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49部分在线阅读

中国文献反复引证那些对申请许可进入中国的使节索要和经常收受贿赂的官员的事例。文献还指责一些官员扣减给“野人”的礼物，袭击他们的居住点而激起女真的侵袭……中国的典籍还进一步承认一些中国货物粗制滥造、质量低劣。[95]
显而易见，永乐皇帝创立的经济关系在他死后显然已不复存在。
也先1449年的袭击更是火上浇油，进一步加深了女真与其中国和朝鲜邻人之间的分裂。几个女真头领，包括董山、李满住，在中国致力于抵御瓦剌的侵袭时背叛了明朝。朝廷采取的对策是：在辽东境内修复和建筑一段新的长城；暂时关闭边境市场贸易；限制在安乐、自在及中国其他地方居住的女真人数目；在制定针对女真人的政策时与李朝统治者合作。对此，建州和建州左卫予以反击，他们指控中国背盟，并进行袭击。1467年，中国和朝鲜暂时从“女真困扰”中摆脱出来。1466年，明朝扣留了亲自率团来访并对中国礼品表示不满的董山，并将他处决。1467年，中国与朝鲜的联合部队击败建州女真，杀死李满住。在整个15世纪70年代，辽东巡抚陈钺在朝廷中权势显赫的太监汪直的支持下，时时无缘无故地攻击原先友好的女真诸部，向合法前往朝廷的女真使者以收取礼物为名勒索贿赂。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巡察辽东，反对陈钺的所作所为，汪直、陈钺反诬马文升煽动女真，最后朝廷将他调到其他边境地区。
15世纪80年代早期汪直倒台，与此同时朝廷改变了对女真的政策，对女真的敌意减少了。明王朝觉察到陈钺在汪直的支持下时常欺压诈骗东北边境沿线人民，因此放弃了针对女真的军事行动，重开边境马市，允许女真各卫派使朝贡。朝廷官员甚至容忍违背朝贡和贸易的有关规章，因此，女真使者来访更为频繁，随从人员更为庞大，索求更多礼物，有时与中国商人进行非法贸易。然而，相互间的和平从15世纪后期延续到16世纪中期。
在这相对和平时期，女真人内部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随着董山、李满住之死，原有的由出生于自元末明初以来的统治家族来决定女真人头领的继承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于缺乏资料，尚不能清楚地了解导致这一变化的女真人的内部动力，但他们开始转变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个别女真集团的规模增大。15世纪早期，卫通常只有数百居民，但一个世纪以后，女真头领往往统治着数千人以上，甚至数万人。头领权力的取得往往是凭借他们的功绩而不是出身。发生变化的又一个证据是女真对明朝农具的需求上升，证明在中国东北边境的邻人中定居倾向有了发展。同样，女真人关注的焦点也越来越转向中国，而朝鲜的影响日趋减弱。
16世纪后期，和谐友好关系结束。部分原因是女真社会的变迁。甚至在早些时候，在嘉靖朝（1522—1566年）时中国再度限制朝贡和贸易，强制执行现有的规章制度。双方关系就已呈现出紧张局势。然而，直到16世纪70年代，才爆发了首次冲突。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因不满明朝对商业的限制而袭击中国的居民点。朝廷任命李成梁——一个朝鲜血统的军事将领去平息“桀骜不驯的野蛮人”。在与王杲闹翻了的两个女真头领觉昌安和他的儿子塔克世帮助下，1574年李成梁击败并杀死王杲。在以后的10年中，李成梁多次受命镇压建州头领王兀堂和海西女真头领逞仰奴的部队，但他最有影响和历史意义的成就是对王杲之子阿台（A-tai）的胜利。1582年，他击败阿台并焚毁建州女真头领的营寨。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大火要了觉昌安的命，而在混乱中，塔克世也被李成梁的部队杀死。
当努儿哈赤被证实为觉昌安之孙、塔克世之子时，这一次偶然杀害的严重性就更显而易见了。[96]努儿哈赤——清朝第一位皇帝的祖父，满族人民的第一位组织者——立即要求为其祖父和父亲之死予以补偿。李成梁也确实向这位将向明朝发起挑战、而他的儿子和孙子最终推翻中国王朝的女真头领送了礼。
