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少年·青年(校对)第19部分在线阅读

今年春天爸爸很少在家。但是每逢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高兴；他在钢琴上乱弹他心爱的曲子，对我们使些慈爱的眼色，捏造些事情同米米和我们大家开玩笑，比方他说，米米乘车出去兜风，被一个格鲁吉亚王子看见了，他对她一见钟情，以致请求东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他离婚；他又说政府已经派我做维也纳公使的助手，——而且是一本正经地向我们宣布这些新闻。卡坚卡害怕蜘蛛，他就用蜘蛛吓唬她；他对我们的朋友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非常和蔼，一再向我们和客人们述说他未来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几乎天天变更，而且自相矛盾，但是它们却那么有趣，使我们都听出了神，柳博奇卡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的嘴，唯恐遗漏片言只语。爸爸一会儿计划让我们留在莫斯科上大学，而他带着柳博奇卡到意大利去上两年；一会儿计划在克里木南海岸置一个庄园，每年夏天到那里去避暑；要不就是全家搬到彼得堡，等等。但是除了这种特别的活泼态度而外，爸爸身上最近还发生了一个使我大为吃惊的变化。他定做了时髦的服装——一身橄榄绿色的礼服，裤脚有套带的时髦裤子和一件对他非常合适的长大衣；他去做客的时候身上时常散发出好闻的香水味，特别是拜访某位夫人的时候，米米一提到她就叹气，从她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话来：“可怜的孤儿们！不幸的情欲！她不在了倒好！”诸如此类。我听尼古拉说（因为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讲他赌钱的事），他今年冬天赌钱特别走运，赢的钱多极了，把钱存在当铺里，打算春天不再赌了。大概是怕管束不住自己，所以他想尽快到乡下去。他甚至决定，不等我进大学，复活节以后立刻就带着姑娘们去彼得罗夫斯科耶，我和沃洛佳随后再去。
整个冬天，一直到春天，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始终形影不离（他们开始对德米特里冷淡了）。根据我听到的谈话来推测，他们的主要乐趣是不断地喝香槟酒，乘着雪橇从他们俩似乎都爱上的一位小姐的窗下驰过，不再在儿童舞会上，而在真正的舞会里面对面地跳舞。虽然我和沃洛佳相亲相爱，后面这种情况却使我们疏远了好多。我们觉得，在还有教师们来教课的男孩和在成人舞会上跳舞的男子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致我们不敢互通心曲。卡坚卡已经长大成人，看过大量小说，我已经不觉得她快要结婚的念头是笑话了；不过，虽然沃洛佳也长大成人，但是他们并不接近，甚至好像谁也看不起谁。总之，卡坚卡一个人在家时，除了看小说，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多半是烦闷无聊；但是，当我们有男客的时候，她就变得十分活泼可爱，挤眉弄眼，而我实在不明白她这样是想表示什么。直到后来，在谈话中间我才听她说，唯一准许少女的卖弄风情，就是眉目传情，于是我懂得了这种别人毫不感到惊异的怪模怪样的、矫揉造作的眉来眼去。柳博奇卡也开始穿长一些的衣裳，这样一来，她的罗圈腿就几乎遮得看不见了，不过，她还像从前那样好哭。现在她已经不梦想嫁给骠骑兵，而是想嫁给一个歌唱家或音乐家，因此热心学音乐。St.-Jérôme晓得他在我们家只能待到我考试完毕为止，他已经在某伯爵家找到一个位置，从那时起就有点看不起我们家的人了。他很少在家，开始抽起香烟来，——这在当时非常出风头，还不断地用纸片吹一些快乐的曲子。米米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悲伤，仿佛从我们大家开始长大的时候起，她就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存什么希望了。
我来吃午饭的时候，在饭厅发现只有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St.-Jérôme；爸爸没在家，沃洛佳正和同学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考试，吩咐把饭给他送去。最近饭桌的首位多半是由我们谁都不尊重的米米来占据，午餐失去了很多的魅力。午餐已经不像妈妈或者外祖母在世时那个样子；从前，可以说午餐是在一定的时间把全家集合到一起，把一天分成两半的一种仪式。现在我们敢于迟到，上第二道菜时才来，用玻璃杯喝酒（这是
