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性衰落(校对)第10部分在线阅读

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的人的比例从1960年的55%骤降到了2009年的32%，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把自己的同胞视为不可信赖的人12。尽管从人口总量的数字上看有所增加，在2012年的皮尤社会趋势调查（Pew
Social
Trends
survey）中显示，只有19%的80后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13。这种信任程度下降的源头包含了媒体对于腐败案例的突出报道、政客们的谎言和狡诈、不可信的目击证词、贫富差距拉大之后社会底层心态的改变、名人丑闻以及其他公众人物信誉的崩溃，等等。
还有一些原因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那就是来自于人们自己亲眼得见和亲身体验的第一手经验。哈佛大学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中这样解释道：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当中，“无产者”总是不如“有产者”信赖他人。这大概是因为身有长物的人们会被他人更为诚实和尊重地对待。在美国，人们信任他人的程度黑人低于白人，一贫如洗的人低于有家有业的人，大城市里的人低于小乡镇上的人，曾经被犯罪行为伤害或曾经离过婚的人低于从未有类似体验的人。14
我们觉得离婚率在很多国家居高不下尤其令人揪心，因为离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有的时候影响太过潜移默化，我们甚至难以觉察。举例而言，当心理学家和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研究了处于不和谐婚姻关系里的人和离婚人士的血液样本之后，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被抑制，白细胞数量下降，这导致这些人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抵抗力更弱。当检验生长在不同家庭环境中的学龄前儿童的血液样本的时候，他在来自于父母之间敌意较深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身上发现了应激激素13水平长期增高的现象15。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颁布了美国第一个无过错离婚法令，让需要离婚的夫妇们不必再提出自己结束婚姻的缘由。其他各州也纷纷加入了这个阵营，到1980年，离婚率比1960年上升了一倍以上16。今天，美国所有初婚的夫妇中过半都会在“死神把我们分开”（最标准的美国结婚誓词）之前各奔东西，而这些离婚有半数以上会在七年之内发生17。
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英国也同样允许无过错离婚，48%的孩子会在16岁之前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离婚18。在中国，正在申请离婚的夫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准备喜结连理的情侣。中国的整体离婚率并不算高，但是也处于连年上升之中，而且多数的离婚都来自于大城市19。即便是像波兰这样很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离婚率本来比宗教信仰较弱的周边其他国家要低，最近几年也有显著的上升——每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以分手告终20。
一位波兰母亲看到了离婚是由诸多当代社会现象所引起的，她这样写道：
家庭的“解体”和人际关系的不稳定只是沧海一粟。很多单亲妈妈既面对着得不到任何来自男性伴侣的帮助而独自抚养孩子的挑战，又有着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女权主义对这样的女性提供了过度保护。再加上那些无所不在、哗众取宠的媒体所树立的似是而非的道德样板，以及现在的年轻人前所未有的孱弱和不知所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那30岁的失业儿子，他现在仍然逃避着自己的生活和责任。
离婚对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但是实际上最影响年轻人对于信任的感觉的，并非分离本身，而是父母们在这种情形下的所作所为。很多孩子对亲密关系和感情失去信心，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变得情绪不稳定、行为不理性，有时候还会使用暴力。其实早在公开的战争之前，孩子们已经从曾经充满爱意的父母身上见到了很多的争吵、羞辱和其他消极的人际冲突。
这其实是很多孩子正在亲眼目睹的模式：一男一女不期而遇，坠入爱河，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然后开始压力重重。孩子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夫妻之间渐行渐远，本就不顺畅的沟通变得愈加艰难。然后就出现了以损毁关系为代价的减压行为，比如家庭暴力、酒精或者毒品，还有就是情感或者肉体出轨。大家都不开心，紧跟着就是离婚。父母之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人都在苦苦挣扎，身心疲惫，经济困难。孩子们看到并且卷入这样的情境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吗？
今天很多全职妈妈都心怀怨怼：她们当然对生儿育女感到开心，但是却后悔自己放弃了事业，这样一来一旦离婚就会非常艰难，因为多年不工作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1962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中，只有10%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长大成人之后步入自己的（通常也是传统的）生活轨迹21。五十年后，事情并没有太多改变。当年的那些女儿今天大都有了自己的女儿，而这些年轻女孩从自己的妈妈这里得到的信息却自相矛盾：一方面她们说自己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她们又说事业其实比家庭更靠得住。的确有少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两全其美——至少以她们自己的标准而言。事实是，2012年进行的皮尤研究调查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有工作的未婚妈妈比没工作的已婚妈妈更不幸福22。
