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46部分在线阅读

这种心情似乎在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开辟了一道爱的激流，原先这种爱找不到出路，现在却向他遇见的一切人涌去。
涅赫柳多夫感到他自己在这次旅行的整个时期保持着一种情绪昂扬的精神状态，因而对所有的人，从押解兵和马车夫起，到跟他打过交道的监狱长官和省长止，不由自主地变得关心和体贴了。
在这段时期，由于马斯洛娃已经调到政治犯当中，涅赫柳多夫就得到机会认识了许多政治犯，最初是在叶卡捷琳堡[8]认识的，因为政治犯们在那里很自由地同住在一个大牢房，后来他在路上又认识了同马斯洛娃一起的五个男犯人和四个女犯人。涅赫柳多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以后，完全改变了他对他们的看法。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9]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10]以后，涅赫柳多夫一直对革命者抱着恶感，鄙视他们。首先，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残酷而隐蔽的方法，尤其是他们残酷杀人的行为，使得他感到厌恶。其次，他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特点，这也惹得他讨厌。不过等到他更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往往无辜而受尽政府迫害的种种事实以后，他才看出他们不能不成为他们目前这样的人。
不论一般所谓的刑事犯所遭到的折磨多么荒唐透顶，可是在他们判罪之前和之后，毕竟还能多多少少见到一点依照法律办事的影子，然而在政治犯们的案子里却连那一点影子也见不到，犹如涅赫柳多夫在舒斯托娃一案里，以及后来在许许多多他的新朋友的案子里所见到的一样。政府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渔网捕鱼：凡是落网的鱼统统拖到岸上来，然后把那些合乎需要的大鱼挑拣出来，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听任它们在岸上死掉，晒干。政府就是照这样捉住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犯过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有的时候一关许多年，于是他们在监狱里传染上肺痨病，或者发了疯，或者干脆自杀了事。他们所以被囚禁在监狱里，只是因为缺乏释放他们的理由罢了，再者由于他们关在监狱里，近在咫尺，遇到需要他们做证的时候，倒也可以把他们提出来说明某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甚至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也往往是无罪的，可是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侦讯官、省长、大臣等的专断、闲暇和心境。这样的官僚，只要闲得无聊，或者有意立功，就大肆逮捕，然后要看他自己或者上司的心境，决定把他们关进监狱，或是释放。至于高一级的上司，也要看是不是想立功，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或是把他们发送到天涯海角去，或是关进单人牢房，或是处流刑，做苦工，以至处死，再不然，遇到一个什么太太来向他求情，就把他们释放掉。
既然别人像在战争中那样对付他们，自然，他们也就要使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同一种手段。犹如军人永远生活在一种舆论的气氛里，这种舆论不但为他们遮盖他们所做所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英雄业绩一样，政治犯恰好也有一种由他们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气氛永远不离他们左右，正是由于有这种舆论的气氛，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的风险而做出的残忍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才非但不是恶劣的行为，而且成了英勇的行为。这也就向涅赫柳多夫说明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秉性极为温和的人，平时非但不忍心使得活着的生物受苦，而且不忍心看到他们受苦，现在却满不在乎地准备杀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认定，在某些情况下，以杀人做为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个崇高目标的手段，是合法而正当的。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事业做出崇高的评价，以及因此而自视很高，那却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得重要，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他们必须自视甚高，才承受得起他们所承受的苦难。
