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30部分在线阅读

以库图佐夫阻碍进攻的说法来解释这个怪现象（俄国军史专家就是这样说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在塔鲁丁诺，库图佐夫的意志已经不能阻止军队的进攻了。
为什么俄军以极弱的兵力在波罗金诺战胜拥有全部兵力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济纳以优势的兵力却败给法国的乌合之众呢？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是要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和元帅们，而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所有企图，每次都遭到最可耻的破坏，那么，法国人认为战争的最后阶段是他们一连串的胜利的说法，就完全对了，俄国史学家认为是我们的胜利就完全错了。
俄国军史家，只要他们遵守逻辑的法则，自然就得出这个结论，虽然满怀激情地歌颂英勇和忠诚，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退却是拿破仑的一连串胜利，是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但是，完全把民族自尊心撇到一边，你会感觉到，这个结论自相矛盾，因为法国人一连串的胜利却导致他们彻底的灭亡，俄国人一连串的失败却导致他们完全消灭敌人和解放祖国。
这个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史学家根据两国的皇帝和将军们的通信、根据战报、报告诸如此类的文件研究当时的事件，从而作出这样的假设：仿佛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要切断和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们和军队，而这个目的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
从来没有这样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达到它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目的之所以没有意义，第一，因为拿破仑的溃败的军队用尽一切可能的速度逃出俄国，就是说，它是在做每个俄国人所能希望的事情。对于那些跑得尽可能快的法国人，为什么要跟他们大动干戈呢？
第二，堵住那些用尽全力逃跑的人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法国军队即使没有外在的原因也在逐步自行消灭，用不着堵截，他们也不可能在十二月间有更多的人，即百分之一的军队，逃越国境，为了消灭这样的军队而使自己受损失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要想俘虏皇帝、国王和公爵们是没有意义的，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如梅斯特等人）已经认识到，这帮人当了俘虏会给俄国人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俘虏整个兵团的法国兵更无意义，因为俄国自己的军队到克拉斯诺耶就减少了一半，而押送这些俘虏的兵团需要整师的人，而且自己的士兵已经不能经常领到足够的口粮，已有的俘虏也正在饿死。
关于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老谋深算的计划，犹如一个菜园主所制定的计划，他在驱赶践踏菜畦的牲口的时候，跑到菜园门口，迎头痛击那头牲口。唯一可以为那个菜园主辩护的理由，那就是他气得太厉害了。但是，对于那些制定那个计划的人来说，连这个理由也不适用，因为受践踏菜畦之害的并不是他们。
但是，除了切断拿破仑的军队没有意义之外，而且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之所以不可能，第一，因为经验证明，在作战中，各纵队拉长五俄里的距离行动，永远不会与计划相符合，要奇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及时在指定的地点会师，其可能性小得几乎等于零，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这个计划时就说过，远距离的牵制作战是不会带来所希望的结果的。
第二，其所以不可能还因为，要瘫痪拿破仑的军队在撤退时所具有的那股惯性力量，必须要有比现有的俄军大得无比的军队。
第三，其所以不可能还因为，“切断”这个军事名词是毫无意义的。面包可以切断，而军队是切不断的。切断军队——堵截它的去路——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因为周围可以迂回的地方总是很多的，而且有黑得什么都看不见的夜，军事家即使从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例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被俘的人不愿就范，就无法俘虏，就像捉不住一只燕子一样，虽然它落在你的手上，似乎能捉到它似的。只能俘虏那些按照战略和战术投降的人，就像俘虏德国人那样。但是法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对他们不合适，因为不论是逃跑还是被俘都同样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第四，也是主要的一点，其所以不可能，因为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像一八一二的战争所处的条件那么可怕，俄国军队竭尽全力追击法国人，再做更多的一点事情，就会自取灭亡。
俄国军队在从塔鲁丁诺至克拉斯诺耶行军途中，由于生病和掉队，减少了五万人，这等于一个大省城人口的数目。没有战斗就减员一半。
