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71部分在线阅读

[116]“东方航路通向吕宋、苏禄群岛和摩鹿加，而西方航路则经由印度支那沿海及马来半岛远达顺达噶喇叭，即后来西爪哇海岸的雅加达。”见布卢塞：《奇怪的伙伴》，第104页。
[117]一两约等于0.0375公斤。
[118]周起元为张燮《东西洋考》作的“序”（北京，1981年）第17页。关于这一段文字稍有不同的翻译见郑克诚（音）：《郑成功的海上扩张与清初的海禁》，见费米尔编：《福建省的发展与衰落》，第225页；林仁川：《福建的私人海上贸易》，第197—198页；对明朝后期漳州的英文的深人研究见罗斯基：《农业变化》，第57—100页；另见张彬村：《海上贸易与地方经济》，第63—81页。斯波义信对同时代关于浙江省宁波地区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发展：“1576年海外贸易的限制解除后，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来的白银经宁波涌进中国内地。”见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9页。
[119]无疑，这位作者显然已经知道，17世纪早期中国的丝绸在日本已经十分畅销。因为与日本的贸易仍属非法，所以他可能不愿意引起朝廷注意这一点。
[12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台北，1979年），第6753—6754页。感谢杨隆章（音）教授提醒我注意这段内容。杨教授与张彬村博士在其未发表的手稿中讨论了这段内容，并非常友好地允许我阅读他们的手稿。
[121]正如威拉德·J.彼得森和黄仁宇所指出的，明代庞大的人口及大规模的经济表明，不论进口再多也解决不了朝廷铸币用金属长年紧缺的问题。见彼得森：《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第68—70页；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79—80页。然而，白银的进口已足以使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完全放弃其他货币而采用白银作为交易的媒介。例如，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达·拉达（1533—1578年）在1575年访问福建南部时，他“除了[在泉州]及其所属地方外，没有看见任何形式的货币，那儿（泉州）有一种中间穿孔的带标记的铜钱……其他任何地方（也包括这儿）买东西时都使用要用秤来称量的碎银”。马丁·达·拉达引自C.R.博克瑟编：《16世纪的中国南方》（棱代尔，列支敦士登，1967年），第294页。假设达·拉达神父稍后几年再到福建，他就可以看见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铸造的比索也在那儿流通了。见庄为玑：《福建南安出土外国银币的几个问题》，载《考古》，6（1975年），第352—355页；庄为玑：《福建泉州隶属出土五批外国银币》，载《考古》，6（1975年），第373—379页；吴震强：《福建南部的农村社会研究》，第209页。
[122]由于明代晚期中国总体上仍处于货币化程度不足的状态，这个国家并没有经历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在欧洲、新大陆、中东的某些地区发生的剧烈通货膨胀。然而，在诸如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大运河沿途这些外国白银流通相对自由的地方，有证据表明，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的某些特定的期间发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见罗斯基：《中国南部农业变化及小农经济》，第25页；陈纶绪：《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53年），第97—98、116—117页；盖杰民：《1368—1644年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学位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9年），第144页及以后诸页；彼得森：《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第70—73页。
[123]巴克威尔：《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采矿业》，第120、144—145页。
[124]正如伍德罗·博拉令人信服地证明，这项贸易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是从菲律宾经阿卡普尔科运往秘鲁的中国丝绸。见博拉：《早期殖民地贸易》，第122—125页。
[125]胡安·格劳·依·蒙法尔考，引自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阿布鲁：《菲律宾与新西班牙的贸易》，见布赖尔、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30卷，第69—70页。
[126]引自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30卷，第86页。
[127]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188、194页；《马尼拉财政官给菲利浦四世的一封信，1638年8月31日》，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58页。
[128]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259页；《菲律宾群岛概况，1638—1639》，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168—171页。现在失事的船已经找到，并打捞上来。见马瑟斯的论述，《我们信仰的主》。
[129]《菲律宾群岛概况，1639年8月—1640年8月》，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194—196页。
[130]《中国人的反叛》，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208—258页。