涅赫柳多夫接近和了解他们以后，深信他们不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人，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平常的人。像各处的人一样，他们当中也有好人、坏人和中间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当前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虚荣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涅赫柳多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追求危险和冒险行动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生命为乐，像这一类的感情原是极平常的、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平常人的区别以及胜过平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要求高于在平常人中间所公认的道德要求。在他们中间，不但认为节制欲望、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本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才总是远远地超出一般水平之上，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模范，而凡是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才远远地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往往成为不老实的、装腔作势的、同时又自以为是的、高傲的人。因此涅赫柳多夫对待他的某些新朋友不但怀着敬意，并且充满热爱，而对待另外一些新朋友，就不止于是冷淡了。
六
涅赫柳多夫特别喜爱的是一个年轻的、害着肺痨病的男子克雷利佐夫，跟卡秋莎在一个队里，被流放去做苦工。早在叶卡捷琳堡，涅赫柳多夫就已经同他相识，后来在旅途中又跟他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夏天有一回，在旅站上，正赶上休息的日子，涅赫柳多夫几乎跟他消磨了一整天，克雷利佐夫畅谈起来，对他讲起自己的身世，说到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短。他父亲是南方一个省里的富有的地主，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死了。他是独生子，由母亲养大成人。他不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学习都不费力，大学毕业获得了数学系第一名硕士学位。有人要他留校，日后送他出国。可是他犹疑不定。他已经爱上一个姑娘，在考虑结婚，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他样样事都想做，反而无法决定该做哪一样好。这时候有几个大学同学来要求他为公共事业捐一点钱。他知道这个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当时他对它完全不感兴趣，可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又爱面子，深怕人家以为他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从那里搜到一张字条，根据那张字条查明钱是克雷利佐夫捐的。他就被捕，先是押在警察分局，后来送进监狱。
“在关押我的那个监狱里，”克雷利佐夫对涅赫柳多夫讲起来（克雷利佐夫在高高的板床上坐着，胸脯凹进去，两只胳膊肘撑在膝头上，只偶尔用亮晶晶的、害着热病的、好看的、聪明的、善良的眼睛瞟涅赫柳多夫一下），“在那个监狱里，管理还不算特别严，我们不但敲墙互通消息，甚至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随便交谈，把自己的食物和烟草分给旁人，每到傍晚甚至齐声唱歌。我有一副好嗓子。是啊！要不是我母亲很伤心，那么在监狱里待着，我倒觉得也挺不错，甚至心情愉快，觉得很有趣。我在那儿认识了不少人，其中有著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片割破喉咙自杀了）。此外我还认识了一些别的人。然而我当时并不是革命者。我旁边牢房里有两个人，我也认识了。他们全是因为携带波兰宣言一案[11]被捕的，后来他们被押到火车站去，路上打算甩掉押解兵逃跑，于是受到了审判。一个是波兰人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佐夫斯基。是啊。那个罗佐夫斯基简直是个小男孩。他说他十七岁，可是从外表看上去，他只有十五岁的样子。又瘦又小，一对黑眼睛亮闪闪的，性子活泼，跟所有的犹太人那样很喜爱音乐。他的嗓音正在变粗，不过唱起歌来好听。是啊。他俩提去受审的时候，我正在监狱里。他们是在一天早晨给押走的。傍晚他们才回来，说是他们被判处死刑了。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他们的案子那么轻，只不过是打算从押解兵的手里逃跑罢了，甚至没有打伤什么人。再者，居然把罗佐夫斯基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处以极刑，也未免不近情理。