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48部分在线阅读

上等马：120斤茶
中等马：70斤茶
下等马：50斤茶
然而，只有成功地禁止私人输出茶叶，茶马司才能够维持上述价格。朝廷期望每年能得到1.4万匹马，数目不算少。洪武朝后期及永乐朝，朝廷很容易地从中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马匹，这对于永乐皇帝五次征讨蒙古的战争和其他扩张行动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此期间他显然得不到蒙古马了。
也先的袭击和由此产生的中国对外政策严重地损害了茶马贸易。1440年代中期，也先对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侵占搅乱了明王朝对茶马贸易的控制。对茶马贸易至关重要的信符金牌几乎全部流失了。没有这种凭证，政府就不能确定哪些外国人能与中国人进行合法贸易，同时也难以防止那些道德败坏的中国官员和商人与中亚人交易。由于军队要对付也先的入侵，所以茶叶从四川到陕西的运送也被打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先的入侵表明了中国对马的需求，但正是中国人自己中断了马匹的获得。茶叶走私增加，政府似乎没有能力维持其商业体制。
朝廷采取各种方法来恢复对茶马贸易的控制。成化皇帝（1465—1487年在位）派遣茶使巡察边境，禁止非法贸易。他还命令在陕西的空闲地种茶，以使军队不再承受运输茶的负担。陕西茶的产量增加了，朝廷不必依靠日益败坏的军队。但这些努力未能恢复官方贸易。政府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马匹，因为中亚人可以从私商那里得到价格更低的茶。
15世纪最后10年边境贸易遇到更大的困难。当吐鲁番开始向明王朝发出挑战时，西北边境局势更加不稳定，朝廷恢复茶马贸易的努力受阻。15世纪90年代陕西遭受了与吐鲁番挑战同样严峻的旱灾饥馑，但朝廷却更加腐败，这些都使茶马贸易陷入危机。为了救济陕西百姓，朝廷施行“开中”（中间人）法，即向那些自愿运送粮食到受灾省份的商人供给一定量的茶。这种供给不仅减少了朝廷的茶叶贸易量，而且增添了新的竞争，一些商人用他们新获得的茶叶与中亚人进行非法贸易。
1505年，负责陕西马政管理的左副都御使杨一清写了一个奏章，提出了一个挽救茶马贸易的计划。他提议重建金牌制度，并由边境官员对这种许可证进行严格的监察，以杜绝假冒。他还建议皇帝增加茶使，以便根除威胁政府贸易的“恶草”——杨一清对腐败的边境官员的比喻。按照他的计划，将对走私商及与他们勾结的官员处以包括处决在内的严厉惩罚。实际上，杨一清打算恢复明王朝最先几位皇帝时期的体制，即由中国政府监察和控制的体制。然而，向边境地区运送茶叶仍然是一个问题，杨一清不得不寻求与商人通融。他提议商人在陕西购茶并将茶运送到茶马司所属的分支机构，并在那里领取银两作为其服务的报酬。他的计划是确保政府仍然是惟一合法的有权进行茶马贸易的机构。然而，商人们并不遵从他的计划，并蓄意破坏恢复官方贸易，因他们将茶叶直接出售给中亚人肯定比出售给明王朝得到的利润更为丰厚，于是他们就将茶运过边境。16世纪，明王朝为其他国内和国外问题所牵制，没有能力制止走私。1513年，哈密陷落，稍后，明王朝与蒙古人关系动荡不定，这些进一步破坏了茶马贸易，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茶马贸易实际上不存在了。
从女真到满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起初，中国东北边境对于明王朝北部最不具有威胁性；然而，最后，正是这一地区的人民导致了明王朝的垮台。[84]该地区的主要集团是女真人，他们的祖先曾征服中国北部，建立金朝（1115—1234）。1234年被蒙古人击败后，一部分女真人在中国居住下来，但是，无论是一直留在故土的，还是从中国中心地带迁回的，都保留了他们独特的种族特性。到明王朝早期，女真人至少发展起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在最北部，那些居住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河谷的女真人，是原始的狩猎人和渔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人差异之大以致明王朝将他们称为“野人女真”。居住在西部的是游牧民，过着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南部，即建州和毛怜的女真人，其社会与中国人相似，一般已定居务农，他们最终成为明王朝的最大忧虑。