离婚和成为单身父母所带来的压力和不快也传递到了女儿们身上，有时候会让她们浸泡在怨恨中长大。正如我们的调研中一位女性的陈述：“我妈妈在（同我爸爸）离婚之后并没有振奋起来……他们离婚的时候我15岁，我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不再是一个小女孩，反而挑起重担成了一家之主，而我对于女性的观点因此而支离破碎。”
内疚是另一个在潜移默化中被传递的讯息。当妈妈们诉说如果她们选择了持续工作人生就会截然不同（更好）的时候，或者对女儿说希望她们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她们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他们的存在也是这个错误的一部分，并且孩子们妨碍了母亲本来在黄金岁月可能拥有的成就。继而，孩子们必然要按照妈妈的期望来成长，作为对母亲错误生下他们的回报。
母亲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指导者之一，这些来自自己母亲的声音自然很有分量；再加上成堆名人母亲的形象，例如索菲娅·维加拉14、格温妮丝·帕特洛15、海蒂·克鲁姆16，都是被奉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女人”，她们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一应俱全，而且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四五十岁的人。两种情形交织在一起，让年轻女孩们感到焦虑而且困惑，最终会发现自己不仅绝无可能拥有一切，而且就连之前的期望或者梦想都遥不可及，剩下的就只有心灰意冷了。这些传递给年轻一代孩子们的信息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侵蚀了那些建立相互信任关爱的关系所必需的深层信念。一言以蔽之，这简直就是离婚训练营。那些不全职工作的女儿们会感觉自己背叛了妈妈的愿望。而儿子们则看着自己的母亲，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让女人快乐的能力：当父亲成为失败的榜样的时候，儿子又怎么能不铩羽而归呢？毕竟，每十个离婚申请中有差不多七个是女人率先提出来的23，而一个亲密关系的状态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女人决定的24。
这个悲伤账本的另一边是所有那些父亲，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婚姻逐渐解体，最后就剩下一笔笔需要持续支付的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金。只有大概10%～15%的男性能够打赢抚养权的官司25，而且很多的男人最后会觉得自己终其一生在为背叛他的人打工。有的人甚至会因为无力支付孩子的抚养金而坐牢。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每七个服刑犯中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判刑的26。
当一个男人为了赡养费拼命工作，而后却被称作冷漠无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如果他的个人记录上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就可能被视作不宜教养儿女；如果他有了新的兴趣爱好，人们就会说他自私；如果他因为前车之鉴而心存恐惧，在新的亲密关系中畏缩不前，人们又会说他是不愿负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男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离婚后的自杀率比女性高十倍27。粗看起来，男人从婚姻中得到的好处比女人要多，并且很多女性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抚养子女和居家琐事的绝大部分，而实际上，单从健康角度讲，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而，男性天生就不善于向他人求助或者找人倾诉，因而他们在遭遇危机之后情绪会更加压抑，继而就更有可能作出过激的举动。
因为今天的孩子们仍然成长在充满了迪士尼影片和童话的环境里，而这些东西依然灌输着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并且婚姻就要天长地久的观念，父母分手必然让整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作为一个小孩你会想：这些就是我长大后必然经历的吗？然后将来作为一个大人你会想：何必太认真呢？有必要吗？到头来一切还不是都要我自己来搞定？
如果离婚过程能尽量友善，父母双方在亲子互动中保持关爱之心和对另一方的尊重，其实也未必会这么损失惨重，但是现实通常和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年轻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没机会看到信任和负责的榜样，尤其是在亲密关系方面的例子。长期的一夫一妻关系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非相得益彰的美好生活；它们被认为是妨碍独立和自由的枷锁，而你自己热切追求的目标会成为家庭承诺的牺牲品，有了家庭，即便你现在还没失去梦想，假以时日也不可能逃脱。在我们的观察和体验中，有太多的年轻人都更关心B计划（如何从中逃脱）而不是A计划（好好结婚成家过日子）。他们对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深感恐惧，可是恰恰是这种想法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得真正的关系不能持久。
