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37部分在线阅读

“万一状子落到皇帝手里，那就会引得皇帝提出不愉快的问题，惹出一场纠纷。”他读完状子，心里暗想。于是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拉了拉铃，吩咐请涅赫柳多夫进来。
他回想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以前他是收到过他们的状子的。案情是这样：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到法院去受审，可是法院判决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就和省长一起，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把那些丈夫、妻子、儿女流放到不同的地点去。那些父亲和妻子就要求不要拆散他们。托波罗夫回想这个案子最初落到他手里的情形。那时他倒也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不过，倘若批准原来的命令，把那些农民的家庭成员分别发送到不同的地点去，那是一点害处也不会有的，至于把他们留在当地，却可能对其他居民起坏作用，促使他们脱离东正教。况且这件事又表现了主教的热心。所以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方向发展了。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了像涅赫柳多夫这样的辩护人，而这个人在彼得堡是有人事关系的，那么这个案子就可能当做一件残忍的事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在国外的报纸上登出来，因此他立刻做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一个很忙的人的样子说，站着迎接涅赫柳多夫，马上谈到这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这些人的姓名，就顿时想起了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说着，伸出手去拿起状子来，给涅赫柳多夫看，“我很感激您，您提醒我想起了这个案子。这是省里的当局过于热心了……”涅赫柳多夫沉默不语，怀着并不和蔼的感情瞅着那张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的假面具。“我要下命令撤消这种措施，把这些人送回原来居住的地点去。”
“那么，我不必再把状子递上去了？”涅赫柳多夫说。
“完全可以不必。我已经答应您了，”他说，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完全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语是最好的保证，“不过最好还是让我马上就写下这个命令。麻烦您略微坐一下。”
他走到桌旁写起来。涅赫柳多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那个狭长的秃顶，瞧着那只暴起很粗的青筋、急速地挥动钢笔的手，心里暗自惊讶，不懂这个分明对一切人都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肯做他目前所做的这件事，而且做得那么热心。这是什么缘故呢？……
“好，写完了，”托波罗夫说着，封上信口，“您拿这个命令去通知您的那些当事人好了。”他补充说，撇一下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可是，那些人是因为什么缘故受折磨的呢？”涅赫柳多夫接过那个信封说。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淡淡一笑，倒好像涅赫柳多夫问的话使他很愉快似的。
“这个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是极其重大的，因此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过分热心，总不及目前流行的对这种问题的过分冷淡那么可怕而有害。”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竟然拆散人们的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然照原来那样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涅赫柳多夫所说的话很可爱。托波罗夫自以为他是立足于广阔的国家立场的高度上看问题的，因而不论涅赫柳多夫说什么，他一概认为又可爱又偏颇。
“从私人的观点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他说，“不过从国家的观点看来，事情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对不起，我要说再见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他的一只手。
涅赫柳多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匆匆地走出去，后悔同他握手了。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话说。“其实是你的利益，纯粹是你的利益。”他走出托波罗夫的房子，心里想道。
