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校对)第37部分在线阅读

“不，最好还是让别人来扔吧，丹，”葛米治太太说，“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一切让我想起不孤苦伶仃的人的事，都不合我的意，都跟我作对。”
“来吧，老小妞！”佩格蒂先生叫道，“你就把它拿起来扔出去吧！”
“不，丹，”葛米治太太摇着头，抽泣着说，“要是事情往我心里去得少一点，我就可以做得多一点。你不像我这样什么事都爱往心里去，丹，事情不跟你作对，你也不跟它们作对，最好还是你自己扔吧！”
可是这时，佩格蒂已经匆匆地一个个吻过所有的人。我们都已坐在车上（艾米莉和我并排坐在两把小椅子上）。佩格蒂在车上喊着，一定要葛米治太太扔。葛米治太太扔倒是扔了，可是说起来我感到难过，她给我们这次欢天喜地的出游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她扔了以后立即大哭起来，正要晕倒，幸亏让汉姆给抱住了。她嘴里还说，她知道自己是个负担，最好还是立刻把她送到救济院去。我当时觉得，这确实是个很合理的好主意，汉姆应该照着这主意去办。
不过，我们还是动身去作我们的假日旅行了。路上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车停在一座教堂门前，巴基斯先生把马拴在一排栏杆上，就跟佩格蒂进教堂去了，把艾米莉和我留在了马车上。我趁这机会搂住了艾米莉的腰，提议说，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了，我们应当相亲相爱，快快活活地度过这一整天。小艾米莉答应了，还允许我吻她。于是我变得不顾一切了，我记得，我对她说，我永远不会再爱别的人了，如果有什么人企图向她求爱，我就要放他的血。
小艾米莉听我这么一说，乐得有多厉害啊！这个小仙女似的小姑娘，带着一种比我老成、懂事得多的严肃神情，说我是“一个傻孩子”，接着她大笑起来，笑得那么迷人，使我在看着她的快乐中，忘了她这一很不中听的说法给我带来的痛苦。
巴基斯先生和佩格蒂在教堂里待了不少时间，不过后来到底还是出来了。跟着我们便赶车往乡间驶去。我们往前走着的时候，巴基斯先生转身朝我眨了眨眼——顺便说一句，我以前真没想到，他还会眨眼使眼色——说：
“还记得我写在车篷上的名字是什么吗？”
“克莱拉·佩格蒂呀！”我回答说。
“要是这辆车也有篷的话，现在我得写什么名字呢？”
“还是克莱拉·佩格蒂吧？”我试着说。
“克莱拉·佩格蒂·巴基斯！”他回答说，接着迸出一阵大笑，笑得马车都震动了。
一句话，他们俩结婚了，他们去教堂就是为了办这件事。佩格蒂决定悄悄地举行婚礼，所以请教堂执事做了主婚人[3]，连观礼的人也没有。当巴基斯先生突然宣布他们俩结合的这一消息后，佩格蒂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一味紧紧地搂着我，以表明她对我的爱决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不过不多久后，她便又镇静下来，并且说，她很高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驱车来到支路旁一家事先约好的小旅店，在那儿美美地吃了一顿，心满意足地度过了这一天。哪怕佩格蒂在最近十年里每天结一次婚，对结婚这件事，她也不可能比现在更若无其事的了。结婚并没有使她发生任何变化。她仍跟以前一样，在吃茶点之前，带着我和小艾米莉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巴基斯先生则在旅店里泰然自若地抽着烟，我猜想，他正在自得其乐地玩味着自己的幸福。如果真像我想的这样，那他的这番玩味使得他胃口大开。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吃饭时已经吃了许多猪肉和青菜，还吃了一两只鸡，可是吃茶点时，他还要吃冷的煮咸肉，而且是不动声色地吃了很多。
打那以后，我时常想，这是一场多么奇特、简朴、不同寻常的婚礼啊！天黑后不久，我们又上了马车，高高兴兴地赶车回家了。一路上，仰望着天空的星星，我们便谈论起星星来。我是主要的讲解人，我的讲解使巴基斯先生大大的长了见识。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对他讲了，不过，不管我脑子里想到对他讲什么，他全都相信，因为对我的才能深深地钦佩，而且就在那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太太说，我是个“小罗西乌斯”[4]——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个神童吧。