在这一阶段的战役，军队没有靴子和皮衣，没有伏特加，给养短缺，一连几个月在零下十五度露宿在雪地里；那时，白天只有七八小时，其余的时间都是无法维持纪律的黑夜；那时，不像在战斗的时候，人们进入不讲纪律的死亡区只有几个小时，而当时人们一连几个月每分钟都和饥饿和寒冷作斗争；那时，一个月就有一半的军队死亡，——史学家在讲到这一阶段的战役时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侧翼某地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恰戈夫应该向某处转移（在没膝的雪地中转移），某某应当击溃和切断敌军，等等，等等。
俄军已经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们为达到那个无愧于人民的目的，做了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至于别的俄国人，坐在暖室里提出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那不是他们的过错。
事实和历史的记载之所以发生这一切奇怪的和现在令人不可理解的矛盾，是由于写这个事件的史学家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事件，而是各个将军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妙的言辞。
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是这个或那个将军所受的奖赏以及他们所作的推断；但是关于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甚至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为那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不去研究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到直接参加当时事件的千百万人的行动中间去，那些原先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忽然轻易而简单地得到确切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军队这个目的，除了在十来个将军的想象中存在过，实际上从来是没有的。这个目的不可能有，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达到它也是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出去。这个目的达到了，第一，它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因为法国人在逃跑，只要不阻挡这个运动就行了。第二，这个目的的达到，是靠消灭敌人的人民战争，第三，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在后面追赶法国人，只要法国人一停止运动，就使用这支力量。
俄国军队的作用，应该像赶跑着的牲口的鞭子。有经验的赶牲口的人知道，最好是扬起鞭子吓唬奔跑的牲口，而不是迎头抽打它。
第四部
一
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眼看着在消灭——再也不存在了。但是正在死亡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那么，在生命的灭亡面前除了有恐怖感之外，还会感到五脏六腑的撕裂和精神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犹如身体的创伤，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永远疼痛，害怕外界刺激性的触摸。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有这种感觉。她们精神消沉，对悬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死亡乌云闭起眼睛，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地保护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受到带侮辱性的、引起疼痛的接触。所有这一切：街上疾驰而过的马车，该去用餐的提醒，使女请示准备什么衣服；还有更坏的——听到不诚恳的、轻描淡写的同情话，所有这一切，都刺痛着伤口，都好似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俩极力倾听那在她们想象中仍未停息的可怕而严肃的合唱所必需的宁静，妨碍她们谛视那在她们面前昙花一现的神秘的、无限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起时，才没有侮辱和痛苦的感觉。她们彼此很少谈话。即使谈话，也只谈一些最无关紧要的琐事。两人都避免提到有关未来的事情。
承认有一个未来，她们觉得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她们在谈话中都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体验的事，是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任何用语言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那在她们眼前完成的奥秘的伟大和神圣。
不断地缄默不语，经常地努力回避可能引起谈他的话头：这样从各方面设下的禁忌，使她们所感到的一切，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净和鲜明了。
