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30部分在线阅读

“不，这儿还有一些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涅赫柳多夫说着，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那些教派信徒写来的一封信，“如果他们写的都是实话，那可真是一件怪事了。我今天要设法跟他们见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您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所有的冤情都从您这儿流出来了，”律师含笑说，“这可未免太多，您会承担不了的。”
“不，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案子，”涅赫柳多夫说着，把这个案子的实情大略叙述一遍：有个村子里，某些人聚在一起读《福音书》，不料一个当官的走来，把他们赶散了。下一个星期日那些人又聚在一起，于是当官的派来乡村警察，写了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交付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他们的罪状，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结果他们被判了流刑。“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涅赫柳多夫说，“难道这会是真事？”
“可是这件事在哪方面使您觉得奇怪呢？”
“各方面都奇怪。喏，乡村警察是奉命捕人，这我倒能理解，可是写起诉书的是副检察官，他毕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嘛。”
“错就错在这儿。我们习惯于认为检察官和一般的法院工作人员都是所谓的新人，都是自由派。他们以前倒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了。他们是官僚，只关心每月的二十号[12]。他们领薪水，希望加薪，他们的全部原则就是这么一套。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然后审问他，定他的罪。”
“可是难道会有那样的法律：一个人只因为跟别人一块儿读《福音书》，就能判处流刑吗？”
“只要能够证明这种人读《福音书》的时候敢于不按照规定向别人讲解《福音书》，因而违背了教会的解释，那就不但可以把他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而且可以把他送去服苦役刑[13]。当众诋毁东正教的信仰，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条，就要判处流刑，而且在流放地永久落户。”
“这不可能。”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我平素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一见到他们就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如果我，您，我们大家，没有被关进监牢，那都多亏他们仁慈。褫夺我们每个人的特殊权利，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那是极其容易的事。”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一切事情都随检察官和那班人的心意发落，而且他们能够应用法律，也能够不应用法律，那么要法院有什么用？”
律师快活地扬声大笑。
“您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哎，老兄，这可是哲学了。行，就是哲学也未尝不可以谈一谈嘛。那么，请您星期六到舍间来吧。您会在我家里遇见学者、文学家、画家。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一般问题，”律师说，用讥诮的辛辣口吻讲出“一般问题”这几个字，“您认识我的妻子。那您来吧。”
“好，我会想法子来的。”涅赫柳多夫回答说。他感到他说的是假话。如果他真要想什么法子的话，那只能是想法子不来参加律师的晚会同聚在他家里的学者、文学家、画家周旋。
刚才涅赫柳多夫讲到如果法院工作人员可以随自己的高兴应用或者不应用法律，审判就没有任何意义，律师却报之以哈哈大笑，而且律师用那样的口吻讲出“哲学”和“一般问题”这些字眼，这一切都向涅赫柳多夫表明他同律师而且大概也同律师的朋友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两样的。涅赫柳多夫却觉得，尽管他现在跟申博克之类的旧友们已经有了距离，然而他跟律师以及律师那个圈子里的人们的距离却还要大得多。
十二
这儿离监狱很远，时候却已经不早了，所以涅赫柳多夫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到监狱去。马车夫是一个中年男子，脸容聪明而善良。马车走到一条街上，他转过脸来对着涅赫柳多夫，指了指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瞧，他们在造一所多么大的房子。”他说，倒好像他自己多少也要算是合伙造这所房子的人，因而扬扬得意似的。
确实，那所房子造得很大，格局复杂，新奇别致。用大松木搭成、再用铁绊扣紧的坚固脚手架，围绕着高耸的建筑物，由一道薄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周身溅满石灰浆，在脚手架上像蚂蚁似的走来走去，有人砌墙，有人劈碎砖头，有人把沉甸甸的灰篓和木桶提上去，再把空的放下来。
有一个老爷，大概是建筑师，身体壮实，装束讲究，站在脚手架旁边，用手指点着上边的什么东西，在对一个弗拉基米尔县的包工头讲话，那个人恭敬地听着。大门口有些载着货物的大车走进来，有些空车走出去，都经过建筑师和包工头跟前。
“他们大家，不论是那些做工的人还是那些驱使他们做工的人，多么坚定地相信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尽管他们的妻子在家里怀着胎，做着力不胜任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孩子戴着小圆帽，显出老相，微微笑着，乱蹬着细腿，不久就要饿死了，可是他们自己却应当为一个愚蠢而无益的人，掠夺他们和驱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而无益的宫殿。”涅赫柳多夫瞧着这所房子，心里暗想。
“是啊，这是一所荒唐的房子。”他把他的想法说出口。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不高兴地反驳说，“谢天谢地，这所房子使得大家都有活干了，它可不荒唐。”
“可是要知道，这种工作是无益的。”
“既然人家在造它，可见它就有用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靠了它才有饭吃。”
涅赫柳多夫沉默下来，特别是因为车轮发出辘辘的响声，使人很难谈话。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这辆马车从石子路上拐一个弯，走上一条大路，因此谈话方便了，马车夫就又跟涅赫柳多夫闲谈起来。
“如今老百姓纷纷涌进城里，多得不得了。”他说着，在赶车座位上转过身来，对涅赫柳多夫指了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正迎面走来，肩膀后面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袋子。
“莫非比往年多吗？”涅赫柳多夫问。
“多得没法说！如今各处都挤满了人，简直多得要命。那些雇主把老百姓丢来丢去像刨花一样。到处都是满满的。”
“怎么会这样？”
“人越来越多嘛。哪儿都容不下了。”
“哦，到底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待在乡下呢？”
“待在乡下没活儿干。没有地嘛。”