St.-Jérôme亲自给我们立的榜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还没吃完就站起来，以及诸如此类的随随便便的举动。午餐不再是往日那样愉快家庭每天的庆祝聚会了。这哪像在彼得罗夫斯科耶呀，那时在两点钟，我们都梳洗停当，穿好衣服去吃午饭，坐在客厅里愉快地谈着天，等待着指定的时刻来临。当仆从室的钟刚要敲两点钟的时候，福卡胳膊上搭着餐巾，带着庄重而有几分严峻的神情，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来。他用大嗓门拉长声音宣布说：“开饭了！”于是我们大家带着快活的、满意的神情，年长的在前，年幼的在后，顺序走进饭厅，浆硬的裙子窸窣作响，靴鞋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大家小声交谈着，各就各位。或者说，这也不像在莫斯科呀，那时我们都站在大厅里摆好餐具的桌旁，悄声细语，等着外祖母，加夫里洛已经去向她通报午饭摆好了。突然间，门打开了，我们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和缓慢的脚步声，外祖母戴着系有特殊的紫色缎带的帽子，微笑着，或者忧郁地斜视着（看健康情况而定），从容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加夫里洛赶紧走到她的安乐椅旁边，这时发出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每个人的脊背都感到一阵寒战（这是好胃口的预兆），拿起浆好的、有些发潮的餐巾，吃一片面包，怀着迫不及待的、令人喜悦的食欲在桌下搓搓手，望着管家按照等级、年龄和外祖母的眼色顺序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盘。
现在我来吃午饭时，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和激动了。
米米、St.-Jérôme和姑娘们议论着俄国教师穿的靴子是多么糟糕，科尔纳科娃公爵小姐们穿着什么样带褶的衣服等等。对他们这样说长道短，以前我真是从心眼里蔑视，特别是对柳博奇卡和卡坚卡，我都不想掩饰我的这种蔑视。可是现在他们的闲谈却再也扰乱不了我这种新的、美好的心境了。我非常温柔，特别和蔼地微笑着听他们讲话，客客气气地请他们把克瓦斯递给我，当St.-Jérôme在饭桌上纠正我的话，说je
puis比je
peux[10]讲起来更好听的时候，我表示同意。不过，我应当承认，因为谁也不特别注意我的温柔与善良，这使我有几分不快。午饭后柳博奇卡给我看一张纸，上面记着她所有的罪过；我觉得这很好，不过把自己所有的罪过都记在心上会更好些，而且这一切都不对头。
“哦，这样也不错；你不了解我。”于是，我对St.-Jérôme说要去学习，就回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但实际上在忏悔以前还有一个半钟头，趁这工夫，我要为自己的一生定个义务表和日程表，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永远要奉行不渝的准则写到纸上。
五
准则
我拿起一张纸，最初想写下明年的义务表和日程表。需要在纸上画线。但是因为找不到尺子，我就拿拉丁语字典来代替。用钢笔沿着字典的边画了线再把字典移开，结果是，不但线没有画成，反而在纸上留下长长一道墨迹，字典不够纸的长度，画到字典的软角上，线就弯了。我又拿了一张纸，挪动着字典，将就着画好一道线。我把义务分成三类：对自己的义务，对别人的义务和对上帝的义务。我先写第一类，哪知道它们有那么多项目和那么多种类，非先写出“生活准则”，然后再列表不可。我拿起六张纸，订成本子，在封皮上写了“生活准则”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写得歪歪斜斜，很不整齐，我考虑了好半天，要不要重新写过？望着这份撕破了的表格和这么难看的标题，我苦恼了好久。为什么在我心灵里，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清晰，而当我想要把我所计划的任何东西付诸实行的时候，结果写在纸上和在生活中竟是那么不像样呢？……
“神父来了，请下楼听训诫吧。”尼古拉来通报说。
我把本子放到桌子抽屉里，照了照镜子，把头发梳上去，我认为，这样能使我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走进起居室，那里已经摆好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面放着圣像，点着几支蜡烛。爸爸从另外一扇门与我同时走进来。神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修道士，板着老脸，向爸爸祝福。爸爸吻了吻他那又短又宽的、枯干的小手，我也照样做了。