涅赫柳多夫暗自重温一下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的活动到底施展在哪些人身上。他想起贩卖私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犯盗窃罪而受到惩罚的少年、由于流浪而受到惩罚的流浪汉、犯纵火罪而受到惩罚的纵火犯、侵吞公款而受到惩罚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利季娅，她受到惩罚仅仅是因为可以从她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此外还有违反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要求国家有宪法而受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涅赫柳多夫想来想去，不由得异常清楚地得出了这样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不管是贩卖私酒的农妇也罢，在城里闲荡的窃贼也罢，藏匿传单的利季娅也罢，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也罢，要求国家有宪法的古尔凯维奇也罢，统统在妨害那些人做那种事。因此涅赫柳多夫觉得事情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们、托波罗夫起，到各个部里靠着办公桌坐着的、官卑职小、装束干净整齐的老爷们止，丝毫也不因为有许多无辜的人在受苦而于心不安，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消除一切危险的人而已。
因此不但没有人遵守为了不冤屈一个无辜的人而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的原则，而且正好相反，为了消除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宁可利用惩罚来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犹如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往往不得不连带也把完好的皮肉挖掉一样。
这种对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情的解释，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是很简单清楚的，可是惟其简单清楚，涅赫柳多夫反倒犹疑不定，不敢接受这种解释了。这种复杂的现象总不可能有这样简单而可怕的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可能仅仅是空话，掩盖着最粗暴的贪欲和残酷吧。
二十八
涅赫柳多夫原来应该在这天傍晚动身离开彼得堡，然而他答应过玛丽叶特到剧院去看她，虽然他知道这件事不应该做，可是他自己蒙哄自己，认为说过的话就得算数，于是仍旧去了。
“我抵得住这种诱惑吗？”他不十分诚恳地暗想，“我姑且最后试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院。这时候，经常上演的《Dame
auxcamélias》[64]正演到第二幕，一个从国外来的女演员再一次用新的方式表演害肺结核病的女人怎样渐渐地死去。
剧院满座。涅赫柳多夫问起玛丽叶特的包厢在什么地方，就有人立刻恭敬地指给他看。
过道上站着一个穿号衣的听差，就像见到熟人那样对涅赫柳多夫一鞠躬，给他推开包厢的门。
对面一排排包厢里那些坐着的和站在后面的人，那些坐在包厢附近靠墙的座位上的人，那些白发苍苍的、头发花白的、头顶光秃的、头顶半秃的、涂着发蜡的、头发鬈曲的正厅观众，总之，全体看客无一不在凝神观看那个瘦得皮包骨的女演员裹着绸缎和花边，打扮得花枝招展，扭捏作态，用不自然的声调念独白。包厢的门推开的时候，有人嘘了一声，同时有两股气流，一股凉的和一股热的，吹到涅赫柳多夫的脸上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叶特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个女人披着红披肩，梳着又大又重的发式。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一个就是玛丽叶特的丈夫，他是将军，相貌英俊，身量很高，脸色严峻而莫测高深，生着钩鼻子。他挺起雄赳赳的胸脯，而那胸脯是用棉花和土布做成的胸衬垫高的。另一个男人头发淡黄，头顶光秃，两边的庄严的络腮胡子中间露出一小块剃光的下巴。玛丽叶特娇媚、苗条、雅致，礼服的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两个从脖子那儿斜溜下去的饱满结实的肩膀，在脖子和肩膀相连的地方有一颗黑痣。涅赫柳多夫一走进包厢，她就立刻回过头来看一眼，拿扇子对他指一下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微微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而且依他看来这笑容似乎还隐含着深意。她的丈夫像平时办一切事情一样，平静地看涅赫柳多夫一眼，点了一下头。凭他的姿态，凭他同妻子交换的目光，谁都可以一下子看出他就是那个美丽的妻子的主人和占有者。
等到独白念完，剧院里就掌声雷动。玛丽叶特站起来，提着沙沙响的绸裙裾，走到包厢的后边，介绍涅赫柳多夫同她丈夫相识。将军不住地让眼睛露出笑意，说了一句“幸会幸会”，就平静而莫测高深地沉默了。
“我本来应该今天动身，不过我答应过您要来一趟。”涅赫柳多夫扭过头去对玛丽叶特说。
“要是您不想来看我，那您就来看一看这个惊人的女演员吧。”玛丽叶特针对他那句话里所包含的意思回答说。“她在刚才那一幕里演得多么好呀，不是吗？”她转过脸去对丈夫说。
她丈夫点一下头。
“这打动不了我，”涅赫柳多夫说，“我今天已经看见过那么多真正的不幸，所以……”
“那么您就坐下来，讲一讲。”
她的丈夫听着，眼睛里讥诮的笑意越来越浓。
“我去探望过那个监禁了很久、如今已经释放出来的女人。她的身体完全垮了。”
“这就是我对你说起过的那个女人。”玛丽叶特对她丈夫说。
“是的，她能够恢复自由，我很高兴。”他平静地说着，点点头。涅赫柳多夫觉得连他的唇髭下边也露出了明显的讥诮的笑容。“我要去吸烟了。”
涅赫柳多夫坐下来，等着玛丽叶特对他讲她原打算对他讲的某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对他讲，甚至也没有要讲的意思，光是开开玩笑，谈谈剧，她认为这个剧一定会特别打动涅赫柳多夫的心[65]。
涅赫柳多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讲，无非是要他看一看自己穿着晚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艳丽罢了。这使他感到又愉快又厌恶。
