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57部分在线阅读

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对比西方在广州和上海的经验，有助于说明19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清朝主要关心的是叛军势力蔓延，而叛乱正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弊病。库恩先生将在第六章中指出，旧秩序由于结构和环境的多种缺陷而受到损害，受过儒家洗礼的文人学者统治阶级终于以不可忽视的活力和独创性来对待这些弊端。在19世纪50年代，许多主要省份都处于内战和混乱状态时，沿海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军队相对地说似乎只属于边疆偏僻地方的问题。外国人在火力方面无敌而人数甚少，他们虽然可以打到广州，甚至最后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们不能取代中国人口，也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来统治中国人。一句话，像从前蒙古和满族入侵者一样，英国人也能打入中国的民族混杂的统治阶级权力结构之中，甚至到时候还可以在帝国政府中起作用。但是他们只有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只有与统治制度互相适应，而且只有在中国民众没有被现代民族主义感情动员起来反抗他们的时候，才能这样做。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给予外国人以条约特权和在中国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延长并改造了帝国的政体。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严阵以待，顽固地进行排外。就在清朝全力对叛乱进行镇压的同时，西方入侵者仍被视为需要清除净尽的累赘。
咸丰帝即位于1850年3月，时年19岁，他不久便被灾难所压倒，因此看来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坚强的领导者。他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徐广缙（当时是负责对外关系的广州钦差大臣和总督）煽起民众的排外情绪使英国人不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1850年3月，英国人因徐广缙违反条约而在天津给穆彰阿和耆英（负责签订1842—1844年条约的两位主要官员）递交了抗议书。这位年轻皇帝的反应是，以屈服于英国人的罪名斥责和贬抑他父亲所信任的这些官员。此后，他支持徐广缙及其亲密同僚广东巡抚叶名琛的不同西方使节交往的政策。同时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当局把一切外事活动移交给广州钦差大臣。北京的这条强硬路线，使巴麦尊于1851年曾考虑过采取武力报复，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职务，而他在伦敦的继任者却并不那么感到需要卷入中英斗争中去。
1858—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役，是由于1854年双方共同努力谋求修改条约的谈判遇挫而引起的。促使采取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几个因素：英国想寻求机会与南京太平军叛军进行贸易的希望遭到破灭；1854年和1855年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实行外交合作和军事上无暇他顾；美国公使（麦莲）来到中国，他较他的前任更少怀疑英国人的出尔反尔而愿意与英法两国共事合作。总的说来，到1854年，外国舆论已经认为不能从太平军的胜利中捞到什么油水，而英国政府也已决定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在法、美两国同意下，三强企图通过修改条约来增进它们在中国的利益。结果三国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间纷纷在福州、上海，最后在天津，从多方面提出申诉或建议，企图劝服当时的广州总督叶名琛。这些努力有助于达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协定，然而它们在与北京朝廷打交道时却无效果。1855年2月巴麦尊出任首相以后，在中国的英国活动分子越来越不安分了。[40]
叶名琛当时因为要对付广州周围的叛乱而陷于困境。他顽固地拒绝英国人进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当邻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义所震撼的时候，他在广州10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太平军于1852年由广西向长江北进，部分原因也是叶名琛保住了广东。然而太平军的榜样在广东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乱。叶名琛通过向绅士课税来筹措民团经费以对付这些叛乱，这正反映了广州地区当时的困难局势。华南的叛乱促使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苏的丝改经较短的路线运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岭和别的关隘而至广州的旧运输线上谋生的船民和码头搬运工都被迫失业。