元朝时，上述土地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洪武皇帝驱逐了末代元朝统治者，为女真人开创了新的可能性，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危险。在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间，蒙古的分遣队仍然在女真人土地上游荡，亲蒙古的集团仍统治着边界那边的高丽。1362年以后辽阳的蒙古总督的纳哈出谋图从他在女真土地南端的基地向外扩张，高丽则打算攫取对高丽人居住的辽东地区的控制。高丽担忧居住在其边界以外的朝鲜人对其统治的潜在威胁。
洪武皇帝最初的目标是纳合出。纳哈出从他在沈阳以北70英里的金山基地出发袭击明王朝在辽东新建立的卫所，在一次袭击中，他的部队杀死了5000名（中国）士兵。洪武皇帝专注于平定残余元王朝的忠实支持者，对东北地区一时不能有大的作为。然而，14世纪70年代晚期和14世纪80年代初期他对蒙古军队的一系列胜利使纳哈出的一些支持者叛变，于是他采取了更富有侵略性的政策，如将叛变者编入辽东的千总，并向北部和东部的纳哈出部队挑战。1387年，洪武皇帝派遣冯胜率20万大军击败纳哈出。冯胜渴望避免军事冲突，派遣下属提出宽厚的纳哈出投诚的条件。纳哈出慑于明王朝强大的军队而投降，中国人遵守了他们的给予宽大的保证。洪武皇帝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对他的助手也赐予了封号及与他们新职位相应的礼品。他将纳哈出的一些部队收编入明王朝军队，不久前，这些人还是明朝的敌人。朝廷没有惩罚、监禁、处决以前的敌人。无疑，朝廷的政策给尚未受招抚的蒙古人和女真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有利于明王朝在东北实现和平的企图。
朝鲜也决意保卫他们在女真人地区的利益。高丽朝廷最初极为恐慌明朝进抵辽东，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蒙古人。1388年，高丽国王组织了一次征战以将明朝军队逐出辽东，然而，李成桂率领当地的军事将领集团倒戈，推翻亲元的君主。李成桂蔑视蒙古人，厌恶蒙古人对朝鲜的侮辱。1392年，李朝取代高丽，新王朝的政策专注于积极安抚日益增多的居住到高丽边境的女真人。野人女真发动的一次毁灭性战争迫使建州左卫的女真人从松花江地区南逃至图们江两岸，并以此为基地发动对朝鲜的袭击。军队数次威胁和反击迫使建州左卫女真人的头领猛哥帖木儿屈服，并于1395年向朝鲜进贡，此后十余年，他一直承认朝鲜名义上的宗主权。[85]建州头领阿哈出（Akhachu）也从满洲北部迁移至高丽边境，同样被迫向李朝统治者进贡。中国朝廷日益焦虑地注视着朝鲜对女真人取得的成功。尽管对东北边境构成主要威胁的纳哈出的势力已经消除，但它对女真的政策并未取得如此的成功。
早期的明王朝不能够、也没有去追求蒙古人曾对女真人施加的控制，然而它创建了一种组织原则，这一准则最终成为处理与东北边境沿线的各民族关系的主要手段。它不能如同蒙古人那样对女真人征税。与蒙古人不同，早期明朝的中国人没有在辽东和满洲北部建立驿站，以利于官方邮件的传递及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这表明他们没有取得如同元朝那样的权威。明朝尽管没有取得占优势的地位，却建立起了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使与女真的关系正规化，最终使明朝获得与女真人交往的手段。洪武皇帝时，明朝在辽东设卫，后来在永乐皇帝时又在满洲设卫。然而卫的设立并不意味着明朝的统治。女真的头领并没有真正地收编入明帝国，他们为自己而不是为朝廷征收税赋和征召军队。明朝卫所的建立也不表示女真的头领已向一个更加汉化的社会迈进。卫所只不过是明王朝重新确定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从卫所的设立产生了一个令人惬意的然而却是把人引入歧途的观点，即女真人已接受了中国的世界秩序，承认他们处于明王朝的“属国”地位，并意识到中国文明的优越性。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中国朝廷批准了与女真的商业和朝贡关系。
