼。伊科宁好像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全体沉默了两三分钟。
“说呀！”戴眼镜的教授说。
伊科宁张开嘴，又不出声了。
“要知道，不是您一个人参加考试。请问您回不回答？”年轻的教授说，但是伊科宁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考签，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教授透过镜片，从眼镜上方看看他，又摘下眼镜看看他，并且小心地擦擦镜片，然后又戴上。伊科宁一个字也没有说。他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笑意，他把头发甩到后面，又侧身朝着桌子，放下考签，轮流地望望每一位教授，然后又望望我，就扭过身去，迈着急速的步子，挥动着胳膊，回到条凳那边。教授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真是个好样的！”年轻的教授说，“自费生[13]！”
我走到桌子跟前，但是教授们依旧低声私下交谈着，好像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我在场。当时，我确信，三位教授都非常关心我会不会考取，会不会考得很出色，不过他们要摆摆架子，所以装出那么一副毫不在意、没有注意到我的模样。
当那个戴眼镜的教授漠不关心地转向我，要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看了看他的眼神，替他有点难为情，因为他在我面前摆出那么一副伪君子的神气，我开始回答时有点结结巴巴，但是不久就越来越流利了，因为那是俄国历史上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问题。我出色地答完了，甚至讲得非常起劲，想让教授们感到我不是伊科宁，不能拿我和他相提并论，我提议再抽一个考签；但是那位教授朝我点点头，说：“好了。”并且在分数本上记了点什么。我一回到凳子那边，中学生们就告诉我，我得了五分，天晓得他们怎么会什么都知道。
十一
数学考试
下一场考试，除了我认为不配和我结交的格拉普和不知为什么见了我就害羞的伊温以外，我已经认识了好些生人。有一些已经同我打过招呼。伊科宁看见我，甚至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他的历史要复试，那个历史教授从去年考试起就对他抱着恶感，在那场考试时也出难题，把他难倒过。谢苗诺夫跟我一样，也要进数学系，直到考试结束，他一直躲避着所有的人，默默无言地独自坐着，手托着腮，手指插到白发里，考试的成绩却非常优异。他考了第二名，第一中学的一个学生考了第一。这个人高大而瘦弱，黑头发，面色苍白，打着黑领带，额头上长满疙瘩。他的手瘦而发红，手指特别长，指甲咬掉了很多，指尖好像用细线捆着一样。我觉得这一切好极了，考第一的中学生就应该这样。他像大伙一样，同每个人都交谈，连我都跟他认识了，但是我仍旧觉得，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嘴唇的动作上，在他的黑眼睛里，显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富有魅力的东西。
数学考试时，我到得比平常早。这门课我相当熟悉，但是代数上有两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没有问过教师，因此一窍不通。我现在记得，这是组合定理和牛顿二项式。我坐在后排凳子上，翻阅两个不熟悉的问题；但是由于不习惯在嘈杂的屋子里念书，而且预感到时间不够，使我不能全神贯注在我所读的东西上。
“他在这儿！这儿来，涅赫柳多夫！”我听见沃洛佳的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说。
我回过身去，看见我哥哥和德米特里，他们敞着大礼服，摆动着胳膊，在凳子中间穿过朝我走来。在大学里和在家里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单从他们的不扣纽扣的大礼服来看，就表明他们对我们这些考生的轻蔑，引得我们这些考生又是羡慕又是尊敬。想到我周围的人们会看到我认识两个二年级的大学生，我得意极了，连忙迎着他们站起来。
沃洛佳甚至忍不住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来。
“啊，你这可怜的家伙！”他说，“怎么，还没有考完哪？”
“没有。”
“你在看什么？难道你没有准备好吗？”
“是的，有两个问题不大透彻。我不懂这个。”
