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31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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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好多了。她今天说话很正常。”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仔细端详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但是她是一个特别的、生疏的、全然新颖的、令人费解的人。她爱我。她的心怎么样?全是美好的东西。但是怎么好法呢?她心里怎么想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是的,她太好了。”
“玛莎,”她怯生生地拉过她的手,说,“玛莎,你别以为我傻里傻气的。你不这么想吧?玛莎,亲爱的。我是多么爱你啊。咱们做真正、真正的好朋友吧。”
娜塔莎拥抱玛丽亚公爵小姐,亲吻她的手和脸。玛丽亚公爵小姐对娜塔莎的这种感情流露又羞又喜。
自这天起,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了那种只有女人之间才有的热情而温柔的友谊。她们不停地亲吻,彼此谈些温存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起度过的。如果一个出去了,另一个心里就不安,就赶快去找她。她们俩在一起比分开独自一人感到和谐。她们之间建立的感情比友谊更强烈:这是一种只有在一起才能活下去的独特感情。
有时她们一连几个小时默不作声;有时已经躺在床上了,又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早晨。她们多半谈久已过去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讲她的童年,讲她的母亲,讲她的父亲,讲她的梦想;娜塔莎过去由于不怎么懂,不理会那种虔诚、顺从的生活,不理会基督教自我牺牲的诗意,现在她觉得她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被爱结合在一起,因此也爱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过去,懂得了她过去不懂得的另一面的生活。她不想把这种顺从和自我牺牲精神使用在自己身上,因为她习惯寻求另一种欢乐,但是她懂得了而且爱上了对方身上那种她过去所不理解的德行。至于玛丽亚公爵小姐,她听了娜塔莎讲她的童年和少年的故事,也发现了她先前不了解的另一面的生活——相信生活,相信生活的乐趣。
她们照常仍然不提他,她们认为那些话会破坏她们心中崇高的感情,而缄口不谈他,令人难以相信,她们竟然渐渐把他淡忘了。
娜塔莎瘦了,面色苍白,身子是那么弱,使得大家经常谈论她的健康,而她对这反倒觉得愉快。但是有时她忽然不仅害怕死,而且害怕生病,害怕衰弱,害怕失去美貌,她有时注意地细看自己裸露的手臂,瘦得使她感到惊奇,或者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瞧看她那瘦长的、她觉得可怜巴巴的脸。她觉得,就应当这个样子,而同时又觉得可怕和悲哀。
有一次,她快步上楼,累得大口喘气。她立刻给自己想出下楼的理由,但是为了试试体力,看看自己怎么样,又往上爬。
又有一次,她呼唤杜尼亚莎,她的嗓子发出颤音。虽然她听见了杜尼亚莎的脚步声,但是又叫了她一声,用她那唱歌的胸音叫了一声,同时细听自己的声音。
她不知道,也不相信,但是在她心中那层看来难以渗透的泥土中,已经钻出又细又嫩的幼芽,它一定会生根,用它那生气勃勃的嫩叶把她的悲哀遮盖起来,不久就看不见它,也觉不出它了。创伤从内部平复了。
一月底,玛丽亚公爵小姐动身去莫斯科,伯爵坚持要娜塔莎和她同行,以便在莫斯科看病。

当时库图佐夫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要打垮、切断……敌人的愿望,在维亚济马打了一场遭遇战之后,逃跑的法国人和在其后追赶的俄国人继续向前移动,在走到克拉斯诺耶之前,再也没有打仗。法国人逃得那么快,俄国军队怎么也追不上,骑兵和炮兵的马都累得停下来,关于法军行动的消息总也弄不确实。
俄国军队一昼夜不停地走四十俄里,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想再快一点也不可能了。
只要弄清楚以下事实的意义,就可以了解俄军消耗的程度:在塔鲁丁诺作战的全部时间,俄军的伤亡不超过五千名,被俘的不到一百名,但是十万人从塔鲁丁诺出发,到达克拉斯诺耶只剩下五万人了。
俄国人追击法国人的急行军,如同法国人的仓惶窜逃,都给自己带来破坏性的作用,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俄军有选择行动的自由,没有那悬在法军头上的死亡威胁,其次还在于法军掉队的病号落在敌人手里,而掉队的俄国兵却留在本乡本土。拿破仑军队的减员,其主要原因是行动过于迅速,俄军也相应的减员也是这个原因的无容置疑的证明。
库图佐夫在塔鲁丁诺以及在维亚济马的全部活动都放在(尽他的权力所及)不去阻止那种自找灭亡的法国人的行动(彼得堡方面和俄国军队的将军们却想阻止它),而且促进这种行动,同时减慢自己军队的行动。
但是,除了由于行动过速而招致军队明显的疲劳和大量减员外,库图佐夫还理会到放慢军队的行动以等待时机的另外理由。俄国军队的目的是追踪法国人。法国人逃跑的路线无法捉摸,因此,我们的军队越是步步紧跟着法国人,跑的路就越多。只有在跟踪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以最短的行程切断法国人所走的那种曲折的路线。我们的将军们提出的一切巧妙战术,不过是频繁的调动军队,增加军队的行程,而唯一合理的目标却是减少军队的行程。在从莫斯科到维尔纳整个战役中,库图佐夫的活动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不是偶然地、也不是一时地、而是始终一贯、一次也没有改变过这个目标。