我们这些关在监狱里的人都断定这只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这个判决是不会得到上边批准的。起初大家很激动，后来就放了心，生活又照老样子过下去。是啊。可是有一天傍晚，看守来到我的牢门跟前，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些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先是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可是老看守那么激动，我看他一眼，心里明白过来，原来就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下的。我想敲墙，跟伙伴们讲这件事，可又深怕那两个人听见。伙伴们也都沉默着。分明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天整个傍晚，过道里和各个牢房里都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我们没有敲墙通话
，也没有唱歌。到十点钟光景，看守又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一个执行绞刑的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招呼他，要他回来。忽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在过道对面他自己的牢房里对我喊道：‘您怎么了？您为什么叫他？’我就搪塞说他是给我送烟草来的，可是罗佐夫斯基仿佛猜出来了，开始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为什么我们不敲墙通话。我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些什么，不过我赶紧走开了，免得再跟他说话。是啊。那天夜里真是可怕。我通宵听着各种声音。快到早晨，忽然，我听见过道的门开了，有人，有很多的人，走进来。我就走到牢门的小窗口站住。过道上点着一盏灯。头一个走过来的是狱长。他体格壮实，似乎是个有主心骨的、处事果断的人。可是他神色大变，脸容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副狱长跟着他走过来，皱起眉头，现出横下一条心的样子。殿后的是一个卫兵。他们走过我的牢房门口，在旁边的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狱长用那么一种奇怪的嗓音叫道：‘洛津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随后我就听见那边的牢门吱扭一响，他们走过去，后来我听见洛津斯基的脚步声：他正朝过道的那一头走去。我只看得见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面色惨白，一忽儿解开胸前的衣扣，一忽儿又扣上，不住地耸肩膀。是啊。忽然，他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似的，闪到一边去。原来洛津斯基走过他面前，朝我的门口这边走过来。您要知道，他是个漂亮的年轻人，生着波兰人那种好看的脸型：额头又宽又平，头顶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鬈曲细密的金黄色头发，生着一对很美的天蓝色眼睛。这个年轻人血气方刚，精力那么旺盛，身子那么强壮。他走到我的小窗口跟前站住，因此我看得见他整个脸。那是一张可怕的、消瘦的、灰白的脸。‘克雷利佐夫，有烟吗？’我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似的，取出他的烟盒来，递给他。他拿了一根，副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开始吸烟，仿佛在沉思。后来，他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开口说：‘这种事既残忍，又不公平。我什么罪也没犯过。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年轻的、白皙的脖子，后来他喉头发颤，住了嘴。是啊。这时候我听见罗佐夫斯基在过道上用他那尖细的犹太人嗓音嚷了一句什么话。洛津斯基丢掉他的烟蒂，离开我的牢门口。紧跟着，罗佐夫斯基在我的小窗口出现。他那张孩子气的脸上闪着一对水汪汪的黑眼睛，脸色发红，正在冒汗。他身上也穿着干净的衬衣，长裤却太肥，他老是伸出两只手把裤子往上拉，周身不住地发抖。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到我的小窗口上来，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医生叫我吃润肺汤药，不是吗？我不舒服，我还要再吃点润肺汤药。’谁也没有答话，他就用疑问的眼光先是瞧一瞧我，然后瞧一瞧狱长。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是啊。忽然，副狱长露出严厉的脸色，又那么尖声尖气地嚷起来：‘开什么玩笑？我们走吧。’罗佐夫斯基显然不理解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仿佛着了急似的往前走去，抢在大家的前头，顺着那条过道，几乎是在跑步。可是后来，他又停住脚不肯走了，我听见他尖着嗓子哭叫。那边开始传来乱哄哄的喧哗声和顿脚声。他在尖声喊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啷一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是啊。他们就这样受了绞刑。两个人都用绳子勒死了。另外一个看守当场看见了，告诉我说洛津斯基没有反抗，可是罗佐夫斯基挣扎了很久，他们就硬把他拖上绞架，使劲把他的头塞进绳套里。是啊。那个看守是一个有点愚蠢的家伙。‘老爷，人家都对我说，行刑是可怕的。其实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受绞刑的时候，只有肩膀动了这么两下，’他说着，做出肩膀猛一下耸上去，随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一拉绳子，喏，为的是把绳套拉得紧一点，于是就完事，他们再也不动了。’‘一点也不可怕。’”克雷利佐夫把看守的话重说一遍，他本来想笑，可是没有笑成，却放声大哭。