“什么？就是这个吗？”沃洛佳说着，开始给我解释牛顿二项式，但是讲得又快又不清楚，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出对他的知识不信任的神色，他看了看德米特里，想必在他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表情，他脸红了，但是还继续讲着一些我不理解的话。
“不，等一等，沃洛佳，如果来得及，让我和他研究研究吧。”德米特里说，朝着教授们那个角落望了一眼，就在我身边坐下。
我立刻就发现我的朋友非常自得，非常温和，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总是这样，这一点是我特别喜爱的。他精通数学，而且讲得清清楚楚，把问题讲得那么透彻，我至今还记得。但是他刚要讲完，St.-Jérôme就用响亮的耳语说：“à
vous，Nicolas！”[14]于是我就跟在伊科宁后边，从凳子中间走出来，没有来得及研究另外一道我不懂的问题。我向两位教授坐着的桌前走去，黑板跟前站着一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很敏捷地写上一道公式，咔嚓一声把粉笔在黑板上弄断了，虽然教授已经对他说“够了”，并且让我们抽签，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写。“万一我抽到组合定理，可怎么办呀！”我暗自寻思，用颤抖的手指从那一堆柔软的纸片中抽了一个签条。伊科宁用和以前考试时同样勇敢的姿态，侧着身子，浑身摇晃着，也不选择就抽了上面那根签，看了看，就怒冲冲地皱紧眉头。
“我总是这样倒霉！”他嘟囔说。
我看看我的签。
啊呀，糟糕！正是组合定理……
“您抽着什么了？”伊科宁问。
我给他看看。
“我知道那一道。”他说。
“您要换吗？”
“不，反正是一样，我觉得心情不佳。”伊科宁还没有说完，教授就把我们叫到黑板跟前。
“唉，全完了！”我心里想，“考试成绩不但不像我想做到的那么优异，而且还要一辈子蒙上耻辱，比伊科宁还糟。”但是伊科宁冷不防转向我，当着教授的面，从我手里抢走考签，把他的考签给我。我看看他的签，原来是牛顿二项式定理。
那位教授不是个老头，他显得愉快而聪颖，突出的脑门使他显得更加如此。
“怎么回事？先生们，你们在换签吗？”他说。
“没有，他不过把他的给我看了一下罢了，教授先生。”伊科宁从容不迫地回答，教授先生几个字又是他在这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接着他又从我身边向后退，他望了望教授，望了望我，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那副姿势好像说：“没关系，老兄！”（后来我听说，入学考试伊科宁已经考了三年）
我把我刚准备过的那道题回答得非常出色，教授甚至对我说，我回答得比要求的还要好，于是给了我五分。
十二
拉丁语考试
拉丁语考试以前，真是一帆风顺。脸上缠着绷带的那个中学生第一名，谢苗诺夫第二，我第三。我甚至开始骄傲起来，当真以为：虽然我年纪小，可是我真有一套。
从第一场考试起，人人就都战战兢兢地议论拉丁语教授，说他仿佛是以作践青年，特别是自费生为乐事的野兽，说他只讲拉丁语或者希腊语。St.-Jérôme是我的拉丁语教师，他很鼓励我，我自己也觉得，我可以不用字典翻译西塞罗[15]的讲演和贺拉斯[16]的若干颂歌，而且熟谙祖姆普特[17]的文法，我准备得并不比别人差；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整个早上只听见在我前面去的人落第的事，有一个得了零分，另一个得了一分，第三个还挨了一顿骂，差点被赶出考场，诸如此类。只有谢苗诺夫和考第一的那个学生，像往常一样，沉着地去了又回来，两人都得了五分。当我和伊科宁一同被叫到那个可怕的教授只身坐着的小桌前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不幸。这位可怕的教授身材瘦小，面色发黄，留着油光光的长发，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
他递给伊科宁一本西塞罗的讲演集，叫他翻译出来。
令我大为惊奇的是：伊科宁不但读出来，而且靠教授的提示，甚至还翻译了几行。分析句法时，伊科宁又像先前一样陷入无可奈何的沉默中，我感到自己比这么一个软弱的竞争者强得多，就忍不住微微一笑，甚至带着几分藐视的神气。我希望我那聪明的、略带讽刺的笑容会博得那位教授的欢心，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
“您大概懂得多，所以笑了，”那个教授用蹩脚的俄语对我说，“让我们来瞧瞧。喂，您讲吧。”
后来我听说，拉丁语教授袒护伊科宁，伊科宁甚至就住在他家里。我立即回答了他问伊科宁的那个造句法中的问题，但是教授露出很难受的表情扭过脸去。