和三合会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像1853年占领过厦门和上海城的小刀会，现在有了用武之地。1854年期间，广州地区被卷入“红巾”之乱的漩涡中。广州城只是由于农村民团局（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结构之上的组织，所以在提供救济、控制物价和鼓励生产的同时，还能庇护和组织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绅士领导之下完成的，原则上要由朝廷批准，实际上总督批准即可。叶名琛在坚持科举考试，奖励有功的绅士，处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但是一旦“红巾”被镇压，几万人便在1855年被处决，广州的绅士仍旧在地方重新保持权力地位，他们能够用贸易税捐支持他们的乡勇和民团，而农民则比过去更加贫困，经官方批准并由绅士领导的民团已与由绅士资助的乡勇（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无异于老百姓的敌人）合流。[41]
成为1856年10月开战理由的“亚罗”号事件，便显示了正在成为中英关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这种船有外国的船身和中国的装配。船主是中国人，但他住在香港。船长（甘纳迪）是英国人，12个水手全是中国人。“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但已超过这一年的有效期11天，而根据殖民地条例，它有权在回返香港以前悬挂英国旗。但事实上“亚罗”号不管是否打了英国旗，它当时已参与了海盗活动。叶名琛声称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时捕获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海盗，这种海盗他曾处决过数以百计。当时巴夏礼领事刚从英国回来，英国的巴麦尊已经同意必须对清政府“提高嗓门”，并且要求中国对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赔礼道歉。巴夏礼领事有香港总督、当时的自由派领袖包令爵士（他初到中国时曾做过广州领事）做靠山。包令把自己对自由贸易的热情同巴夏礼坚决无情的炮舰外交的信念结合了起来。
1856年10月，英国海军再度攻占虎门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他们用一门大炮每隔十分钟向叶名琛衙门轰击一次，他们轰垮了城墙后派遣一支突击队冲入衙门，到处耀武扬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然而叶名琛蔑视他们，拒绝同他们谈判。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42]；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这却不是持平之论。
政治上的互不妥协此时导致僵局。1856年10月，叶名琛关闭了广州的海关，贸易陷于停顿。12月，十三行被焚毁。1857年2月末，英国议会辩论包令在广州的行动。格兰斯顿和狄斯累里赢得一项不利于政府的动议，但在其后的普选中巴麦尊获得大多数选票，这似乎表明人们支持对中国作进一步的胁迫行动。然而当年6月派往中国的远征军在途中不得不回头去帮助镇压印度的兵变，所以进攻广州的行动推迟到1857年12月。那时，法国也因中国不公正地判处了一名神甫（马赖，1856年2月在广西）的死刑而参加了这次报复。
英法联军终于到来，他们总数约5700人。12月28日，他们炮击广州城，接着登上城墙，并绕城墙而进。1858年1月4日，他们甚至派遣几个小队穿城而过去捕捉巡抚和总督。他们把顽固的叶名琛用船送到加尔各答，叶即在次年死在那里。他们把曾在广东供职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个谨慎而无倾向性的巡抚柏贵，当作现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员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门里。利用柏贵的名义，一个由能讲汉语的委员巴夏礼理所当然地占支配地位的联合委员会统治广州达三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10月为止。这个联合管理机构于1858年2月重新开放关闭了17个月的港口贸易。它派出由中国警察和外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组成的巡逻队，沿街维持城内秩序，而中国人的法律诉讼和别的日常行政事务则继续由巡抚衙门处理。柏贵的布告由巴夏礼在幕后审查。
北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叶名琛。朝廷也大体知道巡抚柏贵是受外国控制的，但没有撤免他或替换他，虽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员试图收复广州。北京以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因此新任总督黄宗汉就采取中间立场，想凭借民众难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国人的要求。这是中国人应用人民主权的方式，即任何政体都要顺乎民心，合乎天命。像那些好战派说的：“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43]要激起由绅士领导的民众的排外情绪是不难的，但要胁迫入侵者却是另外一回事。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显示自己军事上的威力，但这一点已办不到了。广东民团局暗中受到鼓励，终于在1858年7月21日进攻广州城，但结果还是被英国炮兵击退。同时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优势，在那里天津条约已被接受（详下）。