库图佐夫不是靠智力或者科学、而是靠他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全部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每个俄国士兵所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法国人战败了,敌人正在逃走,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他也和士兵们一样,感到以那样空前的速度和在那样的时节行军的全部艰难。
但是将军们,特别是那些俄军中的外籍将军们,一心想要出风头,要使人大吃一惊,要为某种目的去俘虏某个公爵或者国王,而目前任何战斗已经成为令人厌恶和毫无意义的时候,这些将军们竟然认为正是现在是打几个战役、战胜某某人的时候。当库图佐夫接二连三接到那些作战计划时,他仅仅耸耸肩:要执行这些计划,就要使用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皮衣、饿得半死、不经战斗就减少一半的士兵,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继续奔跑,要赶到边境,也要走比已经走过的路程更远的路程。
特别是我们的军队和法国军队遭遇的时候,就更表现出这种出风头、打运动战、摧垮、切断的愿望。
在克拉斯诺耶就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这个地方想找到法国人的三个纵队中的一个纵队,碰上了带领一万六千人的拿破仑本人,虽然库图佐夫千方百计避免那次毁灭性的遭遇战以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然而疲惫不堪的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仍然一连三天屠杀筋疲力尽、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托尔拟了一项部署:第一纵队向某地前进,[23]等等。照例,结果都不是按照部署做的。符腾堡的叶夫根尼亲王从山上射击山下成群跑过去的法国人,他要求增援,但是援军没有来。法国人一到夜里就避开俄国人绕道儿分散逃遁,躲进树林里,能逃的就继续往前逃。
米洛拉多维奇,这个说他完全不想知道部队的给养情况、有事找他也找不到、自称是一个“无畏和无可指摘的骑士”、热衷于和法国人谈判的人,派军使去要求法军投降,白浪费了时间,做了不是命令要他做的事。
“我把那个纵队交给你们了,弟兄们。”他骑马来到队伍跟前,指着法国人对骑兵说。于是骑兵们骑上几乎走不动的马,用马刺和佩刀赶着马奔跑,追上那支送给他们的纵队,也就是追上一群冻僵、饿瘪的法国人;于是那支送给他们的纵队放下武器投降了,他们早就希望这样做了。
在克拉斯诺耶捉到两万六千名俘虏,并得到几百门大炮和一根据称是“元帅杖”的棍子,于是人们在争论都是哪些人立了功,大家对这一仗都很满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捉到拿破仑,哪怕一个什么英雄或者元帅也没有捉到,他们为此互相责备,特别是责备库图佐夫。
这些狂热的人们,不过是最可悲的必然规律的盲目执行者;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想象他们所作所为是最可敬、最高尚的事业。他们指责库图佐夫,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只知道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愿从亚麻布厂[24]迈出一步,因为他在那儿觉得闲适恬静;说他在克拉斯诺耶停下来按兵不动,因为他得知拿破仑在那儿,就完全惊慌失措了;说是很可能他和拿破仑有什么阴谋,被他收买了,诸如此类的议论……
不仅当时那些狂热的人们那么说,而且后代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狡猾、好色,是个软弱无能的宫廷老官僚;俄国人说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家伙,是一个傀儡,有点用处也不过凭他有个俄国人的姓名而已……[25]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人们毫不隐讳地指责库图佐夫,说他犯了错误。皇帝对他不满意。不久前奉上谕撰写的历史,说库图佐夫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宫廷骗子,他怕拿破仑皇帝,由于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错误,以致使俄国军队失掉完全战胜法国人的光荣。[26]
这样的命运,不是那种不为俄国知识界承认的伟大人物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了上帝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的人们的命运,这种人不常见,而且总是孤独的。群众用憎恨和蔑视惩罚这种人,因为他们对最高法则大彻大悟。
拿破仑,这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傀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甚至在放逐期间也没表现出人类尊严的人,可是在俄国史学家看来(说来令人奇怪而且可怕),却是一个值得赞赏和令人欢喜的人物;他伟大。而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从他开始活动到最后,从波罗金诺到维尔纳,他一言一行从未违反初衷,始终是一个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自我牺牲、对历史事件在今天和明天的意义有所认识的典范,——就是这么一个库图佐夫,在有的人心目中,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一提起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他们就觉得害羞似的。
