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38部分在线阅读

可是这不但没有使得他心软下来，反而越发惹得他对她反感。
狱长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尽管涅赫柳多夫目前对马斯洛娃抱着满腔的反感，可是他仍旧认为他有必要对她表白一下他对枢密院驳回上诉这件事所感到的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最高当局上告，也许会有结果的。我希望……”
“不过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斜睨的眼睛凄凉地瞧着他，说。
“那么您想的是什么事呢？”
“您去过医院了，大概那儿的人对您谈起了我……”
“哦，那是您的事。”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冷冰冰地说。
他那由于自尊心受到侮辱而产生的反感，本来已经平息下去，如今她一提起医院，就又带着新的力量在他心里抬头了。“他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都会认为嫁给他是幸福，他却情愿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可是她，偏偏等不得，跟一个医士调起情来了。”他暗自想道，怀着痛恨的心情瞧着她。
“您在这个状子上签一下名吧。”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铺在桌上。她用头巾的一角擦掉眼泪，靠着桌子坐下来，问他应该写什么，写在哪儿。
他告诉她应该写什么，写在哪儿。她就在桌子旁边坐好，伸出左手去整理右臂的袖子。他在她身旁站着，居高临下，默默地瞧着她朝那张桌子俯下身去，由于极力忍住呜咽，她的后背偶尔颤动一下。在他的灵魂里，两种感情，恶与善的感情，受了侮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的女人的怜悯心，正在交战。结果，后者战胜了。
他记不得首先产生的是哪一种心情：究竟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了自己、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卑鄙行径，如今他竟然责备她做了同样的事。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也就怜悯她了。
她在状子上签完名，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头在裙子上擦干净，然后站起来，看他一眼。
“不管结局如何，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决定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的。”涅赫柳多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的怜悯和柔情就越发强烈，他一心要安慰她。
“我以前怎样说的，我就要怎样做。不论人家把您发送到哪儿去，我都跟您在一起。”
“用不着这样。”她匆匆打断他的话，整个脸上放光了。
“您想一想您在路上需要些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了。谢谢您。”
狱长走到他们跟前来。涅赫柳多夫不等他发话，就向她告辞，走出去，心里生出一种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宁静的欢乐心情、一种心平气和以及热爱一切人的心情。涅赫柳多夫感到马斯洛娃的任何行动都改变不了他对她的爱情，这就使得涅赫柳多夫喜气洋洋，把他提高到他从未经历过的高度上去了。随她去跟那个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爱她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其实，涅赫柳多夫信以为真的关于马斯洛娃跟医士调情而被赶出医院的事，无非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马斯洛娃奉女医士的差遣，到过道尽头的药房取润滑汤药[68]，在那里碰见一个高身量、脸上生着紫疱的男医士乌斯季诺夫，这个人早就在调戏她，惹得她厌烦。这一次马斯洛娃挣脱他的纠缠，猛的使劲推开他，弄得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子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巧从过道里走过，听见砸碎器皿的声音，瞧见马斯洛娃满脸通红地跑出来，就气冲冲地对她嚷道：
“喂，小娘儿们，要是你在这儿跟人家调情，我就把你打发走。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脸对医士说，从眼镜架上边严厉地瞧着他。
医士赔着笑脸，说些话开脱自己。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扬起头，从眼镜里瞅着他，然后到病房去了。当天他就对狱长说，要他另派一个比较老成的女助手来接替马斯洛娃。所谓马斯洛娃跟医士调情，其实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罢了。马斯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赶出医院，这在她是特别痛苦的，因为跟男人发生关系早已为她所厌恶，自从她同涅赫柳多夫相遇以后，那种关系就变得尤其可憎。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紫疱的医士在内，却根据她过去和现在的地位来判断，认为他们有权利侮辱她，而且见到她拒绝，还觉得诧异，这使她感到极其委屈，在她心里引起可怜自己的情绪，惹得她落下泪来。刚才她来见涅赫柳多夫，料着他一定听到了她的罪名，就打算在他面前替自己辩白，说明这个罪名是冤枉的。可是临到她刚要开口辩白，她却感到他不会相信她的话，她的辩白反而会证实他的怀疑，于是泪水堵住她的喉咙，她说不下去了。