[131]见乔努《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一书中关于1640—1641年船运数字，该书第157、159页。
[132]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第135页，注释284；另见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132页。
[133]C.R.博克瑟：《荷兰海上帝国，1600—1800年》（纽约，1965年），第25—26页。
[134]对于17世纪日本贸易数字中在以后一些年间白银出口减少的不同解释见罗伯特·利罗依·英尼斯：《半开的门：17世纪日本的对外贸易》（学位论文，密歇根大学，1980年），第376—432页。
[135]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第145—148页。
[136]我的这段陈述是依据岩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页）一书中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资料。岩生成一：《近代日中贸易数据的考察》，载《史学杂志》62，第2卷（1953年11月），第991页；加藤：《日本与荷兰的贸易》，第66页；奥斯卡·纳霍特：《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莱比锡，1897年），增刊，第207—208页。
[137]岩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页；纳科德：《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增刊63，第208页。如同在新大陆的情况一样，日本白银出口在这一时期下降的原因是国内白银产量的下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讨及有关书目，见阿特威尔：《对中国和日本“17世纪危机”的考察》，第231—232页。
[138]这些问题见牟复礼、崔瑞德编：《中国剑桥史》，第7卷，第557—584页。
[139]虽然超出了本章讨论的范围，但因其重要，还是应该强调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显然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恶劣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作出的开拓性研讨，见阿特威尔：《对中国和日本“17世纪危机”的考察》，第224—227页；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第671—674页。
[14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90—693页。陈纶绪：《明朝的兴亡》，第285—287页。
[141]斯普纳：《国际经济与货币流动》，第50页。
[142]上木和山村：《银矿与宋币》，第355页。
[143]斯普纳：《国际经济与货币流动》，第86页。
[144]叶绍袁：《启祯记闻录》2/10b，引自陈纶绪：《明朝的兴亡》，第235—236页。
[145]海伦·邓斯坦：《晚明流行病初步探讨》，见《清史问题》3，第3号（1975年12月），第1—59页；安吉拉·梁：《明清中国有组织的医学：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及私人的医疗机构》，载《晚期中华帝国》8，第1号（1987年6月），第135—166页；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第671—674页。
[146]沈氏：《奇荒纪事》，见陈恒力编：《补农书研究》（北京，1958年），第29页。
[147]居密：《棉织品生产》，第525页；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13页。
[148]计六奇：《明季北略》，4卷本（台北，1969年），第3卷，第337—338页。杨联陞：《货币和信用》，第67—68页；彼得森：《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第74—76页；潘吉星：《晚明中国乔治·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的传播》[Georgius
Agricola，即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George
Bauer），Georgius
Agricola是其拉丁文译名。——译者注]，见《通报》，77（1991年），第108—118页。
[149]参见戈德斯通《17世纪的东西方》和马丁·海德拉写的本卷第9章。
[150]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引自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第677—680页。
[151]佟养甲，引自《文献丛编》（北京，1930—？），集，第24卷，第19b页；另见傅乐淑：《中国西方关系文件汇编》（图森，1966年），第2卷，第7页。
[152]慕天颜：《请开海禁疏》，见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台北），26编，14b，第966页；另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卷，第514页。
[153]慕天颜：《请开海禁疏》26编，14b，第966页；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卷，第514页；岸本美绪：《康熙朝的萧条及清代早期的地方市场》，载《近代中国》10，第2号（1984年），第227—256页；汉斯·乌尔里奇·沃格尔：《中国中央的货币政策，1644—1800年》，载《晚期中华帝国》8，第2号（1987年12月），第2—3页。
[154]牟复礼：《元代与明代》，见K.C.张光直编：《中国饮食文化：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的考察》（纽黑文，伦敦，1977年），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