“叫弗拉基米尔来，”爸爸说，“他在哪儿？不，不要找他了，他一定是在大学里斋戒。”
“他正在招待公爵呢。”卡坚卡说，瞥了柳博奇卡一眼。不知为什么柳博奇卡突然脸红了，皱起眉头，假装有些不舒服，走出屋去。我跟着她走出去。她在客厅站住，又用铅笔在纸上记什么。
“怎么，你又犯错误了吗？”我问。
“不，没什么，没什么……”她回答说，满面红晕。
这时，前厅里传来德米特里向沃洛佳告别的声音。
“唉呀，一切对你都是诱惑。”卡坚卡走进屋里对柳博奇卡说。
我不明白姐姐出了什么事：她羞愧得眼泪汪汪，窘迫到了极点，不但生自己的气，也生卡坚卡的气，因为卡坚卡分明在嘲弄她。
“哦，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个外国女人（再也没有比叫卡坚卡外国女人更让她难过的了，因此柳博奇卡就用这个字眼）。在这样的圣礼之前，”她用庄严的语气接着说，“你是存心叫我难过的……你要明白……这可不是儿戏……”
“你知道，尼古连卡，她写了什么？”卡坚卡说，因为叫她外国女人而非常生气，“她写了……”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坏，”柳博奇卡说，她大哭着离开了我们，“在这种时候，总是故意引人犯罪。我并没有老没完没了地提你的感情和痛苦呀。”
六
忏悔
我心不在焉地想着心事回到起居室，那时大家都聚在这儿，神父站起来，准备诵读忏悔前的祈祷文。但是当神父一诵读祈祷文，他那富于表情的严厉声调在一片静寂中回响，特别是当他对我们说“毫不羞愧，毫无隐瞒，毫不辩解，坦白说出你的一切罪过，你的灵魂就会在上帝面前涤净，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的时候，我早晨想到即将来临的圣礼时体验到的虔敬心情又涌上心头。我在意识到这种心情时甚至感到乐趣，极力要留住它，一面制止涌上心头的种种思绪，一面增强某种敬畏的心情。
爸爸第一个去忏悔。他在外祖母的房里逗留了好久，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起居室里沉默不响，或者小声商量谁先去。我们终于又听到门那边神父诵读祈祷文的声音和爸爸的脚步声。那扇门吱呀响了一声，爸爸从里面走出来，照老习惯轻轻咳嗽一声，耸着肩膀，对我们任何人望也不望。
“现在你进去吧，柳芭，记住，要统统说出来。要知道，你是我的大罪人！”爸爸愉快地说，在她的脸蛋上捏了一把。
柳博奇卡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从围裙里掏出她的字条，又放回去，低下头，不知怎地缩着脖子，好像等待来自上方的打击一样，走进门去。她没有逗留很久，但是当她从门里出来的时候，抽噎得两肩直耸动。
美貌的卡坚卡笑眯眯地从门里走出来以后，终于轮到我了。我走进那间半明半暗的房间，怀着不太强烈的恐惧心情，并且心里愿意使这种心情越来越强烈。神父站在讲经坛前，慢腾腾地扭过脸来朝着我。
我在外祖母的房里只逗留了五分钟，但是出来的时候很高兴，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纯洁的、在道德上重生的新人了。虽然旧日的一切生活环境——还是那些房间，还是那样的家具和我的依然如故的身形（我很愿意外表的一切都改变，就像我觉得内心已经改变一样）——使我感到不快，但是直到上床睡觉以前，我始终怀着那种欢愉的情绪。
我一边思索着我已经涤净的一切罪过，就沉沉入睡了，但在这时，我猛然回忆起一桩我忏悔时隐瞒了的可耻过错。忏悔前的祈祷文又浮上我的心头，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我的宁静心情转眼间就消失了。“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我不住地听到这话，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罪孽深重的人，随便给我什么惩罚都不够。我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久，思考着自己的处境，随时随刻等待着上帝的惩罚，甚至想到可能让我暴死，这个念头使我充满说不出的恐怖。但是突然间我想出个好主意：天一亮我就徒步或者坐车到修道院去见神父，再忏悔一次，——于是我就安心了。
七
去修道院