有些年轻人还会觉得自己是父母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他们引以为戒不要孩子，这样就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如同自己当年一样经历各种痛苦了。这其实跟我们儿时所受的教育大相径庭。社会仍然期望我们会渴望长期的亲密关系，但却没人教会我们面对承诺和关系所带来的挑战时应该如何行事。到头来，年轻人在迷迷糊糊中长大，不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他们心存疑虑：如果我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能相信，那我该信谁？如果连爸爸妈妈都没法同舟共济，还有谁能呢？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初级关系17开始学习对他人建立信任的，因而如果我们的首要行为榜样都靠不住、言而无信或者逃避责任，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他人没那么可靠，求人不如求己。
毋庸置疑，美满婚姻的基本前提必然是信任。但是，也需要考虑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社会中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也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自1966年以来一直主持着一项哈佛大学的成年人发展纵向研究课题，也被非正式地称为“格兰特研究”（Grant
Study）。这个研究最早开始于1938年，是作为一个心理测量而进行的，不仅仅针对那时候非常主流的病理分析，而且同时研究了天性与教养是如何对男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作用的。最初的研究者们不仅仅想要历久经年地观察人们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希望能够对其进行改善28。
这项研究的所有参与者都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男生。到今天这个研究已经持续了75年，其中很多参与者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在瓦利恩特最近的分析当中，好几处都提及了温暖童年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家庭环境，孩子们跟父母感情亲近，父母对孩子们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提供支持，同时孩子们至少同一个兄弟姐妹关系亲密。研究还提到了这种童年在信任感以及未来的幸福和成就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瓦利恩特写道：“那些没能够在家里学到基本的爱和信任的孩子，在后来试图掌握自信、主动性以及自主性的过程中都显得力不从心，而这些正是在成年后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29
和童年冰冷孤寂的人相比，拥有温暖和睦童年的人成年之后的收入高出50%30。最独立自主的人们都来自于充满关爱的家庭。“他们（在儿时成长的过程中）学到了人生是值得信赖的，这让他们有勇气尝试和面对一切。”与之相反，“对他人缺乏信赖和希望使得一个人在孤独面前极度脆弱。”31这种观点在我们调查中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的回答里得到了确证，他在儿时几乎没有与父亲相伴过。他告诉我们直到去年以前，他一直都不敢离开自己的家或者完成学业：“直到开始真正探究我早先（成长过程中）的诸多深层问题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所抱持的那些错误信念（都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受到影响而产生的），这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美国父权行动协会（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已婚或者同孩子父亲一起生活的母亲中，有56%认为孩子的父亲跟孩子有着“非常亲密和温暖”的关系，但是没和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妈妈之中只有15%会这样说；与之相反，仅仅有3%已婚或者和孩子父亲同居的母亲报告父亲跟孩子有着“疏远和冷漠”的关系，而不和孩子父亲一起生活的妈妈们有47%这么说32。
尽管每个人的童年是否温暖、他们是否有能力信任他人，或者他们是否选择结婚，看起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这些东西还有其他的后果。人们之间缺乏信任绝不仅仅影响着社会文化基调，公民相互间缺乏信任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会滞后。如同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保罗·察克（Paul
Zak）所说：“值得信赖的人所占比例较高的国家总是更加繁荣。这些国家中的经济交换更加活跃，能创造出更多财富，贫困随之缓解。而贫困的国家大多数情形下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3320世纪80年代之后北欧几个国家的信任度有了较大提高，其中丹麦是国民相互信任度最高的国家（76%）。信任度低于20%的国家包括了墨西哥、法国、南非和阿根廷34。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信任》（Trust）一书中曾经写道：“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依赖于健康活跃的国民社会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活力。”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强有力的稳定的家庭结构35。在《解体》（Coming
Apart）一书中，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提出婚姻是国家经济稳定性和国力的基础之一。他认为社会的核心是社区，而社区的核心是有孩子的家庭。有孩子的家庭自始至终都是社会运转的“引擎”，社区也都必然围绕着家庭而组织36。