地图9　19世纪中叶北京、天津地区
没有得到朝廷进一步的支持，民团运动面临着联军巡逻队的威胁。到1858年底，巡逻队越来越深入到广州周围的乡村，旌甲鲜明地穿越村镇，以炫耀新政权的威风。1859年1月，当700名英海军陆战队员接近民团总部，最后受到炮火攻击时，英国人派出1300百名步兵和6艘炮舰，在三天战斗中占领并烧毁了该总部和总部所在的村庄。民团的贡献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陌生人进城，现在开始习惯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维持秩序了。绅士领导的民团运动在乡村也渐趋消亡。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蛮夷，这里也像在上海一样，蛮夷们被接纳加入地方政权机构之中。
1858年的和解
在广州赢得了对意志力考验的胜利以后，英法联军花了两年时间使北京就范。向远征军供给粮食，意味着要与英、美商号订立业务契约。它们的代办为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使节大开筵宴，传教士也为他们效劳。商人和士兵、政治家和传教士，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他们的文明的西方社会。
联军开始从上海北上，尽管北京照例要他们返回广州。1858年4月，他们用帆船和十几艘汽轮炮舰装载几千名步兵，到达天津下游河口的大沽港外。他们没有宣战；只要求谈判。特别是额尔金要求清朝谈判者像他从英国君主那里获得“全权”那样有权。对中国来说，这种意见是奇特的，而且清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它却是额尔金为取得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这个努力，他的炮舰冲破水上障碍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陆。在那里，清朝全权大臣在几经抗议之后终于在1858年6月与英、法、俄、美签订了新条约。俄、美两国公使作为非武装的中立观察员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来，他们也在这样的条约中几乎获得了联军通过战争取得的所有特权。
英国在天津的主要谈判者（与威妥玛在一起）是年轻的翻译官李泰国；他是广州首任领事的儿子，从1855年年中以来，已是上海海关主要的外国税务司，现在是从中国的这一职位上被“借用”来协助额尔金进行谈判的。[44]当年老的大员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对英国人施展其魅力时，26岁的李泰国便向耆英引用了广州衙门缴获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话，即他曾把蛮夷描绘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闻之愧赧。这也有损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经过审讯，清帝赐耆英自缢而死。
额尔金勋爵要求在北京派驻英国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而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条约，以此不仅当作促进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他在中国痛恨的是那些“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后来他写道：“我已经在我的同胞那里看到了比我过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厌恶的东西。”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已经获得了条约的特权，现在必须制止对它们的滥用。英国人在中国负有义务的这种观点，更使他有力地坚持在北京有一驻节公使的主张。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国）的看法。那时在天津的伦敦使节和别国使节都希望解决非经常性地拜会北京的问题；对此清廷也同意，但条件是要按照朝贡使节的章程办事。[45]
在北京常驻公使的争论，引起了主战派文官向清帝痛切陈词的热潮。为了维护各君主之间的平等地位，驻节公使势必要动摇朝贡制度，破坏中国的体制。在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那些闭目塞听的主战派，在面临联合军事力量的事实下却仍然指责条约中关于驻节公使的条款。但是为了阻止联军进攻北京，这项条款已经包括在清方谈判者6月26日在天津签字但尚未经清帝批准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帝是在7月3日批准条约全文的。
清帝的敕令刚批准天津条约全文，外国军队和外国官员马上撤走，甚至比1842年从南京离开时还要快。额尔金勋爵便航行去日本开创英日关系。新的税则和通商章程于10月底在上海谈判（11月8日签字），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包括广州商人兼官员伍崇曜和潘仕成，以及上海道台薛焕和总督何桂清（他名义上在南京，实际上在常州）。在中国的谈判者当中，这些人既代表广州沿袭下来的对外贸易的利益，也表现了长江下游官员们对想用关税收入作为抗击太平军军费的迫切心情。
