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校对)第20部分在线阅读

“他就是你这个年纪，”他说，“他们弄断他第一根肋骨时，他才八岁零六个月；八岁零八个月时，他们又弄断了他第二根肋骨，就这样毁了他。”
这真是一个巧合，听了使我感到很不安，对自己、对侍者都无法掩饰这一点。于是我就问他是怎么弄断的。他的回答并没有让我宽心，因为他的答话只有两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字：“打的。”
院子里公共马车的喇叭响了，这岔打得正是时候。于是我就站起身来；因为我有个钱包（我已从口袋中掏出），觉得很得意，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便犹犹豫豫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账该付的。
“有张信纸，”他回答说，“你买过一张信纸吗？”
我记不起我买过。
“信纸很贵的，”他说，“因为要缴税。得三便士。在本地，我们就是这样缴税的。还有侍者的小账，别的就没有了。墨水你就别管了，由我贴上吧。”
“请问，你得——我得——我该付多少——我该付侍者多少才合适呢？”我结结巴巴地问道，脸都红了。
“要不是我有一大堆儿女，而那班儿女又生牛痘，”侍者说，“我决不会要六便士。要不是我得供养年老的父母，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儿，侍者大大激动起来——“我一分钱也不会要。要是我有个好职位，在这儿有个好待遇，我不但不要你的钱，还要送你一点什么呢。可是我吃的是剩菜剩饭，睡得是煤堆——”说到这儿，侍者一下哭了起来。
对于他的不幸，我非常同情，觉得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那我就太残忍，太狠心了。因此，我就把我那三个亮晶晶的先令给了他一个。他非常谦卑恭敬地收下了，随即便用大拇指把它往上空一弹，然后接住，以试真假。
当人们帮我登上公共马车的后部时，发现人们都以为是我独自一人吃下了所有饭菜，这让我感到有点难堪。我所以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无意中听到凸肚窗里那位太太对管车人说：“乔治，那孩子你可得多照应点儿，要不，他的肚子会爆开的！”我还看到旅店里里外外的一些女仆都跑出来看我，笑我是个小怪物。我那位不幸的朋友，那个侍者，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常态，并没有因此显得不安，而是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跟着她们一起取笑我。如果说我对他产生一点疑心的话，我想多半也是他的这种表现引起的。不过孩子的头脑比较单纯，对人容易信任，总认为比他年纪大的人天生可靠（看到孩子的这种天性过早地变成世故，我感到惋惜），所以，即使在当时，我也没有对他真正怀疑过。
我无端成了马车夫和管车人的嘲笑对象，他们说马车的后部过重，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的缘故，还说我还是坐运货的四轮马车旅行比较合适，我得承认，这使我感到非常难堪。有关我饭量大的事，迅速风传到车子里里外外的乘客中间，他们也拿我寻起开心来，问我进学校是否要按两人或三人交饭费；是不是要专门订约，还是照常规办事；还问了其他一些令人愉快的问题。不过最糟糕的是，我知道，再有机会吃东西时，我就不好意思吃了；而中饭时，又吃得相当少，这一来，就得整夜挨饿了——因为匆忙中，我把点心都丢在那家旅店里了。我担心的事，果然出现。等我们停车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但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来吃任何东西，只好坐在炉子旁，说我什么也不想吃。但这也没能让我免除更多的嘲笑；一位声音沙哑、脸面粗糙的先生，虽然他自己除了老是就着瓶子喝酒外，一路上几乎不断从一只三夹板箱里拿东西吃，可他却说我像条蟒蛇，吃足一顿，就可维持很长时间。说完这话后，跟着就又吃了不少煮牛肉，吃得都发起风疹来了。
我们是下午三点从亚茅斯出发的，预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左右到达伦敦。那时正是仲夏季节，傍晚时气候宜人，非常适意。我们从一个村庄经过时，我的脑子里就揣想那些屋子里的情景，里面的人们在做些什么；这时，有几个孩子跟着我们的车子跑，还攀在车后，吊了一小段路，我真想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家里是不是快乐。因此，我的脑子里，除了不断想到我正在去那个地方外——这事想起来让人害怕——我有很多事要想。我记得，有时候我老是想到家里和佩格蒂；而且还胡思乱想、茫无头绪地竭力想回忆起，我在咬谋得斯通先生以前，心情如何，是个怎么样的孩子。可是我想来想去，怎么也不能使自己满意，因为咬他的事，好像是发生在十分遥远的古代似的。