这以后，他沉默了很久，呼呼地喘气，把涌上他喉头的哽咽压下去。
“从那时候起，我才成了革命者。是啊。”他说，平静下来，简短地结束了他的经历。
他加入民意党，甚至做一个破坏小组的领导人，这个小组的目的就在于对政府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它自己放弃政权，号召人民起来。他抱着这个目的有时候到彼得堡去，有时候到国外去，有时候到基辅去，有时候到敖德萨去，到处都获得了成功。后来，有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把他出卖了。他被捕，受到审判，在监狱里囚禁了两年，结果判处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痨病。目前，在他所处的条件下，他显然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这是他自己也知道的，不过他并不后悔他做过的事，而且说，如果他可以再活一辈子，他也仍然会利用它来做同样的事，那就是破坏这种社会制度，免得他所见到的那些事再有可能发生。
这个人的身世以及涅赫柳多夫同他接近，使涅赫柳多夫懂得了他以前所不理解的许多事情。
七
在押解官和犯人们从旅站出发前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天，涅赫柳多夫在他投宿的那家客店里醒得很迟，后来又坐下来写完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里寄，所以他从客店坐车出来比往常迟，没有照以前那样在旅途中追上大队，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一个村子，犯人们所住的小旅站就在附近。村子里有一家客店，是由一个上了年纪、身材很胖、有着非常粗的白脖子的寡妇开设的，涅赫柳多夫在那里烘干他的衣服，在装饰着大量圣像和画片的清洁上房里喝够了茶，就匆匆忙忙赶到旅站找押解官，请求他准许会见马斯洛娃。
在以前的六个旅站上，押解官虽然不断更换，可是都不准涅赫柳多夫走进旅站的房间，所以他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跟卡秋莎见面了。其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他们正等待一个主管监狱的大官路过此地。可是如今，那个长官已经从这里过去了，根本没有看一眼这些旅站。涅赫柳多夫就抱着希望，今天早上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可能像过去那些军官一样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的女老板劝涅赫柳多夫坐一辆四轮马车到村子尽头的小旅站，可是涅赫柳多夫情愿走着去。一个年轻的汉子负责护送他，这个宽肩膀的壮士是个工人，脚上穿着大皮靴，新擦过油，冒出浓重的焦油气味。这时候满天大雾，天色很黑，那个汉子在窗子里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刚刚跨出三步，涅赫柳多夫就已经看不见他，只听到他那双皮靴踩在很深的稠泥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
涅赫柳多夫跟着带路的人穿过教堂前面一个广场，走过一条长街，街上房屋的窗子里灯光通明。最后他们走到一片漆黑的村头。可是不久，这片漆黑当中现出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点着的一些路灯，灯光透过迷雾射过来。这些颜色发红的光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亮。渐渐地，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色身影、漆着斜条纹的木柱和岗亭，都可以看见了。哨兵瞧见有人走过来，照例吆喝一声：“什么人？”等到他发觉他们不是自己人，他就变得很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边逗留。可是给涅赫柳多夫带路的人看见哨兵这样严厉，倒并不慌张。