需要解释的是，女真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被不正确地描述为“属国”或臣民的、至少在礼仪上将他们贬低了的地位。一种解释是他们将明朝的批准当作合法性的表证。女真头领利用中华帝国给予的荣耀和特权来支撑他们自己在人民中的地位。[86]另一种解释是，他们可以依赖中国的支援来反对朝鲜及其他敌人。对中国援助的希望也许是一种幻想，但有时对中国军事援助的请求也是一种威慑，能制止潜在的敌手。然而，“不论这些解释有多少价值，首要的考虑似乎是经济方面的。女真人希望得到中国赐给每一个朝贡使团的礼物，渴求那些能在贸易中得到的中国货物。他们接受中国的政治体制，以便为他们的民众获得即便不是必需的，但也是有用的产品”[87]。
总之，到洪武朝末年，对女真政策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满洲的绝大多数居民，除去野人女真外，都与中国保持着和平。然而，明王朝与其东北邻居间尚未建立起适宜的关系。卫所制度几乎还没有扩展到满洲，朝贡和商业的规章相对地说也还没有形成。明朝宫廷中，还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和谋士，不论他们是汉人还是女真人。
永乐皇帝再次承担起为明朝与女真关系设计政策框架的责任。他抑制住自己不对女真施行对待蒙古人那样的侵略性政策。他依靠外交手段去确立他所希望的关系。在投人对蒙古战争之际，他不希望在东北树敌。他寻求与女真人的和平，防止他们与蒙古人或高丽人结盟，从而对中国边境构成威胁。赢得女真人的一个方法是建立朝贡和贸易的正常体制，这对东北部邻人及明朝双方都有利，而明朝也需要并渴望得到某些女真的物产。最后，永乐皇帝将辽东与其他女真人更北部的地区加以区别。辽东被定为明王朝正规行政管理的一个部分，设有地区军事机构（都司）及相应的军事组织，承担与中国内地省份相同的财政义务，这些与加在中国中部诸省并由它们普遍承担的职责相似。
永乐皇帝并不指望在女真人地区建立的都司、卫发挥同样的作用。他授予女真人头领官阶及头衔，但他们没有义务参加明朝的征战，也不要求他们缴税。虽然授予他们印章及礼物，但明王朝肯定没有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一般说来，皇帝只是认可对当地头领的任命，既没有能力，也不打算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明朝没有军事和政治力量足以防止个别的卫的势力过分强大。在明王朝初期，卫只由相当少量的人口组成，但这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及不健全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明王朝政策的体现。“利用野蛮人遏制野蛮人”（以夷制夷）的政策没有实施，也没有力量真正去实施。
尽管永乐皇帝对那些更靠近中国的从事游牧和农业的女真人的处理显然比对那些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野人女真的处理更为成功，但他既关注南方女真人，也关注北方女真人。在他登基后的两年内，至少派遣了11个使团劝说女真人与中国建立适当的关系。[88]无疑，永乐朝时，中国对于女真及其他亚洲腹地诸族施行一种积极的政策。那种认为明代中国畏惧和憎恶外国人、力图限制对外关系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永乐时代。
明朝首先向与永乐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建州女真提出和议，中国及朝鲜的文献均宣称建州女真头领阿哈出之女被纳入永乐皇帝后宫之中。永乐皇帝派出的第一个使者自然是前往建州。同样也不奇怪，1304年12月，阿哈出同意在他那个地区设卫。尽管在永乐朝，建州女真经常迁徙不定，但他们一直与明王朝保持着朝贡和外交关系。朝廷则封阿哈出的两个儿子为永乐朝在建州设立的179个卫中的两个卫的指挥。猛哥不花当了毛怜女真的头人，而朝廷赐给汉族姓名李显忠的另一个儿子最后受权管辖建州。明廷还在居住在现在哈尔滨市附近松花江与阿什河汇合处的海西女真人中设立卫所。海西女真人生活方式较不固定，而且其地理位置比建州离中国更远，因此这种关系的建立更为引人注目。