夜里已不像傍晚时那么舒适，因为天气变冷了。为了防止我从马车上跌下去，我被安排在两位先生中间（在那位脸面粗糙的先生和另一位先生之间）。他们都睡着了，把我完全夹住，挤得我几乎被他们闷死。有时，他们把我挤得那么厉害，我不得不大叫起来：“哦，对不起，别挤了！”结果惹得他们很不开心，因为我把他们给吵醒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她穿着一件很大的毛皮斗篷，她裹得那么严严实实，黑暗中看去已不像位太太，倒像是个干草堆。这位太太带了一只篮子，有好半天不知道怎么放才好，后来她发现我的腿短，就把它塞到我的下面。那篮子挤得我伸不开脚，还刮得我好疼；可要是我稍微一动，就会使篮子里的一只玻璃杯，跟别的东西碰得丁当响（这是必定的），这时她就会用脚使劲地踢我，口里还说：“嘿，你给我别乱动。我敢断定，你的骨头还嫩着呢！”
后来，太阳终于出来了。这时同车的人好像睡得舒服些了。整夜工夫，他们没命地喘气，打鼾，几乎像活不下去的样子，可怕得让人无法想象。太阳升得越高，他们睡得也没有那么沉了，于是，渐渐地一个个都醒了。可是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推说自己根本没有睡着，谁要是说他睡了，他就非常生气，加以否认。我记得，这事使我感到十分诧异。直到今天，我仍对此同样觉得大惑不解，因为根据我不断的观察，发现在人类的所有弱点中，最大的弱点是普遍不肯承认在公共马车里睡过觉（我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当我远远地望见伦敦时，觉得这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我也相信，我所喜爱的所有那些角色，都会接二连三不断地在那儿演出他们的种种冒险奇遇；我脑子里不知怎么还迷迷糊糊地断定，伦敦比起世界上任何城市来，有更多的奇迹，更多的罪恶。凡此种种，我就不必在这儿多加叙说了。我们渐渐地驶近伦敦，按时抵达我们预定的目的地白教堂区[2]的这家旅店。我记不清它叫蓝牛还是蓝猪了，不过我记得它叫蓝什么的，公共马车的后背就绘有它的图像。
管车人下车时，目光正好落在我的身上，于是便对着账房门口大声问道：
“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小孩的吗？他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名字叫谋得斯通。有人来接没有？”
没有人回答。
“请你再用科波菲尔的名字问问看，先生。”我无可奈何地站在车上朝下面望着说。
“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小孩的吗？他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名字叫谋得斯通，不过他自己说叫科波菲尔。有人来接没有？”管车人大声问道，“喂！有人来接没有？”
没有。没有人回答。我焦急地朝四下里打量着。但是，他的问话没有引起周围那些人的任何反应，只有一个裹着绑腿、瞎了一只眼的男人除外。那人提议说，他们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上一个铜圈，然后把我拴在马棚里。
有人拿来了梯子，我随着那个干草堆似的女人下了车，因为在她的篮子拿开之前，我一动也不敢动。这时，车里的乘客全都下了车，车上的行李也都很快卸清了。马匹则在卸行李前就先卸下牵走。空马车就由旅店里的几个马夫，前拉后推的，弄到不挡路的地方去了。可是直到这时候，仍然不见有人来接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孩。
当时，我真比鲁滨孙还要孤单，因为他虽然也孤单，但没有人看着他，没有人知道他孤单。我于是走进账房，当班的管事邀我进去，我便走到柜台里面，在称行李的磅秤上坐了下来。我坐在那儿，望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账册，闻着马棚的气味（从此，这气味就跟那天早上的事联系在一起了），一连串最严重的忧虑开始接踵而来。要是一直没人来接我，他们会让我在这儿待多久呢？他们会让我待到我用完七先令吗？晚上我是不是得跟这些行李在一起，躺在一只木箱子里过夜？早晨我是不是得在院子里的抽水唧筒旁洗脸？还是每天把我赶出门外，第二天账房开门再让我进来，直到有人来把我接走？要是这件事并不是有人出错，而是谋得斯通先生为了除掉我设下的计策，那我该怎么办？即使他们让我待在这儿，直到我的七先令用完，可是当我开始挨饿时，那就不能指望继续待在这儿了。那样一来，显然会使别的顾客感到不便和不快，除此以外，还会连累这家蓝什么旅店，让它冒支付一笔丧葬费的危险呢。要是我立刻动身，想法走回家去，那我怎么能找到回家的路，怎么能指望走那么远呢？而且即使回到家里，我怎么能保证，除了佩格蒂外，别人会收留我呢？如果我找到最近的招兵站，志愿当个步兵或者水兵，可是像我这样小的年纪，他们十之八九是不会要我的。这种种想法，还有上百个诸如此类的念头，使我既担心，又害怕，弄得我燥热如焚，头昏眼花。正当我焦急到极点时，突然进来一人，跟当班的管事轻轻说了几句，管事立刻把我从磅秤上拉起来，推到那人面前，仿佛我已经过了磅，被买走，付过钱，当作货物交出一样。