“好的，会轮到您的，我们瞧瞧您懂得多少吧。”他说着，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开始向伊科宁解释问他的那个问题。
“您可以走了。”他说，我看见他在分数本上给伊科宁打了四分。“哦，”我暗自思索，“他一点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严厉。”伊科宁走后，他整理书本和考签，擤鼻涕，挪椅子，懒洋洋地靠着椅背，望着大厅，从这边望到那边，到处都望到了，就是不看我。这样过了有五分钟之久，我觉得足有五个钟头。然而，这么装模作样他还觉得不够；他打开一本书，装出阅读的样子，好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一样。我往前走了一步，咳嗽了一声。
“啊，是的！您还在这儿吗？……好的，翻译点什么吧！”他说着，递给我一本书。“啊，不，最好是这个。”他翻开贺拉斯的作品，给我找出一段，在我看来，这地方没有一个人能翻译出来。
“我没有准备这个。”我说。
“您只想回答您背熟的啰？好吧！不，翻译这个吧。”
我极力琢磨，好容易才想出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位教授一看见我的疑问的眼光就摇摇头，叹口气说：“不行。”他终于不耐烦地很快把书本砰地一合，一个指头也夹在书里；他怒冲冲地把手指抽出来，递给我一条文法考签，向安乐椅上一仰，像凶神一样沉默不语。我本来要开口回答，但是他脸上的杀气使我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怎么回答也不会对头。
“不对，不对，完全不对！”他突然用他那发音糟透了的声音说，迅速地变换着姿势，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玩弄着松松地套在他左手瘦削的指头上的金戒指。“先生们，准备得这样就想进大学是不行的；你们大家只想穿上蓝领制服；你们懂得一点皮毛，就认为可以做大学生。不行，先生们，得认真地学习功课……”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在他讲这一大篇错误百出的俄语时，我始终呆呆地凝视着他那低垂的眼睛。最初，因为不能名列第三，我感到大失所望；随后，我害怕根本考不取；最后，又感到事情不公平，自尊心受了伤害，无故地受了屈辱，因而痛苦万分。此外，我瞧不起那位教授，因为按照我的看法，他不是comme
il
faut[18]的人物，这是我望着他那又短、又硬、又圆的指甲时发现的。这种蔑视像火上浇油一样，使上述的一切感情更为恶毒。他望了我一眼，发现我的嘴唇发抖，眼中噙着泪水，他大概把我的激动解释成请求加分数，于是，他好像可怜我一样，竟当着另一个刚走进来的教授的面说：
“好吧，我给您及格（就是说给我两分）。虽然您不该及格，但是我考虑到您年纪小，希望您上大学以后不要那么轻浮。”
他当着另外那位教授的面说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狼狈不堪，那位教授望着我，好像也在说：“哦，您懂了吧，年轻人！”一时之间，我的眼睛都模糊了。我觉得那位可怕的教授和他的桌子仿佛在遥远的地方，一个疯狂的念头偏偏很清楚地涌入我的脑际：“要是……会怎么样呢？会落个什么结果呢？”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做，反而不由自主地朝着两位教授特别恭敬地行了个礼，像伊科宁那样微微地笑了笑，就从桌边走开了。
这种不公正当时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常强烈，如果我可以随心所欲的话，我就不再去参加考试了。我完全失去了自尊心（就是想得第三名也已经不可能了），我毫不努力，甚至毫不激动地通过了其余的考试。我的平均分数虽然在四分以上，但是我对它已经丝毫不感兴趣。我自己认定，而且非常明确地向自己论证说，争取考第一名是极其愚蠢的事情，甚至是一种mauvais
genre[19]。我应该像沃洛佳一样，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打算今后在大学里就采取这种方针，尽管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朋友第一次发生了分歧。
我现在只想着制服、三角帽、自用马车、单人房间，更主要的是，我本身的自由。
十三
我是大人了
然而，这些想法也具有它本身的魅力。
五月八日，考完最后一门《神学》以后回到家里，我发现罗扎诺夫裁缝店的帮工来了，我认识他，他以前曾送来过用线绷上的平整光泽的黑呢制服和礼服，用粉笔在翻领上画了记号。现在，他把完全做好的、缀着亮晶晶金纽扣的衣服送来了，纽扣都用纸裹着。