夜里我醒了好几次，怕睡误了事，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窗外天色刚泛白。我穿上衣服和靴子（衣服皱成一团，靴子也没有擦，都摆在床边，因为尼古拉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它们），没有祷告上帝，也没有梳洗，就平生第一次独自出门了。[11]
在对面一幢大房子的绿屋顶后面，晨曦透过寒雾泛出红光。春晨的严寒冻硬了泥土，冻结了小溪，冻疼了我的脚、脸和手。我们那条巷子里还没有一辆马车，我盼望能找到一辆，好快去快回。只有几辆货车在阿尔巴特街上行驶着，两个泥水匠一边聊天，一边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我走了一千来步，才遇见一些男人和提着篮子去市场的女人；我遇见去汲水的水车；在十字路口出现一个卖油炸包子的小贩；有一家面包房正在开门。在阿尔巴特门附近，我碰见一个年老的车夫，坐在他那辆外皮剥落、满是补丁的淡蓝色破马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着盹。他一定还没睡醒，到修道院往返路程，只向我要二十个戈比。但是，他突然清醒过来，我刚要上车，他便用缰绳梢打马，索性从我身边赶走了。“得喂马啦！不行，先生！”他嘟囔说。
我好容易才劝说他停下来，答应给他四十个戈比。他叫马站住，注意地望望我说：“上车吧，老爷。”我承认我有些害怕，怕他把我带到僻静的小巷里，抢劫我的东西。我揪住他的破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那大驼背上布满皱纹的脖颈就可怜地露了出来），爬上高低不平、摇摇晃晃、淡蓝色的车座。于是，我们就一路颠簸沿着沃兹德威仁卡街驶下去。路上，我注意到马车背后盖着一块和车夫的外套料子一样的绿布，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使我平静下来，我不再怕他会把我带到偏僻的小巷里抢劫我了。
我们到修道院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把教堂的圆顶镀成辉煌的金色。阴影里还很冷，但是整个路面上却流淌着混浊的急流，马在融雪的泥浆中啪嗒啪嗒地蹚着。我走进修道院围墙，遇到第一个人，就问他怎样找到神父。
“那就是他的修道室。”那个过路的修道士说，站了一会儿，指着有台阶的小屋。
“多谢。”我说……
那些从教堂里鱼贯走出来的修道士都打量着我，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不是成人，又不是个孩子；头发没有梳，脸也没有洗，衣服上沾着毛，靴子没有擦，还沾着泥。打量我的那些修道士在心目中会把我归为哪一类人呢？他们注视着我。但是，我还是按照那个年轻修道士所指的方向走去。
一个穿黑衣服、长着两道白色浓眉的老头儿，在通往修道室的小路上和我相遇，问我有什么事？
一时之间，我想说“没有什么事”，然后跑回去，坐上马车回家；不过，尽管那老头儿双眉紧锁，他的脸相却让人信任。我说我要见忏悔神父，并且说出他的名字。
“来吧，少爷，我给您领路，”说着，他就折回去，显然立刻猜到我的情况，“神父在做早祷；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他打开门，领我穿过整洁的过道和前厅，沿着干净的麻布地毯，走进修道室。
“您就在这儿等着吧。”他带着和善的、使人安心的神情说了这话就走出去。
我待的那个房间很小，拾掇得井井有条。全部家具是：一张摆在两扇小窗中间的、铺着漆布的小桌，窗台上摆着两盆天竺葵，一只圣像架，悬在圣像前的一盏灯，一把安乐椅和两把椅子。角落里挂着一只表盘上画着花卉的钟，链子上悬着两个铜锤；隔断顶上有刷了白灰的小木板连接着天花板，钉子上挂着两件长袍。隔断后面大概摆着一张床。
窗户外面两俄尺远有一堵白墙。窗户和墙之间长着一丛矮小的丁香树。外面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因此，钟摆愉快而有节奏的嘀嗒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响亮。我单独待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我头脑里以前的种种思想和回忆马上都飞逝了，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完全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沉思中。那件衬里破了的发黄的土布法衣，那些书籍的破烂的黑皮面和铜扣，那些叶子冲洗过、泥土也仔细浇过的深绿色盆花，特别是那钟摆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响声，都清楚地向我说明了一种我至今还不晓得的新生活，一种孤独、祈祷、宁静、平安幸福的生活……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心里想，“而他总是孤单单一个人，总是心情平静，在上帝面前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他的祈祷上帝已经听到了。”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极力不动身子，不大声喘气，唯恐破坏了对我有着很多启示的和谐声音。钟摆依旧嘀嘀嗒嗒地响着，往右边摆时响些，往左边摆时声音小些。