涅赫柳多夫经历到凡是受伤的人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形。这种人觉得别人仿佛老是故意来碰他疼痛的地方。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无非是因为只有疼痛的地方才能感到别人在碰他。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他暗自想着。他就开始问马车夫，他们的村子里有多少土地，马车夫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到城里来生活。
“我们家里的地，老爷，合到一口人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我家里有父亲，有弟弟，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出外当兵去了。他们干地里的活。可是那一点点活一干就完。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那么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地呢？原来的那些地主都已经把家业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所有的地都抓在手里。从他们手里你可休想租得到土地，他们自己经营土地。我们那儿有个法国人，独霸一方，把我们旧日东家的地全买下了。他不肯把地租出来，谁也没法办。”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呢？”
“那个法国人姓杜法尔，您也许听说过。他在一家大戏院里给演员们装假头发。那是个好差事，所以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田产都买下了。现在他压在我们头上，由着性儿卡着我们的脖子。谢天谢地，他本人倒还是个好人。可是他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母老虎，我的上帝啊。她搜刮老百姓。可厉害了。得，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车？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不会放我们过去的。”
十三
涅赫柳多夫在大门口拉铃，想到不知道马斯洛娃今天的心情怎样，想到不论她心里还是聚集在监狱里那群人的心里他都觉得包藏着秘密，就不由得心里发紧，战战兢兢。一个看守从里边走出来见他，他就问起马斯洛娃。看守走回去问了一声，出来说，她在医院里。涅赫柳多夫就到医院里去。医院的看门人是一个性情和善的小老头，立刻放他进门，问明他要见什么人以后，就向儿童病室走去。
有一个青年医师走出来，周身发散着石炭酸的气味，在过道上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厉声问他有什么事。这个医师处处体恤犯人们，因而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师，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他担心涅赫柳多夫会对他要求什么不合规章的事，此外他还有意表明他对任何人都不做破例的事，于是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儿没有女人，这儿是儿童病室。”他说。
“我知道，不过这儿有一个从监狱里调来担任杂差的女助理护士。”
“对，这样的人这儿有两个。那么您有什么事？”
“我跟其中的一个，跟马斯洛娃熟识，”涅赫柳多夫说，“现在我想跟她见一见面，我就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上诉。喏，我还打算把这个东西交给她。这不过是一张照片。”涅赫柳多夫从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来说。
“哦，这倒可以。”医师说，态度缓和下来，转过身去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担任杂差的女助理护士马斯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下？到接待室去也成。”
“谢谢您。”涅赫柳多夫说着，趁医师对他的态度有了好意的转变，就问他对马斯洛娃在医院里的工作是不是满意。
“还好。如果考虑到她过去在什么条件下生活，那就应当说她工作得不坏，”医师说，“不过，现在她来了。”
那个年老的女助理护士从一个房门里走过来，她身后跟着马斯洛娃。她穿一件条子花的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三角头巾，盖住了头发。她见到涅赫柳多夫，就涨红了脸，仿佛犹疑不定似地停住脚步，然后皱起眉头，低下眼睛，迈着很快的步子沿着过道里铺的长地毯向他跟前走过来。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本来不想跟他握手，后来还是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一次他们谈话，她因为自己发脾气而道过歉以后，涅赫柳多夫一直没有见过她，现在料想她的心情会跟上次一样。可是今天她却完全换了一个样子，脸上有那么一种新的表情：拘谨，腼腆，涅赫柳多夫觉得她似乎对他抱着反感。他把刚才对医师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讲到他就要到彼得堡去，然后交给她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他从帕诺沃带回来的照片。
“这是我在帕诺沃找到的，是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也许您会喜欢它。您就收下吧。”
她微微扬起黑眉毛，用她那斜睨的眼睛惊讶地瞅着他，仿佛在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她默默地接过那个信封，把它放在她的围裙里边。
“我在那儿见到了您的姨妈。”涅赫柳多夫说。
“是吗？”她冷淡地说。
“您在这儿过得好吗？”涅赫柳多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吗？”
“不，不算苦。不过我还没过惯。”
“我为您很高兴。这儿总比那边好。”
“‘那边’是哪边？”她说，她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里。”涅赫柳多夫赶紧说。
“这儿好在哪儿呢？”她问。
“我想，这儿的人好一点。他们跟那边的人不一样。”
“那边有许多好人。”她说。
“我已经为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张罗过。我希望他们会放出去。”涅赫柳多夫说。
“求上帝保佑，能这样才好。她真是一个很好的老太婆。”她说，又讲起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微微一笑。
“今天我就要到彼得堡去。您的案子会很快受理。我希望原判会撤消。”
“撤消也罢，不撤消也罢，如今在我都是一样。”她说。
“您说‘如今’是什么意思？”
“我这是随便说说的。”她说着，用探问的眼光瞧一眼他的脸。
涅赫柳多夫把这句话和这种眼光理解成她想知道他究竟是仍旧坚持他的决定呢，还是接受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他的决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觉得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确实是一样。不管情况怎么样，我都准备按照我说过的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对斜睨的黑眼睛又像是瞅着他的脸，又像是瞅着他的身后，她的整个脸上洋溢着快活的神情。不过她嘴里所说的话却跟她眼睛所说的迥然不同。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她说。
“我说这话是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关于这件事，话已经说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说着，费力地忍住笑容。
病室里不知为什么乱哄哄的。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好像他们在叫我。”她说，心神不宁地回过头去看一下。
“好，那么再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