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45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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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基督教节日,在春天大斋前的一星期。
[93]俄国的一个谚语。
[94]俄国的一个谚语,意思是:空话于事无补。
[95]法语:啊!他出身于真正的上等社会,真正的上等社会。
[96]法语:这可真是新鲜事儿!
复活
第三部

那批犯人,包括马斯洛娃在内,已经走了将近五千俄里。马斯洛娃跟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1]。只有到了这个城市,涅赫柳多夫才算疏通成功,把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他是听从跟那批犯人一同登程的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给他出的主意才这样做的。
到彼尔姆为止的那段路程,对马斯洛娃来说,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很苦。她肉体上感到苦,是因为环境拥挤,肮脏,还有那些讨厌的虫子[2],不容她安宁。她精神上感到苦,是因为有那么多同样讨厌的男人。虽然每到一个旅站他们就要更换一批,可是到处的男人都像那些虫子一样,一概死命纠缠,追逼不已,也不容她安宁。在女犯人同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肆无忌惮的淫乱风气,害得每个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如果不愿意利用她自己的女人地位,就得经常小心戒备才成。这种连续不断的恐惧和斗争的局面是很苦的。马斯洛娃既然具有艳丽动人的外貌,大家又都知道她的过去,她就特别容易遭到这类骚扰。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一律坚决抗拒,这就使得他们认为是侮辱,而且在他们的心里另外引起一种对她恼羞成怒的感情。在这方面,多亏她跟费多霞和塔拉斯亲近,才缓和了她的处境。塔拉斯自从知道他妻子不断遭到纠缠以后,情愿加入囚犯的队伍,为的是保护她。他从下诺夫哥罗德起就已经以犯人的身份跟囚犯们一块儿赶路了。
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的队伍中,这在各方面改善了她的处境。姑且不谈政治犯的住处比较好,伙食比较好,所受到的粗暴的待遇也比较少,首先,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她的处境得到改善,这表现在她不再受到男人的搅扰,可以安心生活,不至于每一分钟都得想起她目前十分希望忘掉的那些往事了。不过这次调动的主要好处,却在于她认识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对她起了决定性的、极为良好的影响。
马斯洛娃得到许可在沿途各旅站上跟政治犯住在一起,然而她既是健康的女人,在赶路的时候就得跟刑事犯一起步行。从托姆斯克[3]起她就一直这样走路。另外还有两名政治犯也同她一块儿步行,一个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谢季宁娜,也就是先前涅赫柳多夫到监狱去探望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时候引起他注目的那个生着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少女,另一个是叫做西蒙松的人,正流放到雅库茨克[4]区去,涅赫柳多夫在那次探监的时候也见过他,生得肤色发黑,头发蓬松,一对眼睛在额头下面深深地凹进去。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所以步行,是因为她把她在大车上的座位让给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了;至于西蒙松步行,却是因为他觉得享受阶级的特权[5]是不公平的。这三个人同别的政治犯不在一起,一清早就跟刑事犯一块儿上路,另外的政治犯却要迟一点才坐大车跟上来。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最后一个旅站,过了这个旅站就要到达一座大城,由新的押解官来接管这批犯人了。
那是九月间一个阴雨的早晨,天色还早。天空中一忽儿下雪,一忽儿下雨,不时刮来一阵阵寒风。那批犯人一共大约有男子四百名和妇女五十名。他们已经出来,待在旅站的院子里,有一部分人聚在押解官周围,押解官正在把两天的伙食费发给犯人们的班长,有一部分人向得到许可走进旅站院子来的女贩们购买吃食。犯人纷纷数钱购买食物,人声嘈杂,女贩们也嘁嘁喳喳地讲个不停。
卡秋莎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一块儿,两个人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短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的住房来到院子里,朝女贩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根底下一块背风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叫卖她们的货物:新鲜的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在卖一头烤熟的乳猪。