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单身和同居状态的男性相比，已婚男性的工作时间更长。对于女性而言，工作周数跟伴侣关系状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无子女的女性会比有孩子在家的女性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到27岁的时候，独自生活并且家里有孩子的女性是男性的八倍。这个趋势在少数族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未婚人群中尤为明显（具体统计数据请扫描本书第217页的二维码查看注释）。总体而言，2000—2010年间美国没有结婚的人口增加了41%。同居，作为对婚姻最为主要的替代方式，自从1970年以来增加了十四倍37。
尽管这种安排对成人而言是更加方便轻松了，但是尽人皆知，同居或者单身的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的家庭基础远没有婚姻稳定，孩子们很可能会在两个世界中来回游荡。跟和睦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相比，同居家庭中的孩子高中辍学、滥用毒品和抑郁的可能性都要高出一倍。跟婚姻相比，同居带给伴侣和孩子的承诺和安全感也更少，孩子遭受身体、性或者情绪虐待的可能性会增加三倍。顺理成章，跟结婚的伴侣们相比较，同居者们分手的可能性是其两倍，而出轨的可能性是其四倍38。因此，不论同居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消极后果和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创伤（譬如离婚）和身体超重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强。在一项对将近300名病态性肥胖的病人所作的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了非常高比例的家庭问题，尤其是性虐待。有半数的男女病人都报告了自己在童年时曾经有过被性攻击或者性虐待的经历，这一比例比正常男性高三倍。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报告了持续性的童年创伤。令人痛苦的人生经历之后经常伴随着体重的暴增。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离婚，而离婚率的飙升刚好出现在肥胖率暴增之前一点点39。跟小女孩相比，小男孩更难以适应父母的离异——尤其是如果父亲离开家庭，对他们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举例而言，一项最近在挪威进行的研究显示，如果孩子们在其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有机会频繁地跟自己的父亲进行积极的互动，譬如父亲关注孩子的兴趣所在，面带笑容支持鼓励，那么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相比，一岁前生活会更加平静，两岁时的表现也会更好，对男孩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孩子是女儿，父亲母亲对其的积极投入程度不相上下；如果孩子是儿子，父亲往往会比母亲投入更多关注40。
有趣的是，瓦利恩特发现，尽管从童年创伤中完全恢复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童年的快乐所带来的影响会逐渐超过创伤，并且让伤痛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跟童年的智力水平、父母对于社会福利的依赖（即是否贫困）或者家庭内部的多重问题相比较，一个温暖的童年成长环境实际上对于其成年后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有着强得多的预测准确性。”41即使是在格兰特研究里，在研究对象们已经年逾七旬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其父母的财富程度以及自身的收入状况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相关性，而有很大联系的却是他们的童年成长环境是否温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关系是否亲近”42。可是这些却是今天的社会中大多数家庭广泛缺失的。
爸爸在哪儿
如同前文所说，现在很多男孩都是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44%的80后和43%的X世代18都认为婚姻很老套43，这让我们不禁要问：在21世纪里，承诺到底会是什么样子？那些态度又会对未来世代的成长环境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
在工业化国家里面，美国在“无父亲家庭”一项上遥遥领先44——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根据“积极教养思维”（Mind
Positive
Parenting）项目创始人戴维·沃尔什（David
Walsh）的统计，即便是那些父亲在家的家庭中，学龄孩子们每周也只会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能跟父亲有一对一的谈话。“而孩子们每周却会花上44个小时看电视、打游戏，还有上网闲逛。”他说，“我认为，现在我们对孩子们的忽视已经到了极点。结果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不跟良师益友在一起，也没有成年人陪伴，没人给他们带路，或者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心智健康的男人该当如何行事。”45
杰夫·佩雷拉（Jeff
Perera）为加拿大的白丝带运动（the
White
Ribbon
movement）做社区推广工作，他还创建了博客“Higher
Unlearning”（不学无术），两者都是讨论关于男性、男权、父权、健康关系以及遏制对妇女儿童的暴力的工作。他曾经在多伦多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跟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八九岁的男孩子们聊天，听他们说自己喜欢或者讨厌男孩生活的哪些地方。有一组男孩给出了他们不喜欢的男孩生活中的事情的清单：
●没法当妈妈
●不可以哭
●不能当拉拉队员
●被要求干所有的活儿
●需要喜欢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