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咸丰帝现在提出了一个“秘密计划”，其想法十分天真。他认为贪婪的英国人会放弃条约中关于驻节公使、内地贸易、内地旅游以及提供赔偿等要求的条款，以换取清政府取消英国同中国贸易的全部关税。咸丰帝后来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但这表明清廷对正在中英关系方面起作用的利害关系是多么无知。1859年1月，何桂清受命为兼管西方关系的钦差大臣：朝廷简单地把这个做法看成是以上海代替广州的措施，而拒绝何桂清提出的关于新的岗位应当是专职外交职务的意见。天津条约的主要谈判者桂良（1785—1862年）这时在上海说服了额尔金：把英国要求在北京设驻节公使一事应视作可此可彼而不是非此不可者。作为报偿，他同意不等互换条约批准书便让英国人勘察长江。因此，在1858年最后几个星期中，额尔金与李泰国等人，带了五艘战舰，溯江而上航行600英里，通过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达汉口，以便选择最好的新贸易口岸。这次突然勘察，自然引起了各该地抗击太平军的清朝官员的惊慌。（天津条约曾经规定，在签字一年后开放镇江通商，但在平定太平军以前不开放其他商埠。）额尔金在议定上海税则的同时安排长江勘察这一绝招，使人不难看出英中在贸易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么大的力量。
1858年，增进和扩大外国特权的特许状在天津和上海形成了文字，这主要又是英国的创造。它索取赔款总数1600万两；增辟了约三倍的条约口岸；确认外国参与中国沿海和河岸运输业的罕见权利；允许外国人持有护照在中国内地旅行；在叛乱被镇压之后立即开放长江汉口以下的部分（如上述）；规定5%的从价关税（以别种方式计算者例外）和单一的、税率为从价关税一半的子口税；力主把统一的海关外国税务司职权扩大到所有条约口岸；最后，还要使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在动乱中稳步增长到了这种程度：外国和中国的鸦片进口商联合要求条约口岸的保护，而中国地方当局现在也对鸦片课以明文规定的进口税。
这些新条约专门规定了其他许多条款，经验证明这些都是在中国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值得争取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条款表明，外国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条约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间的利益相通已发展到多深多远的程度。这种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镇压叛乱和制定扩大贸易方针的方面，这将给外国商人带来利润，给中国当局开辟财源，使清王朝得以挣扎求存。
在英国方面，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的谈判中发觉他自己被夹在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一方是沙文主义者，即一心想扩张贸易的条约口岸商人；另一方是英国外交官及香港官员和各领事馆的官员，他们希望建立一种可行的贸易特权体制，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使中国政府接受不了，或者接受以后而不能维系于不坠。由于外国税务司作为开辟财源和调停外国商人同中国税收人员之间的争执的一个中间环节，已证明它自有其价值，所以它就成为谈判者双方都能接受的东西了。
清帝国政体和贸易扩张的对峙
额尔金在1858年所要求的实质上是两件事：中国市场应该向西方商业开放得更宽些；中国政府应该进入现代的国家体制。在天津修改条约时，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权，或至少让外国公使不定期地访问北京，以便用外交压力来维护一整套条约权利。英国人相信，只要在北京有一名公使，便能绕过广州的排外情绪，从中央获得清帝的保证，使各省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所希求的贸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权利得以兑现（后来一些外交官承认，他们曾过高地估计了清帝对各省的权力）。由于英国公使提出在北京不行叩头礼，这个要求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国统治者这一陈腐观念的结束。然而英国人并不想削弱中国政府，他们只要能够获得贸易的机会和建立一种现代模式的关系就行了。英国不要求领土控制，并且反对出现瓜分和肢解中国边沿地区的前景（这一前景在俄国于19世纪40和50年代沿黑龙江进至滨海省以及进入中亚的行动中已可预卜）。
在中国方面，清廷于1858年面临着致命的国内叛乱危机：它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致到1860年8月清廷不得不授予汉族人曾国藩以广泛的军事财政大权，以指挥全部力量去消灭长江下游心脏地带的太平军。北京默认1858年英法提出的要求，这必须从他们优先考虑国内事件这个角度去理解。1861年1月有人在回顾中曾概括说，对北京来说，太平军和捻军是心腹之害，蚕食中国领土的俄国是肘腋之忧，而以暴力要求贸易的英国只不过是“肢体之患”。[46]英法一旦显示了他们的军事优势，则除了答应他们的条约外是别无其他真正的代替办法去安抚他们的。