努儿哈赤并不满足于这些微不足道的礼物，因为他志在成为东亚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通过形成一个能维持相当数量的人口的农业社会及发展起一个能够供给自己的农具和武器的制铁工业，女真人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很快认识到要将女真人统一起来。他垄断了人参、毛皮和珍珠，控制了金银矿，这就为他统一女真、建立军事武装及将汉族人吸引到他这边来提供了物质资源。中国的叛变者是极为珍贵的，因为他们可以给他提供治理一个庞大的女真政府所需要的管理和财政方面的技能。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女真政府，他需要有文化和能胜任管理的中国人帮助。在控制了满洲财富的有利条件下，通过联姻和征服，到17世纪早期，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在中国和蒙古谋士的帮助下真正进行了统治。他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致将女真以外的各族都汇集到他的旗帜之下，他所领导的各个集团可统称为以女真人为主要成分的满族人。1616年，努儿哈赤称帝，国号金，采用这个国号显然是想把他的政府与曾经在12世纪至13世纪早期统治中国北方的女真王朝相联系。
努力哈赤的崛起事实上属于清代的历史，但它再一次具体生动地表明亚洲腹地诸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明朝继承蒙古人的王朝——元朝（1279—1368年），后续的则是满族的王朝——清朝。实际上，在过去的七个世纪中，亚洲腹地的民族统治了中国将近一半的时间。这个事实，赋予明朝与亚洲腹地各族关系新的重要性，然而在中国文明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明朝与北方邻人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人们广泛地持有的以下假定提出挑战，即明王朝处理外国人事务既无知，又僵化顽固。朝廷及其官员、太监，有时商人，都从与亚洲腹地的朝贡和贸易中获取利益，因此，出于商业与安全方面的原因，他们需要关注其北方和西方的邻人。
（吕昭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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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亚洲史料的引用一直囿于最低限度，本章作者向读者提供的引用东亚及中亚史料的著作有：《明代中国与哈密及中亚关系，1404—1513：中国对外政策的再考察》（学位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明代与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载《亚洲史通讯》，4，2卷（1970年），第31—39页；《也先的傲慢和明代中国的偏见》，载《蒙古学会简报》，16，2卷（1970年秋），第31—39页；《明代中国与吐鲁番》，《中亚杂志》，16，3卷（1972年），第206—225页；《郑和与帖木儿：有何关系？》，载《远东》，20，2卷（1973年12月），第129—136页；富路特、房兆楹编辑：《明人传记辞典》中的传记（纽约，1976年），第1—2、11—15、416—420、479—481、683—686、971—972、1035—1039、1308—1309页；《两个出访亚洲腹地的明朝使者》，载《通报》，62，1—3卷（1976年），第1—34页；《明末清初的回民起义》，载，《明清之交》，约翰·威尔斯、乔纳森·斯宾塞（纽黑文，1979年），第168—199页；《元明时期的女真人》（伊萨卡，1982年）；《陈诚〈西域番国志〉译文》，载《明史研究》，第17卷（1983年秋），第49—59页；《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见《他人看我们：相互感知，东方与西方》，伯纳德·刘易斯等编（纽约，1985年），第269—283页；《中国的穆斯林》，载《宗教百科全书》，米尔其·厄里阿德（纽约，1987年），第7卷，第377—390页。
[2]在费正清编著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第1—19页及莫里斯·诺萨比编著的《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10—14世纪》，书中描述了这种世界秩序。罗荣邦在《对于战争与和平政策的制定与抉择》一文中讨论了第一个与国外交往的皇帝禁令，见贺凯编：《明代中国政府，七篇研究论文》（纽约，1987年），7，第52页。
