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37部分在线阅读

[16]原文为德语。
[17]近卫军上尉雅科夫列夫是俄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父亲。
[18]用火石和火镰打火。
[19]指哥萨克。
[20]原文直译为“金桥”，意为“给败军留一条逃跑的路”。
[21]季什卡是吉洪的小名。
[22]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个地区，以产名马著称。
[23]原文为德语。
[24]“亚麻布厂”，村镇名，地处卡卢加至维亚济马一线上，十八世纪初，因在该地曾开设一家当时俄国最大的亚麻布工厂而得名。此处指库图佐夫留在卡卢加至维亚济马一带地方，不去追击逃跑的法国人。
[25]见威尔逊日记。——托尔斯泰注。（罗勃特·托马斯·威尔逊［1774—1849］，曾于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在俄军司令部任英国军事委员。他的日记于一八六一年出版。）
[26]见波格丹诺维奇所著一八一二年历史：《论库图佐夫及令人不满的克拉斯诺耶战役》。——作者注。
[27]此处指拿破仑临战时在埃及金字塔上对他的军队说过的话。
[28]即缪拉。
[29]摹仿法语的发音。
[30]这种帽子原名“三角帽”，亚历山大时代改为两个遮檐。戴时两个遮檐有时朝前后，有时朝两侧。
[3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32]肖像室是贵族人家悬挂祖先肖像的房间。
尾声
第一部
一
一八一二年过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澎湃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在它的海岸内平静下来。它似乎息止了；但那些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那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清楚），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表面似乎不在动，但人类却像时间的运行一样不断地活动。人们结成的各种集团成立了，解散了；国家形成和瓦解以及民族迁徙的各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地冲击；但它却在深处翻滚沸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来卷去；现在，他们仿佛在一个漩涡打转。这些早先是带着军队，用命令、战争、出征、战斗来回击民众运动，而现在，却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想方设法和以法律、条约……等等来反击激昂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严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说的反动的根源。所有当时有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1]、谢林[2]、费希特[3]、谢多勃良[4]和其余的一些人都受到史学家们严正的裁判，依照他们对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或谴责。
在俄国，照史学家的论述，这一时期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照史学家的论述，在其统治初期曾是倡导自由主义和拯救俄国的首要创业人。
在现在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博学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亚历山大在其当政时期那些失误而不向他投掷石子的。
“他本应这样做和那样做。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在另一件事上做得糟。他在即位之初和一八一二年做得很漂亮；但是，给予波兰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予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后来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办得不好了。过问前线的军队，他做得不妥；解散谢苗诺夫团队，他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们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一切责备，如果要列举的话，就得用十多页纸才能写完。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史学家所称赞的亚历山大一世的那些行动——如，即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对拿破仑的斗争、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所有这些同史学家所责备的那些行为——如，神圣同盟、波兰的重建、二十年代的反动等等，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条件中的同一源泉里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何在呢？
它在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处在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最高一级的阶梯之上，就像是处在当时所有耀眼夺目的历史光芒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之中；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那些伴随着权力而来的阴谋、诡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的每分钟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活生生的，像每个人一样，有他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求——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对这一点并不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那种看法，这些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他们读书，领会讲义，把心得记在小本子里。
就假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那么，当然也应假定那个指责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在若干年后对人的幸福的看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这个假定之所以十分自然而且必要，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见，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著作家的不同，对于什么是人的幸福的看法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是福，十年后却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间，我们在历史上见到对祸与福的见解完全相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不能说是有益还是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若这种活动不为某些人所欢喜，其所以不欢喜，那也不过是因为这种活动不符合他本人对好事的有限理解罢了。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住房的保存，或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是彼得堡大学或其它大学的兴旺发达，或是波兰的解放，或是俄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各种著名的欧洲的文明进步，对所有这些，不管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要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更加普遍的、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把一切做得完全另一个样子。假定他能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最终目的的一些人的指示办事，并依照那些现在责备他的人所给予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更新的东西看样子没有了）的纲领治理国家。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好了，亚历山大也照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为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是受理性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
二