西蒙松穿着橡胶的短大衣,脚上穿着毛袜,套着胶鞋,用带子扎紧(他是素食主义者,不使用被屠宰的牲畜的皮革)。他也已经来到院子里,等着那批犯人出发。他在门廊上站着,把脑子里刚刚出现的一个思想写到他的笔记本上。这个思想是:
“假如有一个细菌观察并且研究了人的指甲,”他写道,“那么它就会认为指甲是无机体。我们恰好也是这样观察了地球的外壳而认为地球是无机体。这是不正确的。”
马斯洛娃已经买下一些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的白面包,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袋子,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在同女贩算账和付钱。这时候犯人们活动起来。大家不再谈话,纷纷站好队。军官走出来,做出发以前的最后指示。
一切事情都照往常那样进行着:清点犯人的人数,检查犯人的镣铐是否牢固,把排成双行走路的犯人们用手铐锁在一起。可是,突然间,大家听见军官的威严而震怒的喊叫声、殴打人的身体的响声和小孩的啼哭声。所有的人一下子都静下来,随后人群里低声埋怨起来。马斯洛娃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朝传来吵闹声的地方走去。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卡秋莎走到吵闹的地方,看到了如下的情形:一个身强力壮、留着很长的淡黄色唇髭的军官,这时候正皱着眉头,用左手揉搓右手的手心,原来他刚用右手打过一个男犯人的脸,把手打痛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下流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人,剃掉了半边头发,身上穿着很短的大衣,下身穿着更短的长裤,一只手擦着挨过打而在流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小女孩,她缠着一块头巾,在尖声地哭号。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军官骂了一句下流话,“叫你尝一下强辩的味道……”他接着又骂一句。“把孩子交给那些娘儿们,”军官嚷道,“你戴上手铐。”
军官硬要给被村社判处流刑的一个农民戴上手铐,可是那个农民一路上得抱着他的小女孩走路,他的妻子已经在托姆斯克害伤寒病死掉,把小女孩留给他了。犯人就声明说他戴着手铐不能抱孩子,这句话惹恼了当时心绪恶劣的军官,他就举手毒打这个没有立刻服从命令的犯人[6]。
在这个挨了毒打的人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生着黑胡子的男犯人。男犯人的一只手上戴着手铐,眼睛阴沉地从眉毛底下时而看一下军官,时而看一下抱着小女孩的挨了打的犯人。军官又对押解兵下命令,要他把小女孩带走。犯人们当中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姆斯克起,一直走到这儿,从来也没叫他戴过手铐。”一个沙哑的说话声从人群的后排传来。
“她又不是小狗,她是孩子嘛。”
“这可叫他拿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办事,不合法律。”另外一个人说。
“这是谁在讲话?”军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那边扑过去,嚷起来,“我要叫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吗?是你吗?”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宽脸膛、矮身量的男犯人说。
他没有来得及说完他的话。军官举起两只手,朝着他的脸打过去。
“你们要造反!我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你们还敢造反不。我要开枪把你们像狗一样统统打死。上司知道了,反而会向我道谢。快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静下来。一个押解兵把死命哭叫的小女孩夺过去。另一个押解兵开始给犯人戴上手铐,犯人顺从地伸出手。
“把小妞儿送到娘儿们那边去。”军官对押解兵嚷道,整理一下他那根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极力从头巾里伸出小手来,不住地哭号,涨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从人群里走出来,往押解官跟前走去。
“军官先生,请您允许我来带领这个小姑娘。”
抱着小姑娘的押解兵停住脚。
“你是什么人?”军官问。
“我是政治犯。”
显然,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的美丽的容貌和她那对好看的暴眼睛(军官接管犯人的时候已经见过她),对他起了作用。他默默地瞧着她,好像在斟酌什么事情似的。
“我倒无所谓。您愿意带领她,就由您带去也行。您怜惜他们倒好办,可是万一他逃跑了,那由谁来负责呢?”