[3]有关商人的上升参看奚孙凝芝：《明代商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学位论文，伊利诺斯大学，1972年）；波多·维特霍夫：《1368—1567年中国的海禁政策和私人海外贸易》（汉堡），第142—170页。
[4]关于永乐皇帝，参看陈少岳：《燕王的篡位：1398—1402》（旧金山，1975年），引用该书应审慎。
[5]爱德华德·L.法默：《早期明代政府：两京制的演变》（坎布里奇，马萨诸塞），第104页。
[6]奈伊·伊莱亚斯编，E.丹尼森·罗斯译：《中亚莫卧儿人史》（1841年；1970年纽约再版），第63页。
[7]K.M.麦特拉翻译的《一个到中国的波斯使者》（纽约，1970年）中有此记述。
[8]日本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浩瀚的《实录》记载中搜集有关明朝与亚洲其他地区关系的材料。有关蒙古和满族的见田村实造的《明代满蒙史料》（京都，1954—1959年）；有关中亚的一部分摘集在荻原谆平的《明代西域史料》中；陈学霖在其《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香港，1968年）中做了同样的工作；另见渡边紘良《〈明实录〉记录的伊斯兰国家出使明代中国的使节及贡使索引，按地理区域分类》，见《东洋文库研究报告》，33（1975年），第285—347页。
[9]贺凯：《中国文献目录评介》（塔克森，1962年）第29页提到E.布雷特施奈德的《根据东亚史料对中世纪研究》（1910年；1967年纽约再版）。
[10]蒋廷黼：《中国与欧洲的扩张》，载《政治学》，2卷（1936年3月），第2—3页。
[11]苏勒尔·凯曼：《明清宫廷为了外交目的赠送的龙袍》，载《汉学》，3（1951—1953年），第194页。
[12]蒋廷黼：《中国与欧洲的扩张》，第4页。
[13]T.C.林：《明代满洲的贸易和朝贡》，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9（1937年），第856页。
[14]费正清：《中国海岸的贸易和外交》（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3年），第29页。
[15]王伊同：《中国与日本的官方关系，1368—1549
》（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3年），第3页。
[16]《明史》，第8465—8466页；路易斯·汉比斯：《明代蒙古人历史文献》（巴黎，1969年），第11—14页。
[17]司律思：《洪武朝（1368—1398年）的在华蒙古人：1368—1398》，见《中国和佛教文集》，11（1959年），第245页。
[18]司律思：同上书，第246页
[19]小约瑟夫·F.弗雷彻：《蒙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的透视》，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6，第1卷（1986年6月），第24—28页。
[20]汉比斯的《文献》翻译了《明史》中有关这些事件的部分。
[21]详细情况见我写的《阿鲁台传》，见《明人传记辞典》，第11—15页。另见爱德华德·
L.德雷尔《早期明代的中国：1355—1435政治史》（斯坦福，1982年）中的解释，第177—182页。
[22]杜荣坤：《西蒙古史研究》（乌鲁木齐，1986年），第64—65页；莫里斯·罗萨比：《马合木》，见《明人传记辞典》，第1035—1036页。
[23]关于永乐皇帝对蒙古的远征，参看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载《汉学研究》3（1945年），第1—54页；及他的《15世纪中国对蒙古的远征》，载《汉学》3（1951—1953），第81—88页。
[24]V.M.K.卡萨克维奇：《中国远征蒙古史史料》，载《华裔学志》，第8卷（1943年），第328页。
[25]德米特里·波科提洛夫：《明代东蒙古史：1368—1644年》（成都，1947年），第28页。
[26]关于这次远征，参看傅吾康的《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第1—54页及他的《中国对蒙古的远征》第81—88页；关于瓦剌，参看虽已过时但仍有用的吴基昱文章《谁是瓦剌人？》，载《燕京社会研究学报》，3，第2卷（1941年8月），第174—219页。
[27]司律思：《明代甘肃的蒙古人》，载《中国和佛教文集》，第10卷（1955年），第31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