马斯洛娃仍然认为，而且继续使自己相信，她就像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他所表明的那样，没有原谅他，痛恨他。其实她早已又在爱他，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她已经戒掉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而且到医院里去做杂工。她所以做这些事，就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样做。如果每次他提起他要同她结婚，她总是那么断然拒绝接受他的牺牲，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她先前已经对他说过那些高傲的话，以后就不愿意再改口罢了，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她知道同他结婚就会使他不幸。她已经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不过她想到他藐视她，认为她在继续做她从前那样的人，而没有看见她内心所起的变化，她却感到很难过。她暗想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坏事，而这件事比起她已经最后判决服苦役刑的消息来，更加使她痛苦。
三十
马斯洛娃可能随同第一批出发的犯人一起上路，所以涅赫柳多夫正在为动身做准备。然而他的事情有那么多，他觉得不论有多少空闲的时间，也绝做不完。现在的情形，同以前完全相反了。以前他得考虑应该做什么事，而且他所做的事情的利益，永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身上。不过尽管那时候他生活的全部利益集中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一个人身上，可是所有那些事情都枯燥无味。现在一切事情都关联到别人，而不是关联到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一切倒都变得有趣味，吸引人了，而且这类事情多得数不清。
再者，以前专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办事，却老是在他心里引起烦恼和气愤。现在这些外人的事倒大多在他的心里引起欢畅的心情。
当前涅赫柳多夫所要做的事情分为三类。他按他平素的谨严作风把事情照这样分了类，并且为此把有关的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里。
第一类事情涉及马斯洛娃和对她的帮助。现在这类事情就是为向最高当局告状而奔走，借以获得批准，并且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情是处理他的田产。在帕诺沃，土地已经交给农民，条件是他们缴纳地租，以供他们在农务方面的公共需用。可是为了巩固这件商妥的事，就得立下契约和遗嘱，在这些字据上签字。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仍旧像先前他去处理过的那样，也就是他得收地租。不过现在必须定出交租的期限，规定他从这笔钱当中提出多少来做为生活费，留下多少供农民们用。他不知道他的西伯利亚之行要他用掉多少钱，他还不敢放弃这笔收入，只是把它减少一半。
第三类事情是帮助犯人们，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求他帮忙了。
起初，他同那些求他帮忙的犯人们接触后，总是立刻替他们分头奔走，极力减轻他们的厄运。可是后来，求他帮忙的犯人那么多，他感到不可能帮助每一个人，就不由自主地承担了第四类工作，最近这段时期这类工作比其他几类工作更引起他的兴趣。
第四类工作就是要解答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存在？它是从哪儿来的？它不仅产生了监狱，因而使得他同关在其中的一部分人相识，而且还产生了从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起到库页岛止的各种监禁地点，在那些地方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受到依他看来十分奇怪的刑法的祸害而在受苦。
涅赫柳多夫凭他同囚犯们的私人关系，凭他向律师、监狱教士、狱长打听来的情况，凭遭到监禁的人的种种犯罪情由，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囚犯，所谓的罪人，可以分成五种人。
第一种人，是完全无罪的人，是审判错误的受害者，例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梅尼绍夫，例如马斯洛娃和其他人。这种人不很多，据教士观察，在百分之七左右，不过这些人的地位特别引人关心。
第二种人，是在激怒、嫉妒、酗酒之类的特殊情况下采取行动，结果被判罪的。像那样的行动，凡是审判他们和处罚他们的人，处在同样的条件下，也是几乎一定会采取的。这种人，据涅赫柳多夫观察，大约占全体犯人的半数以上。
第三种人，是采取依他们自己看来极其平常、甚至很好的行动而受到惩罚的，然而那样的行动，按照制定法律的、同他们不一样的人的理解，就算是犯罪。属于这种人的有偷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的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至于经常盗窃的山民[69]和不信教的、打劫教堂的人，也属于这种人。
第四种人，是那些仅仅因为在道德方面高于一般社会水平才被列为罪犯的人。各教派的信徒们就是这样的人。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70]和契尔克斯人[71]就是这样的人。由于反抗政府当局而被定罪的政治犯、社会主义者[72]和罢工者，也是这样的人。这一类人，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据涅赫柳多夫观察，所占的百分比是很大的。