不过，纯净而完全的悲哀正如纯净而完全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她所处的地位——作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主人，同时又是小侄子的监护人的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沉浸其中的悲伤世界呼唤出来。她接到一些家信；需要写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屋子太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家务，并且带来迁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的建议和劝告，那所住宅还保持完整，只要稍稍修理一下就行了。生活没有停息，需要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离开那隐居冥想的世界，不论是多么令人难过，撇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是多么令人怜惜、甚至有点内疚，但是，生活上的事务要求她去操持，她也只好服从这种要求。她和阿尔帕特奇检查了账目，和德萨尔商量了小侄儿的事情，对迁往莫斯科的事情作了指示和准备。
娜塔莎剩下一个人了，自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忙着准备启程以后，娜塔莎总是躲着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让娜塔莎和她一起到莫斯科去，娜塔莎的双亲欣然同意，他们看见女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以为换个环境，莫斯科的医生给她看看病，对她是有益的。
“我哪儿也不去，”向娜塔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回答说，“只求你们不要管我，好不好。”她说完就跑出屋去，极力忍住眼泪——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气恼和忿恨的眼泪。
娜塔莎自从觉得她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让她单独忍受悲哀以后，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躲在屋里，把腿蜷起来坐在沙发角落里，用她那细长的紧张的手指撕碎或者揉碎一件什么东西，眼睛碰到什么东西，就用执著的、一动不动的目光盯住它。这种孤独的生活耗损她的体力，折磨她的精神；但是这对她是必要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赶快站起来，改变了姿势和眼神的表情，拿起书来读或者做针线活儿，显然，她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老感觉，眼看她就可以弄明白、洞察出她内心的目光带着可怕的、无力解答的疑问所注视着的那件东西。
十二月底，娜塔莎穿一件毛料的衣裳，辫发随便绾一个结，她瘦削、苍白，蜷着腿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紧张地把衣带的末端揉成一团，然后又放开它，眼睛望着门的角落。
她向着他消逝的彼岸——人生的彼岸望去，她先前从未想过、并且先前觉得那么遥远和不相信它存在的那个人生彼岸，现在她觉得它比其中的一切不是空虚就是破灭、再不然就是痛苦和屈辱的人生的此岸更近更亲，更可理解。
她向他到过的地方望去；但是她只能看见他到过那些地方的时候的样子，想象不出他别的样子。她又看见他在梅季希、在特罗伊茨、在雅罗斯拉夫尔时候的样子。
她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她重述他的话和对他说过的话，有时她为自己、为他想象当时可能说出的另外的话。
就像在眼前，他穿着丝绒的皮衣躺在安乐椅里，头支在瘦削苍白的手上。他的胸脯深深地陷下去，肩膀耸起。嘴唇紧闭，眼睛发出亮光，额头上的皱纹不断地打褶又展平。一条腿隐约可见地在迅速地微微颤抖。娜塔莎知道，他是和折磨人的疼痛作斗争呢。“这是一种什么痛苦呢？为什么有这种痛苦？他有什么感觉呢？他一定觉得很疼！”娜塔莎想。他感到她在注视他，于是抬起眼睛，不露笑容，说起话来。
“有一件事最可怕，”他说，“这就是把我和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永远连在一起。这是永久的痛苦。”娜塔莎像一向那样，不等想好说什么，就答话了。她说：“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一定不会的，您会康复，完全康复。”
她现在又看见他，她现在正体验着她当时所感受的一切。她回忆起他听到这番话时他那久久凝视着的目光是那么忧郁和严厉，她明白，那长久的注视，含有责备和绝望的意味。
“我承认，”娜塔莎现在自言自语，“如果他成为永远受苦的人，那是可怕的。当时我那样说，只是因为那对于他是可怕的，可是他理解错了。他以为那对于我是可怕的。他当时还想活——害怕死。而我对他说了粗暴、愚蠢的话。我不是那样想的。我的想法完全不同。如果我把我所想的说出来，那我就会说：就让他慢慢地死去，就让我永远眼看着他慢慢死去，也比我现在幸福。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个吗？不。他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了。而现在，已经永远、永远无法补救这一点了。”他又对她说那同样的话，但是现在娜塔莎在想象中给他的回答却不一样了。她拦阻他说：“这在您觉得可怕，在我并不可怕。您要知道，我少了您在生活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和您一同受苦，对于我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拿起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就像他临死前四天那个可怕的晚上握它一样。于是，在她的想象中，对他说出当时她本来就可能说的温存、爱抚的话。“我爱你……爱你……爱你……”她痉挛地握紧双手，拚命地咬紧牙关，说。
一种甜蜜的悲伤充满她的全身，泪水涌出眼眶，但是她突然问自己：我这是对谁说话？他在哪儿？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而一切又被冷酷无情的困惑不解遮掩住了，她又紧蹙眉头，向他所在的方向注视。她似乎觉得，眼看她就要识破那个奥秘……但是，就在她觉得她已经解开那个不可理解的事物的时刻，门环给敲得山响，女仆杜尼亚莎带着惊慌、不注意女主人的神情，快步闯进门来。
“请您快到爸爸那儿去吧，”杜尼亚莎带着特别的、紧张的表情说，“彼得·伊利伊奇不幸的消息……有信来。”她抽泣了一下，说。