如果像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伟大的人物领导人类去达到某些目的的话——这些目的或是俄国或是法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普遍的文明进步，或是什么其它方面，那么，不理解偶然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不能阐明历史现象。
假如本世纪初叶历次欧洲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俄国的强大，那么，即使没有这些战争，也不用侵略，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用革命，也不用建立帝国，照样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假如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来完成这项工作要比军队好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说，除了使用毁灭人的生命及其财富的手段外，还有其它更适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但是，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了，而不是另样发生呢？
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偶然造时势，天才利用了它。”
但是，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天才呢？
偶然和天才这两个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是不能下定义的。这两个词仅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种现象；我想，我是不能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所以我说：这是偶然使然。我看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产生了与人类固有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使然。
羊群中有一只公羊，它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赶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因此，正是这只公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吃燕麦，也正是这只养肥了的公羊作为肉羊而被屠宰，这个情况应当说是天才与一系列不寻常的偶然惊人的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便会立刻看出，那只育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那只公羊长肥的目的何在，但它们起码知道，在那只公羊身上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所以，不论是偶然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的、容易理解的目的，并且承认最终目的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便可看出那些历史人物生活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些不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偶然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只有承认我们不清楚欧洲各国人民激荡骚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这些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屠杀，还有，自西而东和自东而西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和目的，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些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再者，不仅不须要用偶然性去解释造就这些人物的那些小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切小事也是必然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正如我们想不出另有一种植物可能生长出比某一植物本身生出的花朵和种籽对它更加合适的花朵和种籽一样，也不可能想出另外两个各有其经历的人来，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来完成这两个人所完成的使命，而且完成得那么细致和彻底。
三
本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有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而东后来又自东而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的祸首，便是自西而东的行动。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抗击东方军队的庞大兵团；二、抛弃一切旧有的习惯和传统；三、在完成其黩武活动时，必须有一个首领，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在活动时发生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从法国革命开始，那个不够强大的旧集团崩溃了；旧习惯和旧传统毁灭了；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正在逐步形成，同时，一个站在未来运动的前头，并对行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不是法国后裔的人，好像由于奇特的偶然性，在激荡着法国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事们的无知、反对者的懦弱和渺小，以及这个人的撒谎本领和他那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低能智力，把他擢升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军队的士兵们的优秀素质、敌人的缺乏斗志、孩子般的卤莽和刚愎自用，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无数的所谓偶然处处伴随着他。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对他有利。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都未成功：没有录用他去俄国服役，请求派他到土耳其去也没成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好几次濒于毁灭的边缘，但每次都出乎意外地得救了。俄国军队，就是那个能毁掉他声誉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击欧洲[5]。
他从意大利回来时，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与这个政府有关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于是，对他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这个危险境地脱身的出路，那就是毫无道理和无缘无故派他去远征非洲。又是这个偶然性伴随着他。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然一枪未放便投降了；最轻率的指令却获得了圆满的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几乎全是居民，干下了一系列暴行。这些干了暴行的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都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么干好得很，这才是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个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不但完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它以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意义，——这种必然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的人们的理想，在非洲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成功。瘟疫不传染他。屠杀俘虏的残暴行为也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似的漫不经心、无缘无故、不光彩地撇下患难的伙伴从非洲溜走了，连这也算是他的功绩，并且，敌方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在他已经完全沉醉在他侥幸犯下的罪行并对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的时候，他毫无目的地来到巴黎，这时候，那个一年前可以毁灭他的共和国政府的分崩离析已达到顶点，他这个与各党派无关的新人的到来，这时只能抬高他的身价。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是，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只有他这个人——因为他有在意大利和非洲养成的对光荣和伟大的理想，有疯狂的自我崇拜，有犯罪的胆量以及撒谎的本领，只有他这个人才能为正在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等待他的地位需要他，因此，几乎不是出于他的志愿，虽然他犹豫不决，虽然缺乏计划，虽然他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还是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并且这个阴谋获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的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假装晕倒，说了些本应送掉他的性命的没有意义的话。但是，从前精明而骄傲的法国统治者们，这时觉得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演完，比他更狼狈，这些人现在说了一些不是他们为了保持权力和消灭他应该说的话。