“好小子，你脾气倒不小啊！”他对哨兵说，“你去把你的头儿叫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一道边门喊了一声，然后站住，定睛瞧着宽肩膀的汉子就着路灯的亮光用木片把涅赫柳多夫皮靴上粘着的烂泥刮下来。栅栏木桩里边传来男人和女人的嘈杂的说话声。大约过了三分钟，传来铁器的响声，那道边门开了，哨兵队长从黑地里走到路灯的灯光下，肩上披着军大衣，问他们有什么事要办。涅赫柳多夫递给他一张事先预备好的名片，附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有私事求见。他要求把名片和字条送交军官。队长不像哨兵那么严厉，可是问得特别仔细。他一定要弄清涅赫柳多夫有什么事要见军官，涅赫柳多夫究竟是个什么人。显然，他有意索取贿赂，不愿意放过机会。涅赫柳多夫就说他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又说他会表一表谢意的，请求他把字条交上去。队长就接过字条，点了点头，走了。他走后过了不久，边门又响了，从里边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提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袋子。她们一面跨出边门的门槛，一面用她们那种特别的西伯利亚方言谈天，嗓音清脆。她们都不是农家的打扮，而是城里人的装束，穿着大衣和皮袄。她们把裙裾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扎着头巾，借着路灯的光好奇地瞅着涅赫柳多夫和给他带路的人。不过有个女人碰见这个宽肩膀的汉子，分明很高兴，就立刻用西伯利亚的骂人话亲亲热热地骂他。
“你这个树林里的妖精，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小挨刀的？”她对他说。
“瞧，我是来送客人的，”汉子回答说，“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牛奶做的食品。他们叫我们明天早晨还要送来呢。”
“那么，他们倒没留下你过夜吗？”汉子问道。
“叫你不得好死，你这个烂舌根的！”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吧，你送一送我们。”
那个带路的人又说了一句那种开玩笑的话，不但招得女人笑起来，就连哨兵也给逗笑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涅赫柳多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认得路吗？您不会走岔了道吧？”
“我认得路，我认得路。”
“您走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的房子算起，靠右边第二家就是。喏，您拿着这根拐棍。”他说，把一根比他还高的长棍子交给涅赫柳多夫，原是他走路的时候拄着用的。然后，他同那些女人一起消失在黑暗里，他那双大皮靴在泥地里踩出一片响声。
从迷雾里还传过来他的说话声，不时被女人的声音打断，可是边门又响了，队长走出门来，请涅赫柳多夫跟着他一起去见军官。
八
这个小旅站布置得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大小旅站一样，坐落在一个院子里，院子四周用一根根尖头圆木桩围起来，院子里有三所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所安着几个铁格窗，里边住着犯人。另一所里住着押解队的士兵。第三所里住着军官，还有一个办公室。现在这三所房子里灯火通明。这种灯光，特别是在这种地方，照例容易使人上当，以为这些明亮的房间里大概又好又舒适。房子的门廊前面点着路灯，顺着墙边还有大约五盏路灯，照亮了院子。一个军士领着涅赫柳多夫走过用木板铺成的路，往最小的房子门廊走去。他登上三级台阶，然后让涅赫柳多夫从他身边过去，走进点着小灯的前堂，那儿弥漫着木炭的浓烟。一个士兵站在火炉旁，穿着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打着领结。他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黄色靴腰的高统皮靴，正伛着腰，用另一只靴统子给茶炊吹风。这个士兵看见涅赫柳多夫，就丢下茶炊，帮着涅赫柳多夫脱掉他身上的皮革制的大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一个气呼呼的声音说。
“您从门口进去吧。”那个士兵说，立刻又动手烧茶炊。
第二个房间里点着一盏吊灯，有一个军官挨着桌子坐着，脸色通红，淡黄色的唇髭很长，穿着奥地利式的短大衣，裹紧他那宽阔的胸脯和肩膀。桌上铺了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这个暖和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以外，还很浓重地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军官见到涅赫柳多夫，略微欠了欠身，带着仿佛讥诮而怀疑的神情瞧着走进来的人。
“您有什么贵干？”他说，没等到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喊起来：“别尔诺夫！茶炊到底什么时候才烧好？”
“马上就好。”
“我要马上揍你一顿，好叫你记住！”军官喊着，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拿来了！”那个士兵叫道，端着茶炊走进来。
涅赫柳多夫等着士兵把茶炊安放好（军官睁着恶狠狠的小眼睛盯住士兵，好像要在他的身上看准一个地方，好下手打他似的）。可是，等到茶炊放好，军官就开始煮茶。然后他在旅途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着白兰地的长颈玻璃瓶和一些阿尔贝特饼干[12]。他把这些都放在桌布上，然后又转过身对涅赫柳多夫说：
“那么我能在哪方面为您效劳呢？”
“我要求准许我去探望一个女犯人。”涅赫柳多夫说，没有坐下。
“政治犯吗？这是法律所禁止的。”军官说。
“那个女人不是政治犯。”涅赫柳多夫说。
“可是，请您坐下讲话吧。”军官说。
