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47部分在线阅读

[33]见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载《文献论丛》，第112—114页；裘匡庐编：《清代轶闻》卷7，第70页。
[34]关于漕米制度的组织，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5—179页。又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载《远东季刊》卷11第3期（1952年5月），第339—354页；以及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1958年9月），第56—59页。
[35]关于浮费问题，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85—188、223—224页。关于无地世袭船户的问题，见孙玉庭1817年奏折，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6，第11页。
[36]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8页。
[37]孟森：《清代史》，第334页；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第59页。
[38]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223—22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9，第3页。
[39]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8，第4—5页。
[40]关于漕运机构强加给地方政府的负担，参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第349、351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5、190—191页。
[41]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阗清博士古稀纪念会编》，第809—810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8页。
[42]包括英和建议在内的许多开海路的建议，可见之于贺长龄的《经世文编》第48卷。又见孟森的《清代史》，第338—339页；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同上注，第809—810页。
[43]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6—57页。
[44]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第59、70页（注14）。
[45]梅茨格：《1740—1840年的两淮盐务专卖》，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32—33页。
[46]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8，第22页。
[47]关于这次危机的记述，见格罗斯的未发表的论文《贺长龄与1825年关于皇粮运输的辩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1970年。详细情节可见于各有关官员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34，第9—13页；卷35，第51—54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9页；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5—60页。
[48]孟森：《清代史》，第339页。
[49]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阗博士古稀纪念会编》，第181—182页。
[50]欣顿：《经由运河的漕运》，载《中国论文集》第4期（1950年4月），第33—37页。
[51]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第2946—2948页。
[52]梅茨格：《陶澍对淮北盐务专卖的改革》，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12月），第1—39页。陶澍作为粮盐二政的改革者所起的作用，曾在魏源的一篇墓志铭中受到热烈的赞扬，见魏源的文集《古微堂外集》（1878年版）卷4，第13—15页。
[53]梅茨格：《两淮盐务专卖》，第42页。
[54]英文著作中关于内务府的最详细的研究是托伯特的《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特别是见第148—149、195—200页；关于内务府在盐政方面的作用，见第115—118页。
[55]关于走私盐，见佐伯富《清代盐政的研究》，第157—178页。
[56]胡昌度：《清代的河政》，载《远东季刊》卷14第4期（1955年4月），第505—513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0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90—892页；昭梿：《啸亭杂录》卷7，第29—30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5，第7—9页。
[57]这样的记述见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56—58页；此件也重印在其他非官方材料中。见裘匡庐《清代轶闻》卷7，第54—56页；以及见于欧阳绍熙编《清谭》卷5，第11—12页。
[58]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01页。贺长龄：《耐庵诗文存》卷6（信函），第1—3页。
[59]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16页。
[60]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49—250页。
[61]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35年），特别见第410—412页。强购谷物一事的讨论见于1800年一位御史的奏疏中，见罗振玉《皇清奏议》卷3，第5、27页。关于操纵减免谷物的折算比价问题，可看王云五《四朝奏议》第1册，第45—46页。
[62]关于乾隆时期的价格上涨问题，见王业键《数世纪的价格波动与中国的农民经济，1644—1935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散发的论文，1973年）关于清代价格一般上涨的材料选集，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410—433页。又见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63]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卷6（1961年），第49页。又见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59—61页。关于货币混乱对19世纪50年代湖南税制的影响，可看骆秉章《奏议》，第1450—1455页。关于谎报“天灾”一点，可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64]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7（1955年），第311—349页；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卷3，第15—19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载《近代中国研究》卷5（1963年），第185—299页。
[65]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
[66]关于苗乱的起因，可看
鄂辉等《钦定平苗纪略》卷1（1797年版），第1—3、8—9页。这部官方文献史书中的上谕最足以说明问题。另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34—51页。
[67]傅鼎：《治苗》，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8，第2—3页；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第4500—4502页；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1，第7—11页；王云五：《四朝奏议》卷1，第2页；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59—69页。
[68]关于红巾军叛乱，写得很好的一篇著作是小韦克曼的《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9—47页。关于三合会影响的增长和性质，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第159—165页。
[69]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0]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1]见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一书。他在研究明清白莲教叛乱的基础上，发挥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模式。特别可看第117—119、205—220页。
[72]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