然而,很难想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目标始终如一。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可贵、更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目标。像库图佐夫这样的历史人物,一八一二年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全力以赴,而终于完全达到那个目标,在历史上找出另外的例子,那就更难了。
库图佐夫从来不说他“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27]”,不说他为祖国献出的牺牲,不说他要做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情,不装腔作势,永远是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说最普通、最平凡的话。他给他的女儿们和斯塔埃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和漂亮的女人交际,和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开玩笑,从来不给那些要向他证明某件事情的人钉子碰。拉斯托普钦伯爵骑马跑到雅乌兹桥头见到库图佐夫,追究莫斯科毁灭的责任,说:“您不是答应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说:“不经战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放弃了。阿拉克契耶夫从皇帝那儿来,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说:“是的,我刚才也这么说来的。”虽然他在一分钟之前说过完全相反的话。在周围一群糊涂虫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理解当时事件的全部巨大意义,拉斯托普钦伯爵把首都的灾难归咎于自己或者归咎于他,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来当炮兵司令,对他更无所谓了。
不仅在这些场合这个老人这么说,而且,生活经验使他坚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的动力,他总是想到什么就脱口说出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话。
但是,就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他全部活动中,没说过一句与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要达到的那个唯一目的不相符的话。显然,他怀着不为人谅解的沉重心情,不自觉地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表明了他的思想。自波罗金诺战役开始,他就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他说,波罗金诺战役是胜利,直到老死,他在口头上,在报告和呈文中都是这么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国。他在回答洛里斯顿提出讲和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国人退却时,只有他一个人说,我军一切机动都不必要,一切听其自然,比我们希望要完成的还要好,对敌人要网开三面,塔鲁丁诺、维亚济马、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不必要,到达边境时应当保存一点实力,他说,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干。
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被人描写为讨好皇帝而向阿拉克契耶夫撒谎的宫廷宠臣,——只有他这么一个宫廷宠臣在维尔纳曾说过,打出国门以外有害无益,因此惹得皇帝不悦。
仅仅语言还证明不了他当时对事件意义的理解。他的行动始终不变地朝着一个目标,从来不曾有丝毫的偏离,这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竭尽全力打法国人,二、打败他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
他,这个把“忍耐和时间”作为座右铭的慢性子人,这个专门反对打硬仗的人,以无与伦比的严肃态度作好了准备,然后发动了波罗金诺战役。他,就是那个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未打响之前就说那次战役一定要失败的库图佐夫,而在波罗金诺,虽然将军们都认为那次战役打输了,虽然史无前例:打赢了军队还要后撤,只有他一个人力排众议,直到老死都在断言波罗金诺战役是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整个退却期间坚决主张不进行当时已经成为无益的战斗,不再挑起新的战争,而且不打出俄国的边境。
只要不把十来个人头脑中的目的硬说成是群众活动的目的,现在来理解事件的意义已经很容易了,因为全部事件及其结果都摆在我们面前了。
但是,这个老人——只有他独自一人与众不同,怎么在当时就那么准确地看出人民对事件的看法的重要意义,在他全部活动过程中一次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呢?
