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55部分在线阅读

但另一方面，尽管各部门和地方出现了紧张状态，但到清朝灭亡之时，还没有大量材料可以说明这个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育，所以不能说推翻和抛弃它的时机已经成熟。大部分人的生活接近最低水平，但要着重指出的是，仍离最低水平有一段距离。社会动乱和阶级冲突是地方性的。但是，这种骚乱并不体现为基本的、危及全局的恶性弊病，而似乎是随着出现的那些临时的、基本上是无规律的危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而起伏，而这些危机（例如旱、涝、歉收、盗匪和内战、外国的侵略和官吏的贪污腐败等）并非产生于经济制度本身。最后，由于技术没有进步，可以料想人口对土地的无情的压力威胁着整个经济的生存能力。但是在20世纪开始时，怎样对付这个大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在“平年”，城乡人口都能有衣有食，尽管很贫困。
事实上，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比我们恰切地解释为经济性的因素垮得更早，被抛弃得更早。当新的政治力量有意识地转向经济发展的任务时，它们也许过分自信地认为，传统的经济在1949年前革命的一个世纪中也已被破坏无遗。它们认为一旦加给人民力量的沉重枷锁被打开后，在中国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或结构中就没有内在的东西会阻止经济的迅速发展了。这种希望仍像幽灵那样继续附在北京的身上。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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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作者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在作者准备这篇文章时给予的支持。
[2]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47—64页。
[3]同上书，第97页。
[4]乔启明、J.L.巴克：《中国农村人口集团的组成和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第219—235页。
[5]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的文献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第566—599页，以及其中所引村松教授关于租栈的许多论著。
[6]关于19世纪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甚至还没有任何调查材料可与各种公认还很不够的20世纪的报告相比。我的论述的部分根据是地方通讯员答复1888年调查表的数字，见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和农村的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23期（1889年），第59—117页。
[7]见石川滋《亚洲人眼光中的经济发展》，第69—77页。
[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第311页。
[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册，第382—390页。上面列有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著作中132种有关手工业工场的参考资料；这当然不是能予检验的典型部分，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全部材料。
[10]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第20页。
[11]布莱克本商会：《1896—1897年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内维尔和贝尔部分，第212页。
[12]《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A.S.伯恩部分，第5—6页。
[13]《厦门领事区关于土布使用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杂项，1886年第19号），第4页。
[14]《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36页。
[15]例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16]《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册，第229—230页。
[1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册，第356—366页。
[18]本节所列的通货单位中国元就是“洋元”，它一般指已经大量流通于通商口岸的墨西哥银元。这些通货逐渐被中国银元所取代。在1933年以前，银元和银两都被用作记账单位。一块银元约值银0.72两。
[19]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第2册，第1166—1169、1170—1173页。
[20]汪敬虞：《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
[2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第2册，第1065页。
[2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第2册，第1017页。
[23]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第二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2期（1965年2月），第227页。
[24]《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第661页。
[25]天野元之助：《中国的农业问题》第2册，第241—247页。他在这一部分谨慎而详尽地记述了每项货物从安徽运往上海的费用。
[26]重庆在1898年开始有小轮船到达。正规的班轮始于1908年。
[27]官道驿站的分布表明，大部分官员外出是陆路骑马行进。清代典制规定全国设立1634个陆路站、92个水路站、54个水陆站以供官员旅行之用。在每段路程中，这些站提供需要的马匹、大车、轿子或船只和膳宿。公文在1.5万个邮站之间递送。见河野通博《清代山东省的官办陆上交通路线》，载《史林》第33卷第3期（1950年5月），第317—336页。
[28]当然，中国人为以下的事而恼火：外国人如果取得了“过境证”（只要付相当正规进口税一半的费用就可以取得）的掩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厘金税。但是应该记住，只有在货物仍保持原装并运往证件注明的目的地的情况下，这种证件才有效。实际上，对过境货物的征税可能只是拖延到它们到达最后的消费者之前为止。
[29]库兹尼茨教授认为，许多小国（即使是不发达的小国）的面积因素相对地说是造成对外贸易在国民收入中占高比重的基础。见库兹尼茨《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第431页。——译者
[30]《布莱克本商会访华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70—71页。
[31]1900年华资轮船的平均吨位为35吨，所以即使在1913年1130艘内地轮船平均吨位高达100吨这一极不可能的情况下，它的总吨位也只有113000吨。1941年9月，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有118292条大小民船（共计850704吨，船员459178人）在汪精卫政府成立的船员协会中登记。我没有清末民船数和民船吨位数数字的资料，但绝不可能小于上述仅仅三个省的数字。见满铁调查部《华中的民船业》，第134—135页。
[32]《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1册，第292—293页。
[33]但是应注意到，山西票号的地位从1900年前后大大地下降了。在1896年后建立的一些半官方的近代银行吸收了票号所依靠的大部分汇款业务和公众存款。
[34]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龙：《从历史角度看经济的落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