当这个新相识牵着我的手，走出账房时，我偷偷朝他看了一眼。他是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双颊深陷，下巴几乎跟谋得斯通先生一样，也是黑黝黝的；不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他的胡子是剃掉的，头发也不光滑润泽，而是一副锈色，干巴巴的。他身穿一套黑色衣裤，也已褪成锈色，干巴巴的；袖子和裤管都很短，脖子上系着一条白领巾，也不太干净。我当时并不认为（现在也如此），这条领巾是他身上唯一的亚麻布，不过露出来的，或者说能让人看到一点的，就是这么一样东西了[3]。
“你是新来的学生吧？”他问。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只是自认为是的，其实并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师。”他说。
我听了这话，肃然起敬，朝他深深鞠了一个躬。对于这样一位萨伦学校的学者和老师，我不好意思提起像我的箱子这类平常的琐事。直到我们离开旅店院子，走出一小段路后，我才大着胆子提到箱子的事。在我低声下气地拐弯抹角暗示说，那只箱子以后也许我还用得着后，我们就又返回旅店。他对账房里的管事说，我的箱子中午时再派脚夫来取。
“请问，先生，”当我们走到原先那么远时，我问道，“学校远吗？”
“在布莱克希斯附近。”他说。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胆怯地问。
“有好些路呢，”他回答说，“我们得乘公共马车去。大约有六英里。”
我已经累得浑身无力了，想到还得走六英里的路程，实在受不住了。于是便大着胆子告诉他说，我已经一整夜没有吃过东西了，要是他准许我买点什么充饥，那我就太感激他了。他听了我的话，显得很吃惊——我现在好像还看见他停下来望着我的样子——跟着想了想说，他要去看望一位老太太，她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最好买点面包，或者不管什么我爱吃又有益健康的东西，带到她家去吃，在那儿还可以弄到一些牛奶。
于是我们就往一家面包店的窗口里张望。我提了一连串的建议，想买店里那一样样会消耗胆汁的东西，可是他都一一加以反对，最后我们决定买了一个小小的挺不错的黑面包，只花了我三便士。跟着又在一家食品店里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五花咸肉。我拿出了第二个发亮的先令，而找回来的钱，我觉得还是很多，因此我认为伦敦这地方，东西很便宜。收起这些食品后，我们就朝前走去。一路上车马喧嚣，人声嘈杂，弄得我那本已疲乏不堪的头脑更加头昏脑涨，无法言喻了。后来我们又过了一座桥，毫无疑问，这就是伦敦桥[4]了（我想这一定是他告诉我的，而我当时正半醒半睡着）。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一户穷苦人家的门口。这是某个救济院的一部分，看房子的外表我就知道，还有大门上的石刻，上面说，这些房子是为收容二十五个穷苦妇女而建造的。
这座房子有一排一模一样的小黑门，门的一边都有一个菱形窗玻璃的小窗，门的顶上也有一个菱形窗玻璃的小窗。萨伦学校的老师走到其中的一扇门前，拉开了门栓，我们就走进了其中一个贫苦老妇住的小屋。那位老人正在吹火，要把一只小汤锅里的东西煮沸。她看见老师进来，就停下不吹了，把吹火筒放在膝盖上，叫了一声什么，我听起来好像是“我的小查理！”可是看到进来的还有我，就站起身来，搓着手，有点慌乱地行了一个半屈膝礼。
“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热一热早饭，可以吗？”萨伦学校的老师说。
“可不可以？”那老妇人说，“可以，我当然可以啦！”
“费比逊太太今天怎么样？”老师看着火炉旁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问道，她的身上竟裹了那么一大堆衣服，当时我没有错把她当成一堆东西，坐到她的身上，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是件幸运的事呢。
“哦，不好，”头一位老妇回答说，“今天她的身体很不好。要是炉子里的火万一灭了，不管出了什么岔子，那我相信，她也就完了，再也活不过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