最后，第五种人，是这样的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倒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大得多。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在不断的压迫和诱惑下变得精神麻木，就像那个偷粗地毯的男孩一样。像这样的人，涅赫柳多夫在监狱内外还见过好几百个，他们的生活条件似乎一步步逼得他们不能不做出所谓犯罪的事情来。有很多盗贼和凶手，据涅赫柳多夫观察，就属于这种人，他在这段时期同他们当中某些人有过接触。至于道德败坏、走上邪路的人，涅赫柳多夫在就近了解以后，也归在这种人里，而新学派[73]却称之为“犯罪型”，认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存在就是刑法和惩罚之所以必不可少的主要证据。这些所谓走上邪路的、犯罪的、不正常的类型，按照涅赫柳多夫的见解，其实无一不是社会对他们犯的罪超过他们对社会犯的罪，不过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并不是现在直接对他们本人犯下的，而是先前，在过去的时期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下的。
这些人当中，在这方面特别打动他的心的，是惯窃犯奥霍京。他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显然一直活到三十岁都没见过一个在道德方面高于警察的人。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一伙窃贼当中厮混，同时他又秉赋着异乎寻常的滑稽才能，招得人们喜欢同他在一起。他请求涅赫柳多夫帮他出狱，不过他又常常嘲笑自己，嘲笑法官们，嘲笑监狱，而且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甚至嘲笑神的戒律。另一个人是费多罗夫，相貌英俊，带领一伙人打劫过一个年老的官吏，把他打死了。费多罗夫原是农民，父亲的房屋被人完全非法地霸占了，后来他自己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一个军官的情妇而吃了很多的苦头。这个人具有招人喜欢的热情的天性，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从没见过任何人为任何目的克制自己而不去享乐，也从没听说过除了享乐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生活目标。涅赫柳多夫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都是天赋很厚的，只不过因为没有人培养才畸形发展，犹如无人过问的植物也往往会乱生乱长，变得奇形怪状一样。他还看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的麻木不仁和表面的残忍使人们望而生畏，可是他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学派[74]所说的犯罪型，只认为他们是一些他个人所厌恶的人，就跟他在监狱外面见过的一些穿着礼服、戴着肩章的男人和装饰着花边的女人也惹人厌恶一样。
因此，研究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为什么关在监狱里，而另外那些一模一样的人为什么行动自由以至审判前面那些人的问题，就成为涅赫柳多夫那时候很感兴趣的第四类工作。
起初涅赫柳多夫希望在书本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把一切涉及这个题目的书都买来。他买来了龙布罗索、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75]的著作，专心地阅读起来。可是他一面阅读这些书，一面却越来越感到失望。他遇到凡是研究科学而其目的不在于在科学界争一席之地，诸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却在于解答生活所提出的直接而简单的问题的人永远会遇到的那种情形：科学给他解答了成千个同刑法相关的各种极其复杂奥妙的问题，可是独独没有解答他要寻求答案的那个问题。他所提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他问：某些人为什么而且有什么权利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流放、鞭挞、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是跟他们所虐待、鞭挞、杀害的人完全一样的人？然而回答他的却是各种议论：人究竟有没有意志的自由？能不能利用测量头盖骨之类的方法判明人是犯罪型？遗传在犯罪当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来的不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疯狂是什么？退化是什么？气质是什么？气候、食物、愚昧、模仿、催眠、情欲对犯罪究竟有什么影响？什么叫社会？什么叫社会的责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些议论使得涅赫柳多夫想起有一回一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怎样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涅赫柳多夫问那个男孩学会用字母拼字没有。“学会了。”男孩回答说。“好，你拼一拼‘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带着狡猾的脸色回答说。涅赫柳多夫在那些学术著作里所找到的关于他唯一的根本问题的答案，恰好也就是这种反问式的答案。