偶然，成千上万的偶然，给他以权力；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来协助确立这个权力。偶然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偶然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偶然使反对他的计谋对他不仅没有损害，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偶然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意外地迫使他杀掉了公爵，这比采用别的任何方法都更有力地使一般人信服他有势就有权。偶然使他把集中全力去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显然会毁掉他，而且这个意图永远实现不了），突然转为进攻马克和不战而降的奥地利人。偶然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并且，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是法国人，而且整个欧洲，除未参与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英国外，所有的人，尽管对他的罪行还怀有早先的恐惧和厌恶，但这时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给自己加封的称号，承认了他对于光荣与伟大的理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想是一种美好、合理的东西。
好像是估量一下实力，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似的，西方势力在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几年中好几次向东挺进，不断地加强着，壮大着。一八一一年在法国组成的一伙人与中欧各国的人们汇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人群的壮大，替领导运动的人进行辩护的力量也进一步增强起来。在即将发生的大规模运动来临之前进行准备的十年过程中，这个人纠结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原形毕露的世界统治者们都没有力量对抗那毫无意义、毫无理性的拿破仑式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奉承邀宠；奥地利皇帝认为，此人要是把帝王的女儿请进他的床帏，那则是莫大的恩遇；教皇，各国人民圣物的保护者，也利用宗教为抬高这个伟人的身价而服务。与其说拿破仑本人给自己准备扮演角色，不如说他周围的人准备让他去对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或者一件小小的诈骗，在他周围的人口中无不立刻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了最好的庆典，——这就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伟大，而且他的祖先、他的兄弟、他的义子和他的妹夫们，全都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智，都是准备让他去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当他准备好了的时候，兵力也就准备好了。
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被占领了；俄国军队受到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惨重。但是，突然代替那些一贯使他获得不断胜利而达到既定目的的偶然和天才的，却是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金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和焚烧莫斯科的火星；而天才也被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鄙代替了。
侵略军逃跑了，向后跑了，一逃再逃，一切偶然，这时已经经常不帮助他，而是反对他了。
与前次自西而东的运动十分相像的自东而西的一次相反的运动发动了。在这次大运动发生之前的一八○五至一八○七至一八○九各年中，也有自东而西运动的同样尝试；也同样有结成庞大的集团；也同样有中欧各国加入运动；也同样有中途动摇，同样越接近目的地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所有的行为显然都是可怜的、龌龊的；但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偶然又出现了：同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灾难的原因；对这个被剥夺了权势并暴露出罪恶和奸诈的拿破仑，人们本应当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把他看做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然而，由于某种离奇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扮演的角色还没有终结。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看做无法无天的强盗的人，带着拨给他的卫队，被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划归他管辖的一个小岛上去了，不知为什么还付给他数百万金钱。
四
各国人民的运动在各自的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运动的浪头向后猛退了，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跟着漩涡打转儿，他们以为，正是他们才使运动得以平息的。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们认为，这次风浪骤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在他们的元首之间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在他们看来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波浪的兴起并不是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个波浪依然是从运动的出发点——巴黎发生的。从西方而起的运动出现了最后的回流：这是一股必须解决那些似乎难以解决的外交难题并结束这个时代的军事活动的回流。
这个使法国遭到毁灭的人，没有施展阴谋手段，没有带士兵，只身回到巴黎来了。每个卫兵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但是由于奇特的偶然机遇，不仅没有抓他，而且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可以用来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而辩护。
这出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孤独的在小岛上的人表演一出自演自赏的可怜的滑稽戏，在已经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当作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闭幕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调动你们的感情的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但是，被运动的力量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不了解这一点。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而西向相反方向运动的人物，他的生活更显示出很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位挡住别人，站在这场自东而西运动前头的人，需要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