八
第二次忏悔
神父的脚步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您好，”他说，用手抚平他的白发，“您有什么事？”
我请求他为我祝福，怀着特别欢乐的心情吻了吻他那发黄的不大的手。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要求，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讲，就走到圣像前边，开始忏悔。
忏悔结束后，我克服了羞愧的心情，把心里的事都向他倾诉了。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用嘹亮而柔和的声音说：“我的孩子，愿圣父的恩典加在你身上，但愿他永远保持你的信仰、温顺和谦虚。阿门。”
我感到万分幸福；幸福的泪水哽住我的喉咙。我吻了吻他的毛布长袍的皱褶，抬起头来。神父的脸色非常平静。
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深受感动的情绪，唯恐这种情绪被破坏。我赶紧辞别神父，目不旁视，免得分心，我走到墙外边，又坐上那辆摇摇晃晃的斑驳的马车。但是，车子的晃荡和眼前闪过的形形色色的物体，很快就驱散了这种情绪；我已经在想，神父现在大概在想，他平生从未遇见过，而且也不会遇见像我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青年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种信念使我产生了一种快感，非常想对什么人说说。
我十分想同什么人谈谈，但是除了车夫，身边没有一个人，于是我就对他讲起来。
“我去了很久吗？”我问。
“这倒没什么。时间是很久了，马也早该喂了；要知道我是夜间赶车的。”老车夫回答，现在，由于阳光照耀，他显得比原先愉快多了。
“不过我却觉得，只有一会儿工夫，”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去修道院吗？”我补充了一句，向深处挪了挪，更挨近老车夫一些。
“我们哪里管得着那些事情？反正乘客叫我们把车赶到哪儿，我们就赶到哪儿。”他回答。
“不过，你到底怎么想呢？”我继续追问。
“大概是要埋什么人，去买坟地吧。”他说。
“不对，老头。不过，你知道我坐车去干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老爷。”他重复说。
我觉得车夫的声音是那么和蔼，为了教导他，我决定告诉他我出门的目的，甚至告诉他我体验的心情。
“你愿意我讲给你听吗？你可知道……”
于是我向他吐露了一切，而且向他描述了我的一切美妙心情。现在我一回忆起这件事，就不免脸红。
“真的吗？”车夫不相信地说。
后来，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久一声不响，除了偶尔理一理不住从他那穿着条纹裤的腿下面滑出来的上衣下摆，他那穿着大皮靴的脚在踏板上顿着。我认为，他对我的看法一定同神父一样，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好青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但是，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
“那么，老爷，您的事是老爷的事。”
“什么？”我问。
“老爷的事情，老爷的事情。”他重复说，用没牙的瘪嘴唇嘟囔着。
“不，他没有了解我。”我暗自思索，不过一直到家门口，我再也没有同他讲话。
尽管在灿烂的阳光下，街上的人群到处都显得五光十色。一路上我心里怀着的虽不是深受感动和虔诚的心情本身，但却满意我曾体验过这种心情。可是，我一回到家里，这种情绪就完全消失了。我没有四十个戈比付给车夫。我已经欠了管家加夫里洛的钱，他不肯再借给我。车夫看见我在院子里跑了两趟（为找车钱），他大概已经猜到我为什么跑来跑去，就从马车上爬下来，虽然我原来觉得他很和蔼，现在他却分明想要挖苦我，开口大声说，常常有一些骗子坐车不给钱。