对当时发生的现象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洞若观火,其源泉乃在于他拥有十分纯洁和强烈的人民感情。
正是由于人民承认他有这种感情,人民才通过一些奇特的方式,违背沙皇的意愿,选择了这个不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正是这种感情把他抬到人间最高的地位,他这个身居高位的总司令,把他的全副精力都用在不去屠杀和迫害人们,而用在拯救和怜悯他们。
这个朴实、谦虚,因而才是真正伟大的形象,不能归入历史虚构的所谓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那种伪造的模式。
在奴仆心目中不可能有那种伟大的人物,因为奴仆有奴仆对伟大这个概念的理解。

十一月五日是所谓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傍晚时分,在那些给部队带错了路的将军们互相争吵和闹了一些错误之后,在派出一批带着一些互相矛盾的命令的副官之后,——当时已经弄清楚,敌人四散逃跑,不可能有也不会有什么战斗,于是库图佐夫离开克拉斯诺耶到总司令部那天已经迁到那儿的多布罗耶去了。
天气晴朗,寒冷。库图佐夫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小白马去多布罗耶,身后跟着一大群心怀不满、一路上窃窃私语的将军们。沿途都是当天俘虏的法国人(那天俘虏七千人),他们一堆堆的聚在篝火旁取暖。离多布罗耶不远的地方,一大群衣衫褴褛、用各种随手弄到的东西把身子包裹起来的俘虏站在路上一长列卸下来的大炮旁边,发出聒噪的谈话声。当总司令走过来的时候,谈话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头戴一顶红箍白帽子,身穿隆起驼背的棉大衣,骑着马缓缓地走来。一个将军向他报告那些大炮和俘虏是在什么地方俘获的。
库图佐夫似乎在想心事,没有听见那个将军的话。他神色不悦地眯起眼睛,专注地盯视着那些样子显得特别可怜的俘虏身影。大多数法国士兵都冻坏了鼻子和腮帮,脸变了形,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红肿、糜烂。
靠路边有一堆法国人,其中两个士兵(一个满脸长疮)正在用手撕一块生肉。在他们向过路的人一瞥的目光中有一种可怕的兽性的东西,那个满脸生疮的士兵也是样子凶恶地向库图佐夫看了一眼,立刻转过身去继续干他的事。
库图佐夫向这两个士兵看了很久;他更皱紧了眉头,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俄国士兵笑着拍一个法国人的肩膀,很和气地和他说话。库图佐夫又带着同样的神情摇摇头。
“你说什么?”他问那个将军,将军一面继续报告,并让他注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列前面缴获的军旗。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他显然很费劲才打断自己的思绪。他茫然地环顾周围。几千只眼睛从四面八方望着他,期待他讲话。
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前面停下来,深深舒口气,闭上了眼睛。他的一个侍从向拿着法国军旗的士兵们招招手,叫他们走过来把军旗摆在总司令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几分钟,看来,他虽然不乐意,但是不得不服从他的地位要求他必须做的事情,于是抬起头来,开始讲话了。一大群军官围着他。他目光专注地扫了一下周围的军官,认出其中几个人。
“感谢大家!”他朝士兵们、转脸又朝军官们,说。在周围一片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见他那慢慢说出的话,“为了艰苦、忠诚的服务,感谢你们大家。我们完全胜利了,俄国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向周围看了看,停顿了片刻。
“把旗杆头放低,放低,”他对那个无意之中把手里的法国鹰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旗前放低的士兵说,“再低些,再低些,对了,就这样。乌拉!小伙子们。”他的下颔迅速地向士兵们一摆,说。
“乌拉—拉—拉!”响起了几千个声音。
在士兵们高声欢呼的时候,库图佐夫在马鞍上俯下身,低下头来,眼睛闪出和蔼的、仿佛嘲讽的亮光。
“是这样的,弟兄们。”当喊声停了的时候,他说……
他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已经不再是一个总司令、而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在说话,显然他现在想对伙伴们说几句最需要说的话。
在军官中间,在士兵行列中开始蠕动起来,想更清楚地听听他现在要说的话。
“是这样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够辛苦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忍耐一下吧;不会太久了,等我们送走了客人,就可以休息了。沙皇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你们虽说辛苦,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可是他们,你们瞧瞧他们落到何等地步,”他指着那些俘虏说,“比最糟的叫化子还不如。当他们还是强大的时候,我们不可怜他们,现在可以可怜可怜他们了。他们也是人嘛。对不对,小伙子们?”