然而清帝国的传统不能轻易地被放弃，特别是不能被定期来京向皇帝进谏的满洲王公的非正式会议轻易地加以改变。整个朝廷曾经完全跟着19世纪50年代初高涨的排外情绪和不谈判政策走。只有当联军从广州开进天津时，意见才分成死硬派和务实派。一般说来，不当权而又无知的、专以上疏为能事的官员是最狂热的主战派，而少数不得不参加谈判的不幸者则是最懂得外国火力并每每愿意以审慎行事相劝告的人。
特别是南京总督何桂清比较深知上海的西方人，他懂得英国人只有商业野心，并主张同他们达成协议，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去反对太平军。像条约时期以前的“广州帮”一样，这时中国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上海帮”。它以关心贸易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和四川人薛焕（此人从1849年起在上海担任过要职，从1858年起又在江苏省一级担任过要职）为代表。这种新型的重商主义官吏如果不是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务实派，他们发现自己同雄心勃勃的英国行政官员如年轻的李泰国有一致的利害关系；李泰国这时已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的调停人。李泰国作为一个在上海能说中国话的外国税务司，已经与中国地方官员发展了广泛的交往。他不但给他们带来日益增加的关税收入，也向他们提供关于整个外国问题的情报和意见。虽然西方商人指责他傲慢自大，有些领事把他当成角逐地位的对手而憎恨他，但英国当局却器重他对中国地方事务的知识，并且支持把外国税务司的职权扩大到所有商埠的意见。李泰国实际上已经同薛焕制定出1858年的新贸易章程：新章程恰好在长江下游各省因打太平军而迫切需要军费时带来了增加国家税收的希望。因此，每当战争的命运使主战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时，条约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则随时准备以各种理由支持清廷的和平政策。
妥协政策首先受到那些必须办夷务的人的支持。曾经在四个地方担任过总督职务并且最有经验的满族老官员桂良（1785—1862年）就是天津条约的主要签字人。清军的天津统帅僧格林沁是清廷的一位高级蒙古族心腹大臣，他曾经提出的关于联军军事力量的报告是完全合乎实情的。在京都，咸丰帝的兄弟、后来外国人称为恭亲王的奕，也终于成为现实论者的领袖，出来反对大多数的亲王。但是，一旦天津条约被接受以及随着联军于1858年夏撤退而放松了压力，主战派又重新抬头了。
这时在北京争论的主要症结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的问题，在广州争了那么久的也是这个问题。清廷虽然深感外国力量之强大，但它只能设想外国公使应按朝贡使节的旧规矩前来北京：即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三五年来一次，穿中国服装，通过驿站，由中国官吏护送。稍稍超出这个规定，就会被认为有损于国家体制。由于帝国的统治如此其甚地依靠它的威信，而失掉这种威信就会严重削弱它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权力基础。就是迟至1859年3月，清帝仍旧作出这样的规定：来北京的夷使所率扈从不能超过10人，这些人不得携带武器，也不得在北京坐轿或摆列仪仗队。[47]
到1859年年中，北京的这种不妥协精神同广州和上海正在进行的切合实际的中外合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就像以后在1900年的情况一样，条约制度继续在外国海军支配下的商业中心施行，而在清帝国的政治思想中心北京却受到强烈的反对。广州民团驱逐夷人的运动的失败，使受命收复广州的钦差大臣黄宗汉于1859年5月被召回。也在5月份，傀儡巡抚柏贵去世，稳健派劳崇光正式被任命为广州巡抚和代理总督；劳崇光在谋求中国利益的同时，又能和联合委员会合作。
中外合作是适应当时情况的所需，它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劳崇光联合巴夏礼和那时已是广州领事的阿礼国共同试图控制苦力买卖的行动。到1859年，这种买卖的祸害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英国关心的是把合同工运到像英属西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区去劳动而从中获利，因此它在19世纪50年代采取了双重政策：一是促使中国放宽移民禁令，二是定出规章以减轻随之而来的祸害。但那时在广州的中国人贩子，为了把劳工卖给外国的苦力贩运者，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苦力家屋门外捉人。正义的中国群众处死了一些拐骗者，中国官吏也处决了一批。然而存在着当地的失业和贫困以及海外的需要和机会，这些因素汇合起来使移民继续进行不辍。问题是如何规定一些手续并进行审查，以便使合法的移民在没有拐骗和胁迫的情况下得以进行下去。
为了这个目的，总督劳崇光实际上已使移民在地方上合法化了，结果是，英、中两国官吏联合监督移民所（奴隶收容所）的批准和审查工作，并规定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自由签订合同。可是广州的这个制度，受到了澳门及其他不在劳崇光或巴夏礼控制下的沿海地方的洋人和华人的蔑视；因为在沿海地方，接收船像以前从事鸦片进口贸易那样从事“猪仔”（即人口）的出口贸易。[48]对中外合搞的这种公害进行控制的企图，又给中、英两国地方当局创造了另一种共同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