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90部分在线阅读

[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3页。
[10]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47、53页。
[11]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年文献概览》，第62页。
[12]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页。
[13]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0（1970年），第15、32页。
[14]同上书，第18—19、30、37—42页。
[1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页。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0—72页。
[1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页。
[17]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10—13页。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81—83页。
[18]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第42、114，126—127、130、181—187页。
[19]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5
47页。
[2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10页。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时作了这一论述，他说他是从《地球说略》一书中了解这些制度的。此书由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所写，1856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赞誉上海海关中的洋人职员为“彼之能实征实解者”；他评论说，孔子虽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在中国的夷人现在表现了这种美德。同上书，卷1，第43—44页。
[2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0—42页。但吕实强认为，就连冯桂芬关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对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4第2期（1971年2月），第1—8页。
[2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2页。
[23]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5—36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03—104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
[24]孟思明：《总理衙门的机构和职能》，第53页。
[25]关于影印的慈禧手诏原件，见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图版10。
[26]见李宗桐、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4—146、171—174页。
[27]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21—124页。
[28]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661—664、672—674页。李宗桐、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64、214—216页。
[29]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载《大陆杂志》卷20第5期（1960年3月），第15页。关于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们所实际遵从的程度，还需要进行研究。
[30]见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厂的计划》，载《香港中文大学汉语研究所杂志》卷4第1期（1971年），第215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收于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84—87页。
[31]沈珂编：《先文肃公政书续编》。奏折的日期是1874年12月。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96页。
[32]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0—1895年》.第68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85页。
[33]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101页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34]关于京官们对丁日昌的攻击，见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4—245、361—362页。在李鸿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与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评为虽然“端谨”，但回避实际责任；关于这一突出的例子，见李在1875年2月给巡抚刘秉璋的信，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5页。
[35]毕乃德：《1867—1868年的秘密通信：中国的主要政治家关于进一步向西方势力开放门户的观点》，载《近代史杂志》卷22（1959年），第132页。
[36]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25页和附录4。关税数字来源于瓦格尔的《中国的财政》附录B，它包括对往返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所征收的关税数字。
[37]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190—191页，其中提到了几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38]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同上书，卷1第1期（1932年11月），第49—59页。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同上书，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270—310页。
[39]见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52、81—84页。
[40]见弗兰克·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222页。郑英还：《中国的邮政通信及其现代化（1860—1896）》，第70—77页。
[4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第37—38页；卷19，第1页；《译署函稿》卷9，第37—38页。参阅9月4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第1册，第301页；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特别是第478页。
[42]有关1850年以前这种“不太正规而依旧是官差”的先例的讨论，见梅茨格为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一书所作的书评，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9（1969年），第315—319页。
[43]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4—28页；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业的创始者》，第20—25、40—42页。
[44]李恩涵：《清末金陵机器局的创建与扩张》，载《大陆杂志》卷3第12期（1966年12月），第368—370页。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23—132页。
[45]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61—167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07页。肯尼迪把1865年苏州洋炮局迁移南京，以及1868年1月清帝从海关税款中拨款给天津机器局，都归因于对捻军作战的军事需要。参看他的《1860—1868年中国现代军火工业的创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第2册（1974年12月），第807—818页。
[46]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2章，《北华捷报》1867年8月16日。
[47]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2页。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49—51、82—84、124—125、169页。
[4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