他向周围望去,在向他投来的那些执著的、恭敬而惊疑的、专注的目光中,他看出对他的话的同情:他的嘴角和眼角皱起来,露出老年人温和的微笑,他的神采越来越光辉了。他停顿了片刻,仿佛迟疑不决似的低下头来。
“话说回来,是谁叫他们来我们这儿的?这些猪狗们,活该……”他抬起头来,突然说。他把鞭子一挥,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疾驰,离开那些乱了队列、高兴得哈哈大笑、吼叫“乌拉”的士兵们。
士兵们未必懂得库图佐夫说的话。谁也复述不出元帅那番开头庄严、结尾朴实、出自老年人口中的话;但是,那番推心置腹的话不仅已经被理解,而且,正是在老年人宽容大度的咒骂中所表现的那种对敌人的怜悯和对我们事业正义性的认识的伟大庄严的感情深藏在每个士兵心里,并且用兴高采烈的、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表达出来。在这之后,一个将军问总司令是否要车,库图佐夫在回答时,出人意外地抽泣起来,显然他内心极度地激动。

十一月八日,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部队来到宿营地时,已经天黑了。整天无风,寒冷,飘着零星的雪花;傍晚天晴了。透过飘落的雪花,露出淡紫色灰暗的星空,寒气更逼人了。
穆什卡捷尔斯基团离开塔鲁丁诺时三千人,现在只剩下九百人,这个团首先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大路旁一个村子里。迎接这个团的打前站的人员说,所有房子都住满了不是病的就是死的法国骑兵和参谋人员。只有一所房子可以让团长住。
团长到他的住处去了。团队经过村子到村边路上把枪架起来。
那个团队像一头庞大的多足兽,开始营造洞穴和准备食物了。一部分士兵三三两两踏着没膝的雪地走进村右边的桦树林里,立刻听见刀斧的砍斫声、树枝的折断声和快乐的谈笑声;另外一部分士兵在团队的大车和马匹集中的地方忙活,取出大锅和面包干,喂马;第三部分士兵到村子里为参谋人员准备住处,把停放在各家的法国人的尸体清除出去,拖来一些木板、干柴和屋顶上的禾草以备生篝火和做挡风的篱笆。
有十五六个士兵在村头的房屋后面,快活地喊叫着摇晃一间棚屋的高大篱笆墙,棚屋的顶盖已经掀掉了。
“一、二、三,推呀!”发出喊叫的声音,在黑夜中,那堵附着雪的大墙带着冰凌的响声晃来晃去。下面的桩子越来越喀喀哧哧地响,那堵墙终于连同推它的士兵们一齐倒了下去。于是发出一阵粗野、欢乐的大喊大笑。
“两个人两个人地拽!拿撬棍来!就是这样。你往哪儿出溜?”
“来,一、二、三……停一停,伙计们!……咱们唱着歌儿吧!”
大家都不响了,于是,一个人低声唱了起来,声音像天鹅绒一般悦耳。在唱到第三节结尾时,紧接着尾音,二十个声音一齐喊起来:“喔—喔—喔!来呀!一齐干呀!加油,伙计们!”但是,不管怎样一齐用力,那堵篱笆墙仍然不动,在大家停住换气的时候,可以听见沉重的喘息声。
“喂,你们六连的!鬼东西!来帮一帮啊……也有用着我们的时候。”
正进村子的第六连二十来个人,都来帮助拖了;于是,那堵五俄丈长、两俄丈宽的篱笆墙弯成弓形,像刀割似的压在喘息着的士兵们的肩上,沿着村里的街道往前移动了。
“走啊,怎么啦……倒了,咳……干吗停住了?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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