“他抱着小女孩怎么能逃跑?”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我没有功夫跟您闲谈。要是您乐意,那您就把她带去吧。”
“您吩咐把这个小妞儿交给她吗?”押解兵问道。
“交给她吧。”
“到我这儿来。”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竭力把小女孩哄到她这边来。
可是小女孩在押解兵的怀里往她父亲那边探出身子,继续尖声哭叫,不愿意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那边去。
“您等一等,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会到我这边来的。”马斯洛娃说着,从袋子里取出一个面包圈来。
小女孩本来就认得马斯洛娃,这时候瞧见她的脸和面包圈,就到她那边去了。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大门敞开了,那批犯人走到门外,排好队伍。押解兵又清点犯人的人数。大家把背包放在大车上,捆扎在一起,让那些体弱的人坐上车。马斯洛娃抱起小女孩,走到妇女的队伍那边去,跟费多霞站在一起。西蒙松一直在一旁观看刚才发生的事,这时候迈着坚决的大步走到军官面前,军官已经料理完一切事情,正要坐上他自己的四轮马车。
“您做的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您回到您的队伍里去,这不关您的事。”
“我的事就是要对您说明您做的不对,而且我已经说过了。”西蒙松说着,眼睛从两道浓眉底下凝神瞧着军官的脸。
“准备好了吗?队伍听着:开步走。”军官不理睬西蒙松的话,喊一声,然后扶着赶车的士兵的肩膀,上了他的四轮马车。
犯人的队伍走动起来,伸展得很长,在两条水沟中间顺着布满泥浆和车辙的道路,穿过茂密的树林走去。

卡秋莎经历了最近六年当中在城市里所过的那种放荡、奢侈、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以及这两个月来在监狱同刑事犯们一起所过的生活以后,如今同这些政治犯待在一起,尽管他们的环境极其艰苦,可是她却觉得好得很。每天步行二三十俄里的路,吃很好的食品,走两天路以后休息一天,这使得她的身体强壮起来。再者,她和新同伴们的交往,给她揭开了她以前一点也不了解的各种生活趣味。目前和她一起赶路的人,这些照她的说法“好得出奇的”人,她不但从来没有见识过,甚至是连想也无从设想的。
“是啊,当初我被判刑的时候,我哭了,”她说,“其实我倒应该永生永世感激上帝才是。现在我长了不少见识,像这样的见识,按我原来的那种生活,我是一辈子也得不到的。”
她毫不费力,很容易地理解了指导这些人行动的动机。她自己既然出身于人民,对他们就十分同情。她明白这些人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上层人的。这些人本身就是上层人,却为了人民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这就使得她特别器重这些人,钦佩这些人。
她钦佩她所有的新同伴,不过她最钦佩的莫过于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不但钦佩她,而且怀着一种特殊的、敬重的、热烈的心情爱她。这个美丽的姑娘出身于一个将军的富裕家庭,会说三种外国话,可是过着最普通的女工的生活,凡是她那富裕的哥哥寄给她的东西,她一概拿去送给别人,自己穿戴得不但朴素,而且寒酸,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意,这些马斯洛娃看在眼里,不由得暗暗惊奇。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完全不卖弄风情,这个特点使得马斯洛娃特别惊讶,因此也就使得她特别着迷。马斯洛娃看得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知道自己生得美丽,甚至因为知道自己容貌美丽而感到愉快,可是她非但不为她的容貌给男人们所留下的印象高兴,反而害怕这种事,她对于恋爱是抱着断然厌恶和恐惧的态度的。她的同志们,那些男人,都知道这一点,即使对她产生了爱慕的心,也决不容许自己对她表现出来,对待她如同对待男同志一样。然而那些不熟悉她的人却往往缠住她不放,不过她体力好,这是她特别引以自豪的,据她说多亏她力气大,才救了她的急。“有一回,”她笑着讲道,“有一个上等人在街上缠住我,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开我。我就抓住他,使劲摇晃他,吓得他赶紧从我跟前跑掉了。”
她所以会成为革命者,依她的说法,是因为她从小就对上层人的生活感到厌恶,而喜欢普通人的生活。当时她老是挨骂,因为她经常待在使女的房间、厨房、马房,却不肯待在客厅。
“我跟厨娘和马车夫待在一块儿,总是很快活。跟我们那些老爷太太们相处,我却觉得枯燥无味,”她讲道,“后来,等到我懂事了,我才看出我们的生活坏极了。我的母亲早已去世,我不喜欢我的父亲。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离开家庭,跟一个女朋友一块儿到工厂里去做女工。”
她离开工厂后,到农村去生活。后来她回到城里,在一个暗藏着秘密印刷机的寓所住下,最后她被捕,判了苦役刑。关于判刑的原因,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本人是绝口不提的,不过卡秋莎却从别人的口里听说,原来她被判苦役刑,是因为那个寓所遭到搜查的时候,有一个革命者在黑暗中放了一枪,她却把放枪的罪名揽在自己身上了。