涅赫柳多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再说一遍，“不过根据我的请求，她已经由高级长官批准，同那些政治犯待在一起了……”
“啊，我知道了，”军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小黑娘儿们吧？行，可以照办。您吸烟吗？”
他把一包纸烟推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然后小心地斟满两杯茶，把其中的一杯送到涅赫柳多夫跟前。
“请吧。”他说。
“谢谢您。可是我想见一见……”
“夜长得很。您有的是功夫。我吩咐人去把她叫来见您好了。”
“可是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的住处去看她呢？”涅赫柳多夫说。
“到政治犯那儿去？这是违法的。”
“我已经得到过许可进去好几次了。话说回来，如果您担心我私自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托她也可以带进去。”
“哦，不行，我们要搜查她的。”军官说着，笑起来，声音很难听。
“哦，那您先搜一搜我好了。”
“算了，不搜也罢，”军官说，拔开酒瓶的瓶塞，把酒瓶举到涅赫柳多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也随您。不管是谁，只要是在这个西伯利亚生活，那他见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会高兴得不得了。说真的，我们这种工作，您知道，再悲惨也没有了。一个人本来已经过惯了另外一种生活，现在却来过这样的日子，那可是苦透了。话说回来，人家对我们这班人却很有成见，一提起押解官，那不用说，准定是个粗野的、没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他们就不想一想：我们这种人生到世界上来，也可能完全是为了干别的工作的。”
这个军官的红彤彤的脸、他那香水的气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种难听的笑声，惹得涅赫柳多夫很讨厌。不过就连今天，他也还是像他在整个旅行期间一样，处在一种严肃的和关怀人的心情支配下，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不容许自己用怠慢鄙视的态度对待任何人，认为必须同每一个人“认真地”谈话，这正是他为自己所规定的对人的态度。涅赫柳多夫听完军官的话，把军官的精神状态理解为由于同情他管辖下的那些人的痛苦而感到苦恼，就严肃地说：
“我想，您可以借着减轻人们的痛苦而在您的职务里得到安慰。”他说。
“他们哪里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
“他们怎么能算是一种特殊的人呢？”涅赫柳多夫说，“他们跟大家一样。其中甚至有没罪的人。”
“当然，他们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谁都怜惜他们。别的押解官一点也不肯马虎，我呢，只要办得到，总是极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吃苦，也不愿意叫他们吃苦。别的人碰到一点什么事，马上就依法办事，要不然就索性枪毙，可是我总怜惜他们。要再给您倒点茶吗？您再喝点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她，您要探望的那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流落在一家妓院里，后来在那儿遭到诬告，说是犯了毒死人命罪。不过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涅赫柳多夫说。
军官摇了摇头。
“是啊，这样的事是有的。我跟您说吧，在喀山就有过一个那样的女人，名叫埃玛。她是匈牙利人，生着地地道道的波斯人的眼睛，”他接着说，回想往事而忍不住微微地笑，“她长得可真是体面，简直比得上伯爵夫人呢……”
涅赫柳多夫打断军官的话，又回到先前的话题上去。
“我想，趁他们在您的管辖之下，您可以减轻那些人的苦处。我相信，只要这样做，您就会得到很大的快乐。”涅赫柳多夫说，尽量把话讲得清楚点，就像是同外国人或者小孩子讲话一样。
军官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涅赫柳多夫，分明急切地等着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个生着波斯人眼睛的匈牙利女人的事。显然，那个女人在他的想象里逼真地出现，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是啊，确实，这话很对，”他说，“我也真的怜惜他们。不过我想跟您谈一谈那个埃玛。您猜她干出了什么事？……”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涅赫柳多夫说，“我老实告诉您：虽然我自己从前也是另外一种人，不过现在我已经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了。”
军官吃惊地瞧着涅赫柳多夫。
“那么，您要不要再喝点茶？”他说。
“不，谢谢了。”
“别尔诺夫！”军官喊道，“你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你就说：让这位先生到那个单独由政治犯住着的牢房，可以让他在那儿一直待到点名的时候。”
九
涅赫柳多夫由传令兵护送着走出去，又来到黑暗的院子里，路灯射出来的红光朦胧地照着这个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