家里的人还都睡着，除了仆人而外，我向谁也借不到四十戈比。最后，我用名誉担保，求瓦西里——从瓦西里的脸色看得出，他丝毫也不相信——不过，因为他喜欢我，而且记得我帮过他的忙，就替我付了车钱。我的那种心情烟消云散了。当我开始穿衣服去做礼拜，好同大家一起去领圣餐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衣服没有改好，不能穿，我的罪孽真是太大了。我穿上另外一件衣服，怀着一种异样慌张的心情去领圣餐，心里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良好意向。
九
我怎样准备考试
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四，爸爸、姐姐、米米和卡坚卡下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沃洛佳、St.-Jérôme和我留在外祖母的大宅邸里。忏悔那天和我去修道院那天的心情完全消逝了，只留下一种模糊的、但是非常愉快的回忆，而这种回忆越来越被自由生活的新的印象压下去了。
题着“生活准则”的记事簿也同我的草稿本一起收藏起来。我认为可能为一切生活情况制定准则，甚至永远以它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我很喜欢这种想法，认为这种想法很简单同时又很伟大，我还打算把它运用到生活中去。不过，我好像又忘记这种想法需要立即付诸实行，老是把它往后拖延。但是，使我可以自慰的是，现在涌到我头脑里的一切思想，都同我的准则和义务中的某一项恰好吻合：不是同对待别人的准则吻合，就是同对待自己或者同对待上帝的准则吻合。“那时候，我把这一项写在这儿，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同这问题有关的思想涌上心头。”我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常常自问：是当时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万能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还是现在，当我失去了发展的能力、怀疑人类智慧的力量和意义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我无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自由的意识，以及我提到过的那种有所期待的春天的情绪，使我兴奋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考试准备得非常糟。我往往在教室里学习一早晨，而且明明知道必须用功（因为明天有一门考试，我还有整整两道题没有读完），但是突然闻到窗口有一股春天的气息，好像我非得马上追忆什么不可，我的双手就自然而然地放下书本，两脚就自动地活动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脑子里好像被什么人拧紧发条，开动了机器；各种各样愉快的、离奇的幻想开始那么轻快、自然、而又飞速地掠过脑际。我只来得及看到它们闪耀的光芒。于是，一两个钟头就不知不觉地消逝了。要不然，我就对着书本坐着，勉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读的书上，这时突然听到外面走廊上有女人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于是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坐不住了，虽然我非常清楚，除了外祖母的老女仆加莎，谁也不会在走廊上走过。“不过，万一是她呢？”我想，“万一现在就开始，而我错过机会了呢？”于是我跳进走廊，看见果然是加莎；但是事后我好久还定不下心来。发条拧紧了，脑子里又是一团乱麻。要不然，傍晚我点着一支蜡烛独自坐在房间里，为了剪剪烛花或是变换一下坐的姿势，我的心思就突然离开书本，看见门口和角落里到处黑洞洞的，听见整座房子里都是静悄悄的，于是又不能不停下来，不能不倾听这片寂静，不能不从通暗室的门口望着这片黑暗，不能不一动不动地待上好久，或者下楼走过所有的空房间。更常有的情形是，黄昏时分，我不惹人注意地在大厅里坐上好久，倾听《夜莺曲》，这是加莎单独坐在大厅里，在烛光下用两个指头在钢琴上弹出来的。至于在皎洁的月光下，我根本不能不从床上爬起来，躺在朝着花园的窗台上，凝视沙波什尼科夫家映着月光的屋顶，凝视我们教区庄严的钟楼和横在花园小径上的篱笆和树丛的夜影；我不能不这样逗留好久，以致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才好不容易醒来。