穿上这套衣服，觉得好极了。尽管St.-Jérôme硬说礼服背后有皱纹，我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带着扬扬得意的笑容走下楼，到沃洛佳房里去。我感到仆人们从前厅和过道里不住地凝视着我的目光，只是假装没有理会。管家加夫里洛在大厅里追上我，祝贺我进了大学，遵照爸爸的命令，递给我四张白票，并且说，也是遵照爸爸的命令，从即日起，车夫库兹马、一辆轻便四轮马车和那匹赤骝马美男子，完全由我支配。我喜出望外，在加夫里洛面前怎么也装不出毫不在乎的神情，而且有些张皇失措，喘不过气来，脱口说出首先涌上我脑际的念头——我似乎说了：“美男子真是一匹骏马。”我望了一下从前厅门里和过道里探出来的人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穿着那件缀着亮晶晶金纽扣的新礼服飞奔过大厅。我刚走进沃洛佳的房间，就听见背后传来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的声音，他们是来向我道贺的，提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顿饭，喝杯香槟酒，来祝贺我进了大学。德米特里对我说，虽然他不喜欢喝香槟酒，但是为了和我你我相称，他今天也要陪着去干上一杯。杜布科夫说，不知为什么我很像个上校；沃洛佳没有祝贺我，只冷冷地说，后天我们可以下乡。好像，他虽然高兴我进了大学，却有点不愿意我如今像他一样成了大人。St.-Jérôme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大言不惭地说，他已经尽了责任，他不知道他的责任尽的是好是坏，但是他尽了全部力量，明天他就要搬到那位伯爵家去了。人家无论问我什么，我回答时感到脸上不由得露出一种甜蜜的、快乐的、有些愚蠢的扬扬得意的微笑，我甚至注意到这种微笑感染了所有同我交谈的人。
现在，我没有家庭教师了，我有自己的马车，我的姓名印在大学生名册中，我的腰带上佩着一把宝剑，警察有时也会向我敬礼……我是大人了，我好像很幸福。
我们决定五点钟在雅尔饭店吃饭，但是沃洛佳到杜布科夫家去了，德米特里说他饭前还要办一件事，也照例溜走了，因此我可以随意消磨两个钟头。我在所有的房间里转悠了好久，照了所有的镜子，一会儿把礼服纽扣扣上，一会儿又完全解开，一会儿只扣住上面一个纽扣，不论怎样我都觉得美极了。后来，尽管我觉得露出过于兴高采烈的样子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我还是忍不住到马厩和车棚去看看美男子、库兹马和马车，随后又回来，满屋子乱转，照照镜子，数数口袋里的钱，依旧那样快活地微笑着。然而，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开始感到有些无聊，或者惋惜没有人看见我这样光彩照人，于是我觉得需要活动活动。因此我吩咐驾上马车，打定主意最好到库兹涅茨桥去买点东西。
我记得沃洛佳进大学时，曾经买过石印的维克多·亚当[20]画的马，买过烟草和烟斗，于是我觉得我也必须那么做。
人们从四面八方注视着我，阳光在我的纽扣上、帽徽上和宝剑上闪烁，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停在达恰罗画店门口。我环顾了一下之后，就走进店里去。我不愿意买维克多·亚当画的马，免得人家说我盲目模仿沃洛佳，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麻烦那位殷勤的店员，于是就匆匆忙忙赶快挑选了摆在橱窗里的一张水粉画的女人头像，付了二十卢布。可是，在店里付了二十卢布以后，我还是觉得为了这么点小事麻烦两位穿着十分讲究的店员有些不好意思，同时我又觉得他们还是那样爱理不理地对待我。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物，于是就去注意观看摆在玻璃柜里的一个银器，知道这是porte-crayon[21]，价值十八卢布之后，我就叫店员用纸把它包起来，付了钱。我又打听到在隔壁的烟草店里可以买到好烟斗和好烟叶，我就客客气气地向两个店员行了礼，夹着那幅画走出来。隔壁商店的招牌上画着个吸雪茄的黑人，在那家铺子里，我也不愿意模仿任何人，没有买茹科夫厂出品的烟叶，而是买了苏丹烟叶、一支镶着土耳其烟嘴的烟斗、一支菩提木的烟管和一支蔷薇木的烟管。出了商店上马车的时候，我看见谢苗诺夫穿着普通礼服，低着头在人行道上快步走着。他没有认出我，使我很气恼。我相当大声地喊：“把车赶过来！”然后就坐上马车，追上谢苗诺夫。
“您好呀。”我对他说。
“您好。”他回答说，继续往前走。
“您为什么不穿制服？”我问。
