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83部分在线阅读

江南：桐乡
如果不提《沈氏农书》及张履祥之补，即《补农书》，对江南的论述就不算完整。[387]张履祥及其几个朋友是兼营的小经营地主，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作为经营地主就无法生存。租佃显然更加有利可图。[388]从购买肥料中（整个农活都被肥料所缠，因为肥料通过在农田放养牲畜才能得到），有人已经看到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开始（肥料增加生产，因此是资本）。[389]
在此书两次印刷期间，物价上涨，工钱下降。在第二次印刷时，物价和工钱作了调整。[390]由于有迹象表明，在16世纪后期工钱稍有增加，这个材料证实了以上所述的社会政治趋势：已发生的雇佣劳动力供应的增加部分地是由于有的自耕农不愿耕种自己的土地，因为对土地所有者徭役需要过于沉重。16世纪的几次改革以后，情况有明显好转，劳动力供应因此减少，从而工钱暂时增加，直到长期的人口趋势再次把工钱降下来。[391]
张履祥作为一个经营地主，既不算大地主，也不是成功的地主，他的农业事业最后终于失败。他没有完全商业化：生产的粮食自己消费，如果能找到雇佣劳动力，只有有风险的丝市为他提供一些利润。张履祥在失败前的一切利润都用在书上。
江西
为了方便，我们把江西分为两大区。第一个是鄱阳湖周围和沿赣江下游的肥沃的平原，那里在明代以前已发展成为粮食输出区。第二个是江西南部的山区，在明初那里基本上仍是不发达和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地区。[392]
这两个地区不但以不同方式跨入明代时期，而且它们此后的发展也不相同。江西的北部从未停止向江南输出粮食，尽管大力发展灌溉网络和低洼地，但那里仍日益苦于人口过多。[393]从明代开始，江西北部的特点就是向其他省份和向省内其他地区移民。
省内的流动是沿长江支流移向南部地区，那里种稻的机会吸引许多定居者。赣州靠近广东边境，通过赣江与鄱阳湖，进而与江南相连，成为大米的纯输出基地。
从江西涌入湖广的最大的移民潮在15世纪初期已在进行。湖广吸引人之处与江西南部相同，但规模要大得多。移民处于王朝开始时制定的税制范围以外，因此对一个勤劳的小农来说比较容易站稳脚跟。这样就损害了已经纳入里甲制组织的当地民众，因此这样的迁移成为不断冲突的根源就不足为奇了。[394]移民潮不但在江西的记载中容易找到，而且在湖广本身也十分明显。一次次的调查透露，湖北、湖南绝大部分的移民宗族最初来自江西，而且大部分移民在明代迁来。[395]
江西的多山说明了与粮食生产无关的大部分经济发展的原因。因瓷器而闻名于世界的景德镇由于它自宋景德朝（1004—1007年，该地以此得名）以来其产品已在国家控制之下并专供国家使用，可能是一个例外。但即使在明代的后半期，景德镇从事制造瓷器的窑也是私营的。有人估计，16世纪后期的产量为3600万件，总产值达银180万两。[396]
虽然景德镇没有真正影响其邻近的农村内地（那里除了供瓷窑的烧柴业外，商业化程度依然很低）[397]，其他地方则比较普遍地有了发展。有的山区的产品和手工业品保持着相当的多样化，产品包括竹器、草药、茶、靛蓝，甚至矿产品。像河口（即铅山）等地，在晚明的发展中堪称典型；它们在河边建仓库，山区的产品就运到那里。这些产品把江西与全国市场联系起来，就景德镇而言，则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398]
湖广
湖广在明代是相当令人猜测的区域。掌握重要材料的作者坚持该区有一种地主支配的出口经济，而《五杂俎》等著作则称贫富差别不很大。[399]如果考虑到湖广的特殊条件，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湖广原来人口相当稀少，但到15世纪中叶，它的大米出口经济是如此繁荣，以致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它模仿了以前与江南有关的一句谚语。[400]结果，官方的税册（在王朝初期已被固定）和土地所有者的现实情况之间出现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为移民和佃农向上爬提供了方便。当该省更加充分发展时，地主更有能力供应出口的市场。[401]
作为产米区，湖广发展的基础是：耕地面积增加了；洞庭湖周围勉强能种双季作物，而一年两熟作物在醴陵、攸县和安仁等县生长。[402]湖北在1400年前后，在与江南和湖南很不相同的条件下开始了巨大的灌溉系统工程：需要多县大力协调的长堤坝对确保今武汉周围的湖北平原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排水在这块平原非常重要，因为长江在那里的水流缓慢，积聚了大量淤泥。16世纪中叶这个系统出现了重大危机，当时私人开发的低洼地过多，过多的排水地已被占用；为了保证位于安陆县的嘉靖帝双亲的陵墓有好风水，许多排水口被封闭。[403]这样就引起了低洼地区的水灾，迁移在1567年以后放慢或停止。有些灌溉工程仍在进行，但是政府的财政问题使这些工程无效率可言。湖北在明末已面目全非。[404]
