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37部分在线阅读

[147]尼古拉·斯坦达尔特：《杨廷筠：晚明儒生和基督教徒的一生和思想》（莱顿，1988年），第7—8页。斯坦达尔特的著作是最详细，但并没有完全综合中国和西方的有关杨廷筠的材料。
[148]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1卷，第498页。参见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9页。
[149]稍改自斯坦达尔特的译文《杨廷筠筠
》，第10页。
[150]参见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111—112页。
[151]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35页。
[152]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46—47页。其中一篇序言由方大镇（1558—1631年），即方以智的祖父所写。
[153]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26—31页。李日华是1592年的进士，与杨同科，1604年后仍未从仕。参见《明人传记辞典》，第1卷，第826—827页。
[154]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12页。
[155]丁志麟：《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一个晚明的刊本收藏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编号为3370），第1ab页。丁写道，这一陈述来自曾认识杨的艾儒略的口述。另参见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52页。
[156]丁志麟：《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另参见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40页。
[157]参见于君方：《中国的佛教复兴：祩宏与晚明的圆融》（纽约，1981年），第76—87页。
[158]高攀龙：《高子遗书》（晚明；1983年台北重印），第3卷，第25ab页。另引见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第37页（英译
本中第252—253页）。
[159]参见斯坦达尔特在《杨廷筠》中的归纳，第225页。
[160]这一摘要引自丁志麟在《杨淇园先　生超性事迹
》中的叙述，第4a—5a页。参见彼德森：《他们为何皈依基督教？》，第131—134页；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51页。敦约翰：《巨人的时代》，第114页，指出杨氏受洗的日期为1613年，　但早于金尼阁返回欧洲的那—年。
[161]杨廷筠.序言，第1b—2a页，《同文算指　》，载　《天学初涵》，李之藻编，第5卷，第2904—2905页。参见斯坦达尔特：《杨廷筠》，第53页。
[162]稍改译自斯坦达尔特：《杨廷　筠》，第120页。
[163]改自斯坦达尔特在《杨廷筠》中的译文，第121页。
[164]沈德符：《大西洋》，在其《万历　野获编》中（1619年；1980年北京重印），下册，第784页　。
[165]敦约翰：《巨人的时代》，第121页。
[166]敦约翰：《巨人的时代》，第123页。
[167]敦约翰：《巨人的时代》，第125页。
[168]对于沈生平的一个摘要，参见《明人传记辞典》，第2卷，第1177—1178页。
[169]沈的奏疏译文见爱德华·托马斯·凯利：《1616—1617年南京的反基督教迫害》（哥伦比亚大学学术论文，1971年），第277—282页。凯利的研究，作为对这一事件最为详尽的叙述，审慎地征引了中文和西方的资料。他收录了沈在《破邪集》中的奏疏的中文文本，该书由徐昌治编纂，最初于1639年编辑，但仅保存于日本，并重印于1855年。
[170]参见鲁尔：《孔子还是孔夫子？》，第74—76页；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第247—252页（英译本，第181—185页）。
[171]凯利：《1616—1617年南京的反基督教徒迫害》，第282—286页。
[172]凯利：《1616—1617年南京的反基督教徒迫害》，第108—123页，考察了这个论据和某些推论。
[173]在其对于沈的论点的讨论中，E.泽克也阐述了三个主要方面：传教士们正在倡导“非道德的活动”，“怀疑政治活动和结社”和“在百姓中搞颠覆活动”。参见E.泽克：《1616至1921年南京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收入《荷兰东方学报：荷兰东方学会会议纪要》，P.W.佩斯特曼编（莱顿，1971年），第191页。泽克指出，沈氏批判传教士们既影响了普通百姓，同时也影响了士子。
[174]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113页。
[175]徐光启：《第十一信》，载《徐光启集》，下册，第492页。
[176]徐的奏疏以数个不同的版本存在着，《徐光启集》，下册，第431—437页。它译见于凯利的著作，第294—302页，及见于E.G.布瑞杰曼：“徐保禄（即徐光启）的辩解，为了耶稣会士庞迪我等人而向明代万历皇帝呈送，庞迪我曾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公元1617年（原文如此——译者注）]，受到了由礼部送呈的一篇奏折的指控”，载《中国博物》，第19期（广东，1850年），第118—126页。
[177]徐光启：《辨学章疏》，载《徐光启集》，下册，第431—436页。
[178]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31—32页；参见敦约翰：《巨人的时代》，第120—121页。
[179]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39、191—192页，来自于耶稣会士的资料。
[180]杨廷筠：《鸮鸾不并鸣说》。一个手抄稿本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重印于《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台北，1966年），第1册，第39页。杨的文章译见于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303—307页。
[181]杨廷筠：《鸮鸾不并鸣说》。杨氏让一或二个人安排潜入白莲教的建议（第4a页；第45页），使我相信，这是回应沈主要影射之一的文章，杨之文撰写于1616—1617年，而不是撰写于1622年，如斯坦达尔特在《杨廷筠筠》第93页所说的那样，这就是说，在重大的山东白莲教暴动期间，或者是此后不久。在1622年提出朝廷需要查明自莲教是否代表着一种危险，这必定是愚蠢的事情。在1622年的一封信中，正如曾德昭后来所说，徐光启提出了（杨氏的）天主教与自莲教之间的14点差异之处，这倒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斯坦达尔特怀疑，曾德昭在1622年是否误把徐而不是杨廷筠为原来提出14点区别的人。
[182]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45—51页。
[183]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54、59—60页。
[184]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60—64页。
[185]《神宗实录》，第552卷，第1a—2a页（第121册，第10425—10426页）。诏令译见于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85—86页。
[186]凯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