当我们把有关星星的这个话题说够，或者不如说当我把巴基斯先生的那点理解力耗尽时，小艾米莉和我就用一块旧包袱布做成一件斗篷，一路上我们俩就一起披着它，直到这次旅行结束。哦，我多么爱她啊！（我心里想）要是我们结了婚，随便去什么地方，住在林中和田间，不会再长大，不会更懂事，永远是孩子，手牵手在光辉灿烂的阳光下散步，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闲游，晚上倒头躺在青苔上，进入清纯宁静的甜蜜梦乡，死了就由鸟儿来把我们埋葬，那我们该多幸福啊！一路上，我心里老想着这样的情景，完全脱离了真实世界，只闪烁着我们的天真的光辉，像远处的星星一般扑朔迷离。想到在佩格蒂结婚时，有小艾米莉和我这样两颗天真无邪的心灵相伴，我感到高兴。想到爱神和美神能以这般轻快欢乐的姿态，参加他们简朴的婚礼，我欣喜万分。
就这样，当天晚上我们又按时回到了船屋门前。巴基斯先生和巴基斯太太向我们告了别，高高兴兴地赶着车去他们自己的家了。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感到，我已经失去了佩格蒂。要不是我睡的屋子里有个小艾米莉，那我去睡时，心里真不知有多痛苦了。
佩格蒂先生和汉姆也像我一样，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所以准备了晚餐，满脸热情地款待我，为我解愁。小艾米莉特意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两人并排坐在那只小矮柜上，这是我这次做客期间唯一的一次。这真是一个奇妙日子里的一个奇妙的结束。
那一晚涨夜潮，所以我们上床不久，佩格蒂先生和汉姆就出海捕鱼了。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所孤零零的房子里，做艾米莉和葛米治太太的保护人，我觉得自己非常勇敢，真盼望有狮子、大蟒，或者什么凶恶的怪物来袭击我们，我可以消灭它们，使自己获得荣誉。可是那天晚上，并没有那类东西来亚茅斯的海滩活动，于是我便尽可能想法加以代替：整夜做有关毒龙的梦，一直做到天亮。
天刚亮，佩格蒂就来了。她仍像往常一样，在我的窗下叫我起床，仿佛那位马车夫巴基斯先生，从头到尾却是一场梦。吃过早饭，她带我到她自己的家。这个家虽小，但是很美。在所有家具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小客厅（砖地的厨房是通用的起居室）里一个相当旧的乌木书柜。它有一个活动的顶盖，可以打开、放下，变成一张书桌。那里面放有一本大四开本的福克斯的《殉教者书》[5]。我一下就发现了这部宝典（现在可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而且还立即读了起来。此后我每次来这儿，总要跪在一张椅子上，打开藏有这部宝典的柜子，把我的两只胳臂放在书桌上，重新贪婪地读起这部书来。我现在想，这本书中最让我受启迪的，恐怕是那些图画。里面图画很多，画有各种各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从那时起，这些殉教者和佩格蒂的房子，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再也分不开了，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就在那一天，我告别了佩格蒂先生、汉姆、葛米治太太，还有小艾米莉，在佩格蒂家阁楼上的小房间里过了一夜（床头的一个架子上放着那本鳄鱼书）。佩格蒂说，这个小房间永远是我的，永远为我这样保持着。
“不管年轻还是年老，亲爱的大卫，只要我活着，只要我头顶还有这座房子，”佩格蒂说，“你就会看到，我无时无刻不盼着你来这儿。我每天都要把它收拾得整整齐齐，就像收拾你从前那间小房间一样，我的宝贝。哪怕你去了中国，你也可以这样想，你不在时，这儿仍会保持得跟现在一样。”
我衷心感到我这位亲爱的老保姆的笃实和真诚，想尽情向她道谢。可是这已经不大可能了，因为她搂着我的脖子对我说这番话时，是在早晨，而就在这天早晨，我就要回家了。这天早晨，我在佩格蒂和巴基斯先生的陪同下，乘马车回到了家里。他们在栅栏门旁心情沉重、难舍难分地跟我道了别。我眼看着马车渐渐远去，载走了佩格蒂，把我留在那些老榆树下望着那座房子，房子里再也没有一张怀着爱心或欢心的脸来看我了，我感到一片凄凉的景象。
当时我完全处于一种没人理睬的境况，那种境况，即使现在回想起来，都不能不使人感到辛酸。我立刻落入了一种孤零零的境地——没有任何友爱的关心，没有任何同龄孩子的交往，除了我独自无精打采的沉思，也没有任何伴侣——这种境况，现在写来，似乎都还在纸上投下了阴影。