谢苗诺夫停下来，眯缝着眼睛，露出雪白的牙齿，好像对着阳光刺痛眼睛似的，其实呢，他是要对我的马车和制服表示冷漠，他默默地打量了我一眼，就走开了。
从库兹涅茨桥，我乘车到了特维尔大街一家糖果点心店，尽管我想装出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店里的报纸，我还是忍不住接连吃了几个甜馅饼。有个绅士从报纸后面好奇地打量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飞快地把店里所有的八种甜馅饼每样都尝了一个。
回家之后，我觉得胃有点痛；但是我丝毫没有注意，开始细看我买来的东西。我很不喜欢那幅画，我不仅没有像沃洛佳那样给它装上镜框，挂在房间里，甚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抽屉柜后边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回到家里，我也不喜欢那个porte-crayon，我把它放在桌上，不过，我想这东西是银的，值钱，对大学生很有用处，来以此自慰。我打算立刻使用烟具，试它一试。
拆开那个四分之一磅的纸包，我细心地把金黄的、切得很细的苏丹烟丝装满了土耳其烟斗，放上火绒，把烟嘴夹在无名指和中指之间（我特别欣赏手的这种姿势），就开始抽起来。
烟味闻着很香，但是抽到嘴里却发苦，而且呛嗓子。可是，我硬着头皮抽了好半天，试着吐烟圈和吸进去。不久，屋子里满是淡蓝色烟雾。烟斗咝咝响起来，燃烧的烟叶冒起火星，我觉得嘴里发苦，头有点晕。我想不抽了。我刚要叼着烟斗去照镜子，可是我的两腿摇晃起来，使我吃了一惊。房间在旋转，我勉强走到镜子跟前，往镜子里一照，只见我的脸像块白布一样苍白。我刚来得及倒在沙发上，就想呕吐，四肢无力，于是我想象烟斗会要我的命，我觉得我要死了。我真吓坏了，想喊人救命，找人去请医生。
但是这种惊慌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头疼得厉害，浑身无力地在沙发上躺了半天，呆呆地望着纸包上画的博斯通若格格[22]的商标、掉在地板上的烟斗、烟蒂和馅饼屑；这时我忧伤失望地想：“如果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吸烟，大概是我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显然我命中注定不能像别人那样把烟嘴夹在无名指和中指之间，吸口烟，再从黄胡子中间喷出去。”
德米特里五点钟来找我，正赶上我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下。但是喝了一杯水以后，我觉得差不多恢复了常态，准备和他一齐走了。
“您怎么想起抽烟的？”他说，看见我抽烟的痕迹，“这太愚蠢，白费钱。我打定主意决不抽烟……不过，快走吧！我们还得去找杜布科夫。”
十四
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在做什么
德米特里一进我的房间，我从他的面部表情、走路的姿势、他心情不佳时眨着的眼睛、好像要整理领带把脑袋怪模怪样地往一边歪的这种特殊姿势，就看出他是处在一种冷淡、固执的心情中，这种心情是在他不满意自己的时候产生的，一向起着冷却我对他的感情的作用。最近我已经开始观察和批判我的朋友的性格，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变化：它还是那么新鲜、强烈，无论我从哪方面来看德米特里，我都不能不认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他具有两种不同的性格，而这两种性格我觉得都是美妙无比的。一种性格是我热爱着的：善良、亲切、温顺、快活，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可爱的品质。当他怀着这种心情时，他的整个容貌、声调、一举一动，仿佛都在说：“我又温顺又善良，而且以温顺和善良为乐事，这一点你们都可以看出来。”另一种性格是我现在刚发现的，我对它的庄严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冷若冰霜、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高傲、笃信宗教到狂热的地步和迂腐道学。现在他就显示出第二种性格来。
我们坐上马车，我用成为我们关系中的必要条件——坦率的口吻对他说，在我这个幸福的日子，看见他的心情那么沉重，使我那么不愉快，我非常难过和痛心。
“想必有什么事情使您伤心了。您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