二
娜塔莎除了对所有的人都有疏远感觉之外，这时她对家里人另有一种特别的疏远感觉。所有的亲人：父亲、母亲、索尼娅，在她是如此亲近，如此习以为常，如此平凡，以致他们的言谈、感情，她都觉得对她近来所处的那个世界是一种侮辱，她对他们不仅淡漠，而且敌视。她听了杜尼亚莎传来的关于彼得·伊利伊奇不幸的消息，但是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会有什么不幸，他们怎么可能有不幸，他们一切都是老样子，因循守旧，平平静静。”娜塔莎心里说。
她走进大厅的时候，父亲匆匆地从伯爵夫人房里走出来。他满脸皱纹，沾湿了泪水。他从那屋里出来显然为了让压抑住的恸哭发泄出来。他看见娜塔莎，绝望地两手一挥，突然痛苦地发出痉挛的哽咽声，扭歪了他那柔和的圆脸。
“彼……佳……你去吧，去吧，她……她在叫你……”他像孩子似的大哭着，迅速挪动软弱无力的碎步向椅子走去，他双手捂住脸，几乎是向椅子倒了下去。
仿佛一股电流突然流过娜塔莎的全身。有一种东西朝着她的心口猛然痛击一下。她感到剧烈的疼痛；她好像觉得从她身上撕掉一块东西，她在死去。但是，一阵疼痛过后，她顿时觉得她从内心的禁锢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她一见到父亲又听见门里母亲发出可怕的、粗野的喊叫声，就立即忘掉自己和自己的不幸。她向父亲跑过去，但是他无力地摆着手，指着母亲的门。玛丽亚公爵小姐从门里走出来，她面色苍白，下颌颤抖，握起娜塔莎的手，对她说了点什么。娜塔莎对她视而不见，也没有听见她说的什么。她快步走进门里，停了一下，好像在跟自己作斗争，然后向母亲跑过去。
伯爵夫人躺在安乐椅里，别别扭扭地伸着身子，向墙上碰头。索尼娅和女仆们按住她的臂膀。
“娜塔莎，娜塔莎！……”伯爵夫人喊道，“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说谎……娜塔莎！”她一面喊，一面推开周围的人，“都给我走开，不是真的！打死了！……哈—哈—哈！……不是真的！”
娜塔莎屈起一只膝跪在安乐椅上，俯下身来搂着她，以出乎意外的力量抱起她，把她的脸转过来对着自己，紧紧偎依着她。
“妈妈！……亲爱的！……我在这儿，亲爱的。妈妈。”她一刻不停地向她低语着。
她不放开母亲，温柔地和她挣扎着，要来枕头和水，解开和撕开母亲的衣裳。
“我的好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的好妈妈。”她不停地低声呼唤着，吻她的头、手、脸，止不住涌出泉水似的眼泪，使她的鼻子和两腮发痒。
伯爵夫人紧握女儿的手，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她忽然以从未有过的快速动作站起来，茫然四顾，她看见娜塔莎，用尽全力搂着她的头。然后把她那疼得皱起眉头的脸转向自己，久久地望着她。
“娜塔莎，你是爱我的，”她用信任的口气低声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会把全部的真相告诉我吧？”
娜塔莎满含泪水望着她，她的脸和眼睛，充满祈求宽恕和怜爱的表情。
“我的好妈妈，妈妈。”她反复地说，她使出全部爱的力量来分担压在她身上过多的悲哀。
母亲在同现实作软弱无力的斗争中，不愿相信爱子在大好年华丧生后，她还能活下去，她又从现实中逃往精神错乱的世界。
娜塔莎不记得那一天是怎样过的，也不记得那天夜里、第二天和第二天夜里是怎样过的。她没有睡觉，也没有离开母亲。娜塔莎的爱，顽强的、无限耐心的爱——它不是劝解，也不是安慰，而是对生的召唤，娜塔莎这种爱无往不在的时时刻刻包围着伯爵夫人。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娜塔莎在安乐椅上手支着头闭一会儿眼睛。床响了一下。娜塔莎睁开眼睛，伯爵夫人坐在床上，静静地说：
“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累了，要喝点茶吗？”娜塔莎走到她跟前，“你长得好看了，像个大男人了。”伯爵夫人握住娜塔莎的手，继续说。
“妈妈，您说什么啊！……”
“娜塔莎，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了！”伯爵夫人抱着女儿，第一次哭了。
三
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她的行期。索尼娅、伯爵都很想把娜塔莎替换下来，但是不可能。他们看出，只有她才能制止母亲不致陷入疯狂的绝望。一连三个星期娜塔莎寸步不离母亲身边，在她屋里沙发上睡觉，给她喂水，喂饭。不停地和她说话，——她说话，因为只有她那温柔亲切的声音才能使伯爵夫人得到安慰。
母亲的精神创伤不可能痊愈。彼佳的死夺去她一半的生命。她本来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五十岁的女人，自彼佳的死讯传来一个月后，她走出自己的卧室时，已经是一个半死不活、对生活冷漠的老太太了。而这个夺去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新的创伤，却使娜塔莎复苏过来。
由于精神的崩溃而造成的内心创伤，不管看来多么奇怪，完全像肉体的创伤一样，在逐渐地愈合。很深的伤口长好了，合口了，但是治好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都要依靠发自内在的生命力。
娜塔莎的创伤就是这样好起来的。她以为她的生命完结了。但是，对母亲的爱忽然向她证明，生命的本质——爱——依然活在她的心中。爱复苏了，生命也复苏了。
安德烈公爵临终的那些日子，把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合起来了。新的不幸促使她们更加接近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启程日期，最近三个星期以来，她照看娜塔莎，就像照看有病的孩子似的。娜塔莎在母亲房里过的这几个星期，耗损了她的体力。
一天中午，玛丽亚公爵小姐看见娜塔莎在打寒噤，就把她领到自己房里，让她躺在床上。娜塔莎躺下来，但是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放下窗帘要走的时候，娜塔莎把她叫到跟前。
“我不想睡觉。玛丽，陪我坐一会儿。”
“你累了，要强迫自己睡一下。”
“不，不。你为什么把我领到这儿来？妈妈会问起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