那些书里有许多聪明、渊博、有趣的见解，然而它们没有回答主要的问题：某些人有什么权利惩罚另一些人？不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对惩罚作出解释，为惩罚辩护，认为惩罚的必要性是不辩自明的公理。涅赫柳多夫读了很多书，不过都是断断续续读的，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他的研究工作还太肤浅，希望日后会找到答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还不能允许自己相信最近越来越频繁地涌上他心头的那个答案[76]是正确的。
三十一
一批包括马斯洛娃在内的犯人，规定在七月五日启程。涅赫柳多夫也准备在那一天随她一起走。在动身的前一天，涅赫柳多夫的姐姐同她的丈夫一起到城里来，要跟她弟弟见一见面。
涅赫柳多夫的姐姐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拉戈仁斯卡娅，比她弟弟大十岁。他多多少少是在她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小时候，她很爱他，后来在她出嫁以前，她和他几乎像同年龄的人那样亲密，其实她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姑娘，他却是个十五岁的男孩。那时候她爱过他的朋友尼古连卡·伊尔捷涅夫，后来他死了。他们俩都爱尼古连卡，都爱他和他们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把一切人联系在一起的优良品质。
从那以后，他们俩都堕落了：他是因为从军以及过不好的生活，而她是因为出嫁，对丈夫充满了性爱，可是那个人非但不热爱以前她和德米特里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东西，甚至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却按他的理解把她以前的生活目标，在道德方面力求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归结为纯粹是虚荣心做怪，打算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而已。
拉戈仁斯基是个既没有名望也没有财产的人，然而是个极其工于心计的官场老手，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巧妙地随机应变，尽量利用在一定时机和一定场合下这两派当中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好后果的那一派，不过主要的，他却是依靠某种能够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才在司法界创下了相当辉煌的前程。他在国外认识涅赫柳多夫一家的时候，年纪已经不算太轻，他使年纪也不算轻的姑娘娜塔莎[77]爱上他，几乎违背她母亲的心意而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是mésalliance[78]。涅赫柳多夫虽然极力对自己隐瞒他痛恨姐夫的心情，虽然他不断克制这种心情，可是仍然痛恨他。涅赫柳多夫所以对他反感，是因为他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自以为是；不过他对他反感主要却是因为他姐姐居然能够那么热烈、自私、充满性感地爱上这个性格贫乏的人，而且为了向他讨好，居然不惜扑灭她原来具有的一切优良品质。涅赫柳多夫每逢想到娜塔莎就是这个满身汗毛、秃顶发亮、自以为是的人的妻子，他心里总是难过极了。他甚至按捺不住对他的孩子们的厌恶。他每次听说她准备做母亲了，就老是生出一种类似悲悼的感觉，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那里又感染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似的。
这一回是拉戈仁斯基夫妇俩来的，没有带孩子；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夫妇在一家上等旅馆里挑选上等房间住下。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立刻坐马车到她母亲的故居去，可是在那儿没有找到她的弟弟，听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弟弟已经搬到一个备有家具的公寓房间去住，就坐上马车到那儿去。在一条光线阴暗、气味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过道里，有个肮脏的杂役迎着她走过来，向她声明说公爵不在家。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希望到她弟弟的房间去，打算留一个字条给他。杂役就领着她走去。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走进他那两个小房间仔细看一下。她看见一切东西都像她所熟悉的那样干净，整齐，但是房间里陈设的简朴却使她暗暗吃惊，这在他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她所熟悉的吸墨纸床，上端镶着铜制的小狗。桌上还放着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若干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一本法文的塔尔德著作，书里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的大象牙刀；所有这些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这种有条不紊也是她所熟悉的。
她靠着桌子坐下，给他写一个字条，要求他务必到她那儿去一趟，而且就在今天。然后她对所见到的一切惊讶地摇摇头，就回到她的旅馆去了。