卡秋莎从认识她的那一天起就看出,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也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她素来不顾自己,永远专心寻找机会,好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为别人出力,帮助别人。她现在的同志们当中,有一个人姓诺沃德沃罗夫,在讲到她的时候常常开玩笑地说,她热中于慈善的游戏。这话确实不错。她的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像猎人寻找野生的禽兽那样寻找为别人服务的机会。这种游戏已经成为她的习惯,成为她生活中的工作。而且这种事她做得极其自然,使得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再尊重她的帮助,反而要求这种帮助了。
马斯洛娃刚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对她感到憎恶和厌弃。卡秋莎注意到这一点了,不过后来又注意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极力克制自己,对卡秋莎特别亲切和蔼。这种亲切和蔼出之于这样一个不平常的人,使得马斯洛娃极为感动,结果她把她整个的心都交给她,不知不觉地接受她的见解,不由自主地在各方面模仿她。卡秋莎这种忠诚的爱感动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也喜欢卡秋莎了。
这两个女人还因为对于性爱都感到憎恶而更加亲近。这一个痛恨性爱,是因为身受过性爱的种种摧残;另一个虽然没有性爱的体验,却总是把它看成一种不可理解的、同时又令人憎恶的、有辱于人的尊严的东西。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的影响,是马斯洛娃愿意接受的一种影响。其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马斯洛娃爱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另一种影响是西蒙松的影响。这种影响所以会产生,却是因为西蒙松爱马斯洛娃。
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这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有些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做智力的游戏,对待自己的理智如同对待一个摘掉了传动带的飞轮似的,因而他们在行动中总是顺应别人的思想,顺应风俗、传统、法律。有的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一切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几乎永远倾听自己的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有偶尔,而且是在经过批判的衡量以后,才遵照别人所决定的意见行动。西蒙松就是这样的人。他对一切事情都用他的理智来检查和决定,而且一旦做出决定,就一定照着去做。
他远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就断定他的父亲做军需官所挣的钱是不义之财,于是对父亲声明说,这种财产应当交还人民才对。可是父亲非但不听从他的话,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不再使用父亲的钱财。他断定当前一切恶势力之所以存在都起因于人民没有受过教育,就在离开大学的时候加入民粹派,到农村去做教员,向学生们和农民们大胆地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一切东西,否定他认为错误的东西。
他被捕,受到了审讯。
在受审的时候,他断定法官们没有权利审问他,就把这话直说出来。可是法官们不同意他的话,继续审问他,他就决定不再答话,对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被判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那里他形成一种宗教性的学说,这种学说确定了他的全部活动。这个宗教性的学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所有我们认为是死的和无机的物体,无非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的某些部分而已,因此人作为这个大有机体的一小部分,其任务就在于维护这个有机体以及它那些活着的各个部分的生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认为消灭活物是犯罪,才反对战争和死刑,而且不但反对用任何方式杀人,甚至反对屠宰牲畜。关于婚姻,他也有他自己的理论,认为人类的繁殖仅仅是人的低级职能,高级职能却在于为当前活着的人服务。他从血液当中含有吞噬细胞这一事实,找到了支持他这种思想的根据。独身者,依他看来,无异于吞噬细胞,它的使命就在于帮助有机体的衰弱的、病态的部分。虽然他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沉湎于酒色,可是自从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就照这样生活下去。他现在认为他自己像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一样,乃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卡秋莎钟情,这不违背他的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7],他认为这样的爱情非但不会妨碍他像吞噬细胞那样为弱者服务的活动,反而会越发鼓舞他从事于这种活动。
然而除了精神方面的问题他按自己的主张解决以外,就连大部分的实际问题他也按自己的主张解决。他对一切实际的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理论,他定出种种规则,应当工作几个小时,休息几个小时,吃什么样的伙食,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生火,怎样点灯。