因此，要不是继续前来给我上课的教师们，要不是St.-Jérôme有时不得不激起我的自尊心，更主要的，要不是想在我的朋友涅赫柳多夫的心目中显得像个能干的青年，也就是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这在他的观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不是为了这些，春天和自由就会使我忘记以前熟悉的一切，无论如何也考不取了。
十
历史考试
四月十六日，在St.-Jérôme的护送下，我第一次走进大学的大厅。我们是坐着我们家相当豪华的四轮马车来的。我生平第一次穿上燕尾服，我的全部服装，连衬衣和袜子，都是最新式、最好的。当门房在楼下帮我脱大衣，而我衣着华丽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甚至因为自己那么光彩夺目而有些害羞。但是当我一走进挤满了人的镶花地板的明亮大厅，就看见几百个穿中学生制服或者燕尾服的青年（其中有的冷冷看我一眼），还有态度傲慢的教授在远处桌子中间随便地踱来踱去，或者坐在大安乐椅上。一看见他们，我那种盼望引起普遍注意的心思就立刻化为乌有了；在家里，甚至在大学的门廊里，我脸上的表情还仿佛是懊悔我违反本意显得那么高贵，那么神气，此刻也变得非常胆怯，而且有点颓丧了。我甚至趋于另一个极端，当我看见近处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衣冠不整、特别寒酸，年纪还不老，但是头发几乎全白了的人的时候，我居然高兴极了。这个人远离人群，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我立刻挨着他坐下，开始打量那些考生，给他们下判断。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身形和面孔，但是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归为三类。
有的像我一样，由家庭教师或者父母陪着来考试，这些人里有伊温家最小的孩子由我认识的弗劳斯特陪着，有伊连卡·格拉普由他的老父亲陪着。所有这些人的下巴都毛茸茸的，露出干净的衬衣，规规矩矩地坐着，并不翻阅他们随身带来的书本和笔记。他们带着明显的畏怯神情望着教授和考桌。第二类考生是一些穿中学生制服的青年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刮过胡子。他们大多数彼此都认识，大声交谈着，称呼着教授的教名和父名，当场准备问题，互相传递笔记本，从凳子上跨过去，从门廊拿来油炸包子和夹肉面包，当场就吃起来，只是把头低到凳子那么高。最后一类，也就是第三类考生，为数并不多，年纪很大，有的穿着燕尾服，而大多数穿着常礼服，没有露出衬衫。这些人举止非常严肃，独自坐着，神色非常忧郁。那个由于穿着的确比我寒酸而使我感到自慰的学生就属于最后这一类。他双手托着头，指缝里露出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他正在读一本书，闪闪发光的眼睛偶尔向我投来短暂而不友好的一瞥，闷闷不乐地皱紧眉头，把光滑的胳膊肘又向我这边挪挪，使我不能更挨近他。中学生们恰好相反，他们自来熟，我真有点怕他们。比如，有个中学生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说：“请递给他，那边。”另外一个从我身边走过时说：“让让路，老兄。”第三个从条凳上爬过去的时候，用手扶住我的肩头，像扶桌子一样。这一切我觉得又粗野又令人不快；我自认为比这些中学生高明得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不拘礼节。终于开始点名了。中学生们大胆地走上去，大部分回答得很好，兴高采烈地回来；我们这一类人却胆怯得多，似乎回答得也不好。年纪大的一类人中，有几个回答得非常出色，有一些很糟糕。叫到谢苗诺夫的时候，我旁边那位头发花白、目光炯炯的人粗鲁地推了我一把，从我腿上迈过去，走到桌子跟前。从教授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回答得出色而又大胆。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之后，不等着听他得了什么分数，就沉着地拿起自己的笔记本走了。听到点名的声音，我已经战栗了好几次，虽然已经叫了一些以K字为首的姓名，但是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还没有轮到我。“伊科宁和捷尼耶夫！”突然有人从教授们那个角落呼唤道。一阵寒战掠过我的脊背和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