她那艳丽的外表，以前遮盖了一切，现在对涅赫柳多夫来说，尽管还不能说已经揭开，不过毕竟可以看到那里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了。他瞅着玛丽叶特，欣赏她的艳丽，然而他知道她是个弄虚做假的人，知道她同她那丈夫生活在一起，眼看他利用成百上千人的眼泪和生命来博得高官厚禄，却完全无动于衷，知道她昨天所说的都是假话，知道她一心要使他爱上她，至于这是为什么，他就不得而知了，再者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情形又吸引他，又惹他讨厌。他有好几次打算走掉，拿起了帽子，可是又留下来。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来了，浓密的唇髭冒出烟草的气味，他用高高在上的轻蔑眼光看涅赫柳多夫一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涅赫柳多夫没有等到包厢的门关上就走出去，来到过道上，找到他的大衣，走出剧院去了。
他沿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前边有一个高高的、身材很好看的、装束妖艳的女人在宽阔的人行道的沥青路面上沉静地走着。从她的脸上和她的整个体态上可以看出她感到自己有一种肮脏的威力。凡是向她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她身后绕到前面去的人，都不住打量她。涅赫柳多夫走得比她快，也不由自主地朝她的脸看一眼。那张脸很漂亮，多半擦了脂粉。那个女人对涅赫柳多夫微微一笑，向他闪着亮晶晶的眼睛。说来奇怪，涅赫柳多夫顿时想起了玛丽叶特，因为他又感到方才他在戏院里感到过的那种入迷和憎恶。涅赫柳多夫不由得生自己的气，匆匆地赶到她的前头去，转一个弯，走到莫尔斯卡雅街上，然后又走到一条滨河街上，在那儿来回地走来走去，惹得一个警察暗暗诧异。
“先前在剧院，我走进包厢，那个女人也是这样对我微微一笑，”他暗想，“不论是那个女人的微笑还是这个女人的微笑，它们的含意都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一个简单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我就由你摆布。你不需要我，那就自管走你的路。’那一个却假装没有想这些，似乎在高尚优雅的感情里生活着，然而骨子里是一样的。这一个至少还算老实，那一个却在装假。况且，这一个是因为穷才落到这般地步，那一个却是在取乐，用那种美妙的、可恶的、可怕的情欲来消遣。这个街头女人好比一汪污浊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院里的那个女人却好比毒药，凡是碰到它的人，统统不知不觉地被毒死。”涅赫柳多夫想起他跟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人身上的野兽般的兽性是可憎的，”他想，“然而它以赤裸裸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你就会从你的精神生活的高处看清它，藐视它，于是不论你上了它的钩还是顶住了它，结果你还是跟原来一样。不过临到这种兽性蒙着一层虚假的美丽和诗意的外衣出现，要求你崇拜它的时候，你对这种兽性就会敬若神明，分不清好坏，完全上了它的圈套。这才可怕。”
涅赫柳多夫现在完全看清这一点了，犹如他清楚地看见他眼前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如同今天夜间大地上没有那种使人安心、催人入睡的黑暗，却有一种不清晰的、不鲜明的、不自然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亮光[66]一样，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也不再有那种愚昧的黑暗来催人入睡了。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但凡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渺不足道的，或者是卑鄙龌龊的。所有那些耀眼的光辉，所有那些富丽堂皇的外表，往往掩盖着古老的罪行，这些罪行已经为人们司空见惯，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风靡一时，由人们想出种种美化的办法加以粉饰。
涅赫柳多夫有心忘掉这些，不去看它，然而他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虽然他还看不见为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犹如看不见照着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他觉得这种光不清晰，不鲜明，不自然，可是他已经不能不看见这种光为他照亮的东西了。于是他的心里又是快活又是不安。
二十九
涅赫柳多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里去，把枢密院核准法庭的原判这个可悲的消息通知马斯洛娃，告诉她现在要准备动身到西伯利亚去了。
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已经由律师为他写好，现在他把状子带到监狱里去让马斯洛娃签字，不过他对这个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再者，说来奇怪，他现在也不希望成功。他已经为西伯利亚之行，为他在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生活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马斯洛娃无罪释放，他倒难于想象他应该怎样安排他的生活和她的生活了。他想起美国作家托罗[67]的话，托罗在美国还有奴隶制度的时候说过，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正直的公民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涅赫柳多夫，特别是在他到彼得堡去过一趟，在那儿见到种种情况以后，恰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是啊，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他想。他坐着马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围墙的时候，甚至直接体验到这一点了。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涅赫柳多夫以后，立刻通知他说，马斯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儿了。