哪怕把我送进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学校，让我学点什么也好啊！——不管学点什么，不管怎样学，也不管在哪儿学——可是看不到一线希望。他们讨厌我，他们阴沉沉地板着脸，神情严肃冷酷，对我不理不睬。我现在想，也许谋得斯通先生当时在经济上比较紧张。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就是容不下我这个人。我认为，他这是想用这种把我打发开的方法，来排除掉他对我负有一切责任的想法——他如愿以偿了。
他们并没有没命地虐待我，我也没有挨打或挨饿，但是他们对我的使坏、对我不理不睬，一时半刻都没有收敛，而是按部就班、冷酷无情地进行着。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周又一周，过了一月又一月，他们一直对我不理不睬，冷酷无情。我有时候想，要是我病了，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我；我是否得躺在我那间孤寂的小房间里，像平常那样孤苦伶仃，慢慢死去，还是会有什么人来帮助我，把我拯救出去呢？
谋得斯通先生和谋得斯通小姐在家时，我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不在家时，我就独自一人吃喝。不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随便在住宅附近溜达，只是他们不许我交任何朋友。也许他们觉得，要是我交了朋友，我就会对某个人诉苦。因为这个缘故，虽然齐利普先生经常叫我去看他（他是个鳏夫，他的淡色头发的小个子太太在几年前去世了。我只记得，在我的印象里，把她跟一只灰白色的玳瑁猫连在了一起），我却去得很少。我很喜欢在他的手术室里过一个下午，读读某本我不曾读过的药气扑鼻的书，或者在他温和的指点下，在一个药钵子里捣某种药，可是我很少能享受到这种欢乐。
出于同样的原因，再加上他们无疑对佩格蒂的旧恶，所以他们也很少允许我去看她。佩格蒂则信守自己的诺言，每星期都来看我一次，或者到家里来，或者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而且从来都不是空着手来的。可是我要求到她家去看她，却得不到允许，这种失望有过多次，味道是很苦的。不过日子久了，也有过很少的几次，他们允许我上她家看她一次。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巴基斯先生有点吝啬，或者像佩格蒂不失妇道的说法那样：“手紧了点。”他把钱都藏在自己床底下的一只箱子里，但却佯称里面装的只是衣服和裤子。在这个金库里，他把自己的财产保存得那么严密，要想从那儿弄出一丁点儿来，都得费尽心机。
因此，为了每个星期六的花费，佩格蒂都得设计出一个像火药阴谋案[6]那样的详尽计划。
在这段时间里，我深深感到，我的一切希望和前途正在消失，完全没有人关心我、理睬我，要不是还有几本旧书，我毫无疑问真是要痛苦不堪了。那些旧书是我唯一的安慰；正如它们忠于我一样，我也忠于它们，我把它们读了又读，不知道读了几遍。
我现在正写到我一生中的这一阶段，只要我还能记事，我是决不会忘却这段时期的。对这段时期的回忆，往往不需要我的祈求召唤，就会像鬼魂似的来到我的面前，把我的较为欢乐的岁月，搅得不再安宁。
一天，我无精打采、神情恍惚地默想着（这是我这种生活造成的）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后，正当走到我家附近一条篱路的拐弯处时，遇上谋得斯通先生和另一位先生迎面走来。我慌了，正打算从他们旁边走过时，那位先生突然叫道：
“哟！布鲁克斯！”
“不，先生，我是大卫·科波菲尔。”我说。
“别说了，你是布鲁克斯，”那位先生说，“你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就是你的名字。”
听了这话，我再仔细地朝那位先生看了看。他的笑声也提醒了我，我认出他是昆宁先生。以前我跟谋得斯通先生去洛斯托夫特时曾见过他——至于什么时候这无关紧要，用不着想了。
“你过得好吗，在哪儿上学，布鲁克斯？”昆宁先生问道。
他把手放到我的肩上，把我转过去，要我跟他们一同走。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犹豫不决地看着谋得斯通先生。
“他现在待在家里，”谋得斯通先生说，“没在哪儿上学。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真是个难题。”
他那老奸巨猾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会；接着眉头一皱，两眼便暗了下来，带着憎恶，转向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