现在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关心弟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那个城里所说的，因为人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另一个是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也已经尽人皆知了，而且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含有政治意味的危险行动。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件事，从某一方面来说，倒还使得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感到满意。她佩服这种果断精神，从这一点看见了他和她自己在出嫁以前那些美好岁月里的本来面目。然而她又转念想到她的弟弟娶的是一个这样糟糕的女人，就担惊害怕了。后面的这一种心情强烈得多。她就决定尽她的力量影响他，阻止他，不过她心里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何等困难。
至于另一件事，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却不那么使她揪心。可是她丈夫对这件事极为愤慨，要求她劝阻她的弟弟。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这样的行动是无理取闹、轻率高傲的极端表现，要是这样的行动也能加以解释的话，那就只能解释为他有意标新立异，出风头，招引人家来议论他罢了。
“把土地给与农民，又把租金也交给农民，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如果他真要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那倒还有点道理可说。总之，这种行动近乎神智不正常。”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已经在考虑他应该做涅赫柳多夫田产的监护人了，他要求妻子务必要同弟弟认真谈一谈他那种奇怪的意图。
三十二
涅赫柳多夫回到家里，在桌子上发现他姐姐留下的字条，就立刻坐马车去找她。那是在傍晚。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正在另一个房间休息，只有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一个人迎接她的弟弟。她穿着紧腰的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红色花结，黑头发蓬蓬松松，照时髦的款式梳好。她分明极力打扮得年轻一点，好博得跟她同年的丈夫的欢心。她一见弟弟，就从长沙发上赶紧站起来，迈着很快的步子，弄得绸裙裾沙沙地响，迎着他走过去。他们接吻，微笑，互相瞧着。他们四目相视的那种眼光，充满着真诚，包含着很多的意思，显得神秘，用话语是不能表达的。随后他们就谈起来，但他们的话语却已经不那么真诚了。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你发胖了，显得少俊了。”他说。
她的嘴唇愉快地皱起来。
“可是你瘦了。”
“那么，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怎么样？”涅赫柳多夫问。
“他在休息。昨天晚上他没睡好。”
这时候他们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倒是他们的目光说出了他们应该说而又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到你那儿去了一趟。”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我嫌那儿太大，住在那儿孤单而又乏味。那儿的东西我一样也不需要，所以你把那些东西统统拿走好了，也就是那些家具，所有的物件。”
“对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已经跟我讲过了。我到那儿去过。我很感激你。不过……”
这时候，旅馆里的仆役送来一套银茶具。
仆役摆茶具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话。后来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走到茶几对面一张圈椅上坐下，默默地斟茶。涅赫柳多夫沉默着。
“哦，是啊，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带着果断的口气说，看他一眼。
“哦，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既然经历过那样的生活，难道你还能希望她改邪归正吗？”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
他直挺挺地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没有把胳膊肘倚在什么地方，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极力把她的意思听清楚，把他的答话说清楚。最近他同马斯洛娃的会晤在他的心里所引起的那种心情，仍旧使得他的灵魂里充满宁静的欢乐和对一切人的好感。
“我不是要叫她改邪归正，而是要叫我自己改邪归正。”他回答说。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叹一口气。
“除了结婚以外，还是有其他办法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办法最好。况且这会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里我能够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的人。”
“我认为，”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你不可能幸福。”
“问题不在于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