“那她到哪儿去了？”
“又到监牢里去了。”
“可是为什么把她调走呢？”涅赫柳多夫问。
“她本来就是那么一号人嘛，老爷，”看门人说，鄙夷地笑了笑，“她跟一个医士吊膀子，主任医师就把她打发走了。”
涅赫柳多夫万万没有料到马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竟然同他这样密切相关。这个消息使得他愣住了。他心里的感触近似于人们听到意外的大祸临头的消息以后所生出的那种感触。他心里很难过。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产生的头一种心情，就是羞愧。首先他觉得自己可笑，因为他居然高高兴兴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起了变化。所有她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的话，那些责备、那些眼泪，总之所有那些东西，他暗想，无非是一个心地已经变坏的女人的狡猾手段，打算尽可能地利用他罢了。现在，他觉得在上一次探监的时候，好像已经看出她有种种的迹象表明她不可救药，如今果然暴露出来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在他本能地戴上帽子，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掠过他的脑海的。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拴在一起吗？现在她既然有了这种行为，我岂不是自由了吗？”他问自己。
不过他刚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顿时明白过来：他认为自己已经自由而抛弃她，那他所惩罚的并不是他想惩罚的她，却是他自己。他就心惊胆战了。
“不！她发生的这件事，不能够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够坚定我的决心。她顺应她的精神状态爱做什么，都由她去做好了，她要跟医士调情就随她去跟医士调情，那是她的事……我的本分却是做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已经决定同她结婚，哪怕是形式上的结合也未尝不可，而且我已经决定跟她走，不管她流放到哪儿去都一样，那么现在我的决心就绝不改变。”他带着誓不罢休的执拗心情对自己说着，走出医院，迈着果断的步子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来到大门跟前，要求值班看守去报告狱长，说他希望同马斯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得涅赫柳多夫，就好像见了熟人一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大新闻说，原先的上尉已经免职，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他的职位了。
“现在办事严起来了，严得不得了，”看守说，“现在他就在里边，我马上去报告。”
果然，狱长就在监狱里，过不多久走出来同涅赫柳多夫见面。新的狱长个子很高，骨瘦如柴，两颊的颧骨突出，动作很缓慢，神色阴沉。
“只有规定的日子才允许在探监室里跟犯人见面。”他说着，眼睛没有看涅赫柳多夫。
“可是我需要让她在一份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上签字。”
“您可以把它交给我。”
“我要亲自见一见这个女犯人。以前，我是素来得到许可的。”
“那是以前了。”狱长匆匆地瞟涅赫柳多夫一眼，说道。
“我有省长发给我的许可证。”涅赫柳多夫坚持说，拿出他的皮夹来。
“请容许我看一下。”狱长说，仍旧没有看涅赫柳多夫的脸。他伸出又长又干瘪的白手指头，食指上戴着一个金戒指，接过涅赫柳多夫递给他的一张公文，慢吞吞地读了一遍。“请您到办公室去。”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狱长靠着一张桌子坐下，翻看桌上放着的公文，显然准备在他们会面的时候留在这里。涅赫柳多夫问他，能不能同女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见面。狱长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许可的。”他说，又埋下头去看公文。
涅赫柳多夫衣袋里装着那封打算交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感到他的处境像是一个正在打算犯法的人，不料他的预谋被揭穿，遭到了挫败似的。
等到马斯洛娃走进办公室，狱长就抬起头来，眼睛既没看马斯洛娃，也没看涅赫柳多夫，只是说一声：
“可以谈话了！”说完，他就继续专心地看公文。
马斯洛娃又是从前那样的装束，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扎着白头巾。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看见他那冷冰冰的、气愤的脸色，就涨得满脸通红，不住用手指摸索上衣的底边，低下眼睛。她的窘态，依涅赫柳多夫看来，证实了医院看门人的话。
涅赫柳多夫有心像上次那样对待她，然而他不能够照他所打算做的那样伸出手去同她握手，现在她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极其讨厌了。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稳的声调说，眼睛没有看她，也没有朝她伸出手去，“枢密院把上诉驳回了。”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她说着，声调奇怪，仿佛她在喘气似的。
换了从前，涅赫柳多夫就会问一声，她为什么说早就知道会这样，现在他却光是看她一眼。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