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82部分在线阅读

[1]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1期（1973年5月），第1—52页。史密斯：《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22—161页。
[2]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3、17页；卷3，第2、7、25、41页；卷4，第1、7、15页；《奏稿》卷2，第10、21、27—28页。
[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
8页；《家书》卷1，第59页；又见《杂著》卷2，第58页。
[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1页。
[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第4页；卷2，第2页；《年谱》卷1，第17页。
[6]沈陈汉音（音）：《1840—1852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第61—80页，特别是第71页。
[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页。
[8]《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25页；卷3，第1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43—244页。
[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1页。
[10]关于其分布状况，见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页。“私人”一词是有争议的，因为委员不像幕友，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11]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页（又第55—64页所列之表）。
[12]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页；《家书》卷5，第39页。
[1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5，第3、5、17、24、30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15，第20—22、25—26页；卷30，第9—10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第53—54页；卷13，第35页。
[15]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第19页。
[16]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第9页）引用了王闿运和薛福成的记载。
[17]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页。
[18]《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3页。
[19]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50期（1960—1961年）。
[20]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第1期，第3—4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页。
[21]吴秀良：《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页。
[22]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年），第118页。
[23]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书说》。
[24]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第10—18、21—22、76—77页。
[25]迪安：《中国和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第3章和第6章。
[26]《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28页。
[27]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载《历史学研究》第245期（1960年10月），第27—30页。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14—22页。
[2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4页。
[2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2页；卷2，第47页。
[3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6页。
[31]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页。
[3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136页。
[33]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45、46—47页。
[34]《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88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第13—14页。
[35]《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56—158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80—82页。
[36]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3页。
[37]《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203—20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5页。
[38]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7页；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32页。
[3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