话虽如此,西蒙松同别人相处却是非常腼腆谦虚的。不过一旦他做出什么决定,那就任什么东西也不能拦阻他。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爱上了马斯洛娃,这才对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马斯洛娃凭着女人的感觉很快就揣摩到他在爱她,她想到居然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引起了爱情,她在她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就提高了。涅赫柳多夫向她求婚是因为宽宏大量,还因为从前发生过那样的事,然而西蒙松却是在她处于目前这样的景况下才爱上她的,他纯粹因为喜欢她才爱她。此外,她还领会到西蒙松认为她是不平常的女人,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具有特殊的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她不大明白他究竟认定她有些什么样的品质,不过她为了稳妥起见,为了不致欺骗他,总是想方设法,用尽一切力量把她认为她自己所能有的种种最好的品质表现出来。这就促使她极力成为一个她所能做到的好人。
这种情形早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天,那是政治犯们共同会晤探监人的日子,她就已经留意到他那对纯洁善良的深蓝色眼睛,在隆起的额头和眉毛底下,用特别固执的目光瞅着她。早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留意到这个人特别,而且带着特别的神情瞧她,还留意到他那竖起的头发和皱起的眉毛形成一种严厉的神情,而这种严厉却无意中跟他目光里那种稚气的善良纯洁竟然结合在同一张脸上,实在是出人意外的。后来,在托姆斯克,她调到政治犯当中来,她就又见到他了。尽管他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可是他们四目相视的那种眼光却承认他们都互相记得,而且感到彼此之间是休戚相关的。就连这以后他们之间也没有谈过什么含有深意的话,不过马斯洛娃觉得他讲话的时候,如果有她在场,他的话就总是对她而发的,为她而讲的,因而极力把话说得简单明了些。自从他同刑事犯一道步行的时候起,他们俩就开始更加接近了。

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的这段路上,涅赫柳多夫只有机会同卡秋莎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下城,犯人们坐上一条四周圈着铁丝网的驳船以前;一次是在彼尔姆,在监狱办公室里。这两次会面,他都发现她不爱说话,态度也不和气。他问她一路上好不好,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她却回答得支支吾吾,心慌意乱,而且依他看来,似乎还流露出她以前就已经表现过的那种敌视的责备神情。她这种阴郁的心境使涅赫柳多夫感到痛苦,其实那只是因为当时男犯人正在纠缠她。他担心旅途中她处在艰苦而使人堕落的境况影响下,又会陷入以前她对自己不满和对生活绝望的那种心境,正是那种心境才促使她恼恨他,并且拚命地吸烟喝酒来忘掉一切。可是他又不能在任何方面对她有所帮助,因为旅途中最初的整段时期,他没有机会同她见面。一直到她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他这才不但相信自己的担忧毫无根据,而且恰好相反,随着他每一次同她见面,他开始注意到在她身上越来越明确地出现了内心的变化,而这正是他那么强烈地盼望在她身上看到的。临到他在托姆斯克初次同她见面,她已经又变得跟启程以前一样了。她见到他,既不皱眉,也不心慌意乱,而且刚好相反,欢欢喜喜,神色自若地迎接他,向他道谢,感激他为她出力,特别是感激他把她调到目前正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些人当中来。
自从她随着队伍跋涉了两个月以后,她内心所起的变化也在她的外貌上表现出来。她消瘦,晒黑,仿佛苍老了似的。她的两鬓和嘴角露出细纹,她不再让一绺头发飘到额头上来,而把头发都包在头巾里。于是,不管她的装束也罢,她的发型也罢,她对人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她这种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在进行的内心变化,不断地在涅赫柳多夫心里引起一种特别欢乐的心情。
他现在对她生出一种以前他从没体验过的心情。这种心情跟最初那种诗意的迷恋完全不同,跟他后来所感到的肉欲的爱慕更不相同,甚至跟他在法庭审判以后决定同她结婚而产生的履行责任的思想感情以及其中混杂着的虚荣心理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这种心情就是最单纯的怜惜和感动,当初他在监狱里跟她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产生过这样的心情,后来他到医院里去过一趟以后,极力克制自己的厌恶,原谅她和医士中间那个虚构的恋爱事件的时候,又更加强烈地产生过那样的心情(至于她遭到冤枉的那件事,后来已经解释清楚)。这就是先前已经有过的那种心情,只是有一点区别:先前那种心情是暂时的,现在却变成经常的了。现在无论他在想什么事,也无论他在做什么事,他的一般的心境总是这种怜惜和感动的心情,而且不但对她一个人如此,对一切人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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