湖南的灌溉工程更属于地方的事务，特别集中在洞庭湖周围。少量的地方权势者（多数是有功名的人）通过管理灌溉工程和充当堤长或塘长来增加自己的势力[405]，许多低洼地在绅士的领导下得到开垦。[406]
因此，从16世纪开始，贫富阶级明显地更加分化；在原来的纳税人口中佃农和穷人增加，地主通过对灌溉工程的控制，对佃农的控制日益加强。[407]然而，从长江诸省，特别是江西，仍有一次大迁移，这些移民不负担任何赋役义务。地主常常雇佣这些移民开垦新地，并且出现了一种政府鞭长莫及的状态，其结果因区域的不同部分而有差异。在官方控制力量本来薄弱和因缺乏水运而输出产品的可能性很小的地方，地主有时可以使用武装团伙，把奴役性很强的条件强加给佃农。这种做法尤其在西部和南部更为盛行，那里的少数民族人数仍众多，民间也是高度军事化的。
但是沿着河道，地主和移民都能利用它们输出产品。尽管有这些机会，原来有少量土地的小农经常抱怨说，外来人不入政府税册，另外他们的湖地不纳税。[408]结果反对江西移民的情绪高涨。
地主权力的加强，以及迁入的佃农能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可能性，必定造成了《五杂俎》等著作提到的形势，即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地位和位置依然是相当流动的。在一条鞭法改革和张居正在湖广进行的相当成功的丈量以后，这些情况有了变化：经济的和社会的地位的流动性变得较小。地主最终支配社会的趋势加剧，这种形势可以说明清初的佃农为什么趋于贫困化。
四川
众所周知，关于四川的明代资料很难找到，而打算探讨还留存的材料的学者也很少。蒙古人的征服和明清过渡时期张献忠的占领是灾难性的。可供利用的少量史料显示[409]，明代继续宋代已经开始的趋势，即与中国北方相连的陆运被与中国中部和南方相连的河运所代替。四川东部日益成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少数民族地区。[410]沿长江上游的农业产量提高；在晚明，大部分府趋于自给自足，有的府甚至自给有余。16世纪，玉米种植扩大到不能灌溉的丘陵区。
明代四川沿长江的贸易中心（应加上湖广的沙市，因为那里有四川的大船队）主要是转运中心，其河岸的内陆地区很少。
社会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四川的情况一定与湖广相似：仍有新土地，因此移民（开始时从湖广、广东和福建，后来从江西、陕西和贵州迁来）仍有机会为自己创造较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假定四川的近代特点之一（即其农村人口分居在小村庄或孤立的农舍，它们是被集市形式而不是被村社结构脆弱地联系着）在明代已是如此。这种社会形态更可能是在张献忠以后发展起来的。
福建
福建提供了一个使人产生兴趣的研究对象。人口过多、小规模生产者被迫的商业化、海外商人网络以及剩余资金，这一切形成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田数主制和抗租运动。关于农业商业化中更突出的因素是推进还是牵制的一场讨论还在继续。[411]人口压力很大，同时代的人也认识到这种形势，不过例如内陆的永春等县，在1526年条件仍很好，完全能供养当地的人口；而在1612年，地方志不顾改进肥料和引进甘薯的事实，把那里的景象描述得一片惨淡。[412]
其他作物被引进种植，其中包括1500年前后引进的安南大米新品种，从而使双季稻的种植成为可能。花生约在1600年引进。
但是严重的缺地事实被普遍认为是当地许多人从事贸易的原因。[413]经济作物仍处于次要地位，不如直接为消费而耕种的作物，大麦缓和了日益恶化的人地之比的后果。条件的改善从未超过维持基本生存的经济水平。[414]事实上，人口压力和由此引起的高粮价促使养蚕业和种棉业[415]在17世纪的福建南部被逐渐淘汰。[416]仅有的几个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在泉州和漳州周围有限的区域，它们与大规模的贸易有联系，但这些贸易的特点是包括许多非本地商品的再出口。[417]
大部分利润来自福建的商业增长——从农业角度说，这种利润是寄生性的，因为其基础是海上贸易（铜钱从漳州出口到日本）[418]，海外贸易的货物产于其他地方（如丝、棉花），只有少量原料或商品在福建本地生产——运往江南；另外的利润来自商人居住的城中对造船、建房和教育等事业的投资所得。
但是许多小地产农民和佃农参与贸易网络，并从外界资源中取得相当可观的收入。[419]为了抢先增加面积太少的农田，已在防御海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宗族企图通过建立公共财产的土地来保护自己，这是一种伪装的加以集中的土地。在福建，这些宗族往往是虚拟的，其公共的族姓也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420]驻守的军队[421]和寺院也是大土地所有者，在1564年丧失特权前都正式免缴赋税——不过习惯上他们保持特权的时间仍要长得多。这些寺产从100亩到好几百亩。一份夸大的记载，漳州县七分之六的土地由寺庙土地组成。一部分寺庙土地只是名义上的，寺庙只为真正的中间层的土地所有者充当大租主的角色。[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