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22部分在线阅读

[9]《明史》，第70卷，第1697页。
[10]《明史》，第69卷，第1687页。
[11]在晚明，贡生与监生的学位可由那些参加乡试合格者出钱购买。参见何炳棣：《晋升的阶梯》，第183页，特别是第27—34页。在此我只指作为普通学生到南京或北京参加国子监的贡生。
[12]《明史》解释说，那些没有入学的士子通称为童生（“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明史》，第69卷，第1687页。
[13]《明史》，第69卷，第1686页。
[14]王世贞：《弇山堂别集》（1590年），载《中国史学丛书》，第16册（台北，1965年），第83卷，第8b页，总第3608页。
[15]《明史》，第69卷，第1687页。参见《明人传记辞典》，第58页。在1575年，张居正下令在5到50名生员之间，这要根据州府的规模大小及以往的成绩而定。
[16]顾炎武：《生员论》，载《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卷，第22、24页。何炳棣：《晋升的阶梯》，第181页，引用了顾的估计，并提出60万生员人数，在晚明可能是一个最小值。
[17]宫崎市定：《中国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孔瑞德·希鲁考尔译（纽约和东京，1976年），第24页。
[18]牟复礼：《当今中国研究中的中国历史》，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2年），第107—120页。
[19]译文见何炳棣：《晋升的阶梯》，第251页，出自《绍兴府志》，第12卷，第2a页。
[20]大卫·约翰逊利用了有些不同的数字，推测“在清代至少有500万名受古典教育的男性平民”。大卫·约翰逊：《中华帝国晚期的交往、阶级与意识》，收入《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大卫·约翰逊、安德鲁·J.纳什和埃弗林·S.罗洛斯基编（伯克利，1985年），第59页。
[21]《明史》，第282卷，第7244页。
[22]黄宗羲：《明儒学案》（1691年；1987年台北重印），第37卷，第876、881、883页。
[23]黄宗羲：《明儒学案》，第37卷，第877、883—884页。
[24]对于湛若水著作在其直接的政治背景中的内容之分析，参见朱鸿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学用书〈圣学格物论〉的政治背景与内容特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卷，第3期（1993年），第495—553页。
[25]侯外庐、邱汉生和张岂之：《宋明理学史》（北京，1984—1987年），第171页。
[26]《明人传记辞典》，第1011—1012页。
[27]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卷，第138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011页。
[28]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第11页，译见于朱莉亚·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66页。
[29]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卷，第138页。
[30]这是18世纪的看法，表达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总编纂（1933年；1971年台北重印），第97卷，第2006页，《朱子圣学考略》条。
[31]参见《明人传记辞典》，第241—242页。
[32]四句教见于王阳明：《传习录》，陈荣捷英译（纽约，1963年），第243—244页。我曾根据牟宗三的论述更改了某些译义；牟宗三：《王阳明王龙溪及其四无说》，载《东西方哲学》，第23卷（1973年），第103—120页；牟宗三：《王学的分化与发展》，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4期（1972年），特别是第106—115页。唐君毅：《从王阳明到王畿的道德心概念的发展》，收人《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狄百瑞编：《东方文化研究》，第4卷（纽约和伦敦，1970年），第93—119页，对从朱熹到王畿的道学关于心的几个解释命题提出了精彩而简洁的评述。
[33]王阳明：《传习录》，第244—245页。
[34]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1卷，第225页。参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朱莉亚·秦编（檀香山，1987年），第112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中钱德洪条，朱莉亚·秦撰。
[35]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1卷，第230页。黄宗羲记录了刘宗周对王阳明的断言“良知即天理”，《明儒学案》，第16卷，第334—335页。
[36]英译文见王阳明：《传习录》（陈荣捷译），第262页。
[37]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1卷，第226页。参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113页。
[38]牟宗三：《王阳明的直接传人》，第120页。
[39]王阳明：《传习录》，第3卷，第151页，见《王文成公全集》（晚明），《四部丛刊本》（1926年上海重印）。另见陈译：《传习录》，第239—240页。
[40]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2卷，第238页。传记见于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1588年；1970年台北重印），特别是第20—21页和第26—27页。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110—111页。秦撰写的王
畿条目，见于富路特和房兆楹：《明人传记辞典》。《明史》，第283卷，第7271—7272页。
[41]《明史》，第283卷，第7275页。
[42]萧良干：《王龙溪全集》序，第1页。参见荒木见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东京，1879年），第100页。黄宗羲指出，有人认为王　畿笔胜舌，见黄宗羲：《明儒学案》，第34卷，第762页。参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188页。
[43]黄宗羲认定王畿对四无说的诠释类似于禅宗佛教。牟宗三对此明确表示不同意。《直接传人》，第120页，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26页。
[44]王阳明：《王文成公全集》，第34卷，第959—960页，见其《年谱》。
[45]王畿：《三教堂记》，见于《王龙溪先生全集》，第17卷，第1316—1318页。另引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1948年；1962年台北重印），第115页。参见余英时：《再探焦竑的知性世界》，载《明史研究》，第25期（1988年），第34页。
[46]参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116—117页。
[47]唐君毅：《从王阳明到王畿道德心概念的演变》，载《自我与社会》，狄百瑞编，第100—104页。
[48]对于王艮的有用的简述，见狄百瑞：《自我与社会》，第157—177页。其注29列举了有关王艮的主要及次要的材料。另参见富路特和房兆楹：《明人传记辞典》，王艮条。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北京，1959年），第4卷下册，第958—995页，其论述至关重要而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