起初，建州左卫女真人对明朝和议的态度较为强硬。他们的头领猛哥帖木儿早先曾与李成桂结盟，并接受其管辖。1404年他受邀到朝鲜首都，国王封给他王室卫队中的一个头衔，并让他在镜城食邑万户。他似乎成为朝鲜的忠实臣民。永乐皇帝没有放弃，仍坚持劝说这个女真头领归顺。猛哥帖木儿由于得到朝鲜的大力支持而拒绝永乐皇帝的和议。明王朝由于没有准确地使用猛哥帖木儿的封号而触怒了他，劝和活动更加困难。最后，1405年，明朝钦差王教化用恰到好处的尊敬语调给他写了一封信，使他相信应当与中国人同甘共苦。直到起身赴明王朝宫廷前，猛哥一直没有对他的朝鲜保护人透露他已改换门庭的风声。永乐皇帝赐给他封号及礼物，任命他为新设立的建州左卫长官。猛哥帖木儿的欺诈背盟行为令朝鲜朝廷勃然大怒，他们取消了建州左卫的通商特权，拒绝供给盐、马、牛、铁，以示报复。[89]他的部队与朝鲜人立即爆发敌对冲突，1411年他被迫从朝鲜东北边境地区迁移到邻近中国的凤州。到永乐朝末年，猛哥帖木儿力图在忠顺于中国与朝鲜间维持不稳定的平衡。他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丰厚的利益，但仍害怕朝鲜的武装进攻。
朝鲜朝廷意识到中国人向他们领土逼近而给他们的安全带来的严重后果，对此焦虑不安。随着东北边境沿线所有的外国人都归顺了明朝，朝鲜人惟恐他们也会步其高丽前辈的后尘，成为另一次征服的牺牲品。明朝已经诱惑了那些早先在朝鲜朝廷供职的女真人，劝说他们改换门庭。在给明廷的一封信中，朝鲜坚称他们有权合法地占有女真人的土地，指出两个李氏统治者的陵墓还在这一地区。他们竭力争取，但徒劳地想保留住猛哥帖木儿对朝鲜的效忠。皇帝特别提到猛哥是皇后的血亲，压制朝鲜对于这个女真头领新近政治转向所持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也接受了朝鲜方面的可能追溯到辽金时期的部分领土要求，然而没有放弃那两座陵墓所在的地区，并强迫朝鲜将陵墓迁出。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与朝鲜在女真人归属的问题上的争夺仍继续进行。
到1410年，永乐皇帝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卫所，取代了朝鲜在女真人中的影响。他在图们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女真人地区赢得了和平。中国政府积累了关于女真各部及其头领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规定女真各部的等级，并按等级给他们赏赐。这里应当再次强调，卫所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政治统治的施行。
即便是在努儿干野人女真地区建立的军事机构（即努儿干都指挥使司。——译者注）也不充分意味着政治控制。1403年，永乐皇帝派遣钦差大臣劝说野人女真归顺，但结果令人失望。两个野人女真部落携带礼品白隼来到朝廷，但未能维持有效力的关系。1409年，永乐皇帝命令亦失哈，一个海西女真人出身的太监，率远征队到黑龙江口招抚野人女真。两年后，亦失哈才带领1000人乘25艘船出发北上。他受到女真头领的热忱接待，他也向他们赠送了礼物。他们同意设立都指挥司，并派贡使随同亦失哈到明朝宫廷。1413年，皇帝再次派亦失哈前往努儿干会晤女真头领，并修建永宁寺以便推进佛教在居无定所的女真人中传播。[90]他制作了一块石碑，上面用中文、女真文及蒙古文记述这次远行。他熟知女真人的风俗、观念，他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回报。[91]他和永乐皇帝说服女真人同意在努儿干建立驿站，这不仅为官方邮传提供方便，而且行商也将依靠驿站得到食宿供应。
亦失哈的活动及永乐皇帝的政策使他们的部分目标得以实现，但这并没有转化为对该地区的政治管辖。朝贡和贸易开始从努儿干进入中国，女真头领们接受了明朝的封号，佛教在当地民众中传播，驿站为商业和交通提供了便利。然而，明王朝并未支配野人女真的政治命运。它只是单纯地维持了明朝在遥远的满洲东北地区的存在，而在永乐皇帝死后，要维持这种存在也越来越不容易了。1426年到1432年，宣德皇帝数次派遣亦失哈带队乘船远征野人女真地区。第一次出使，他受命修建码头和库房，以便供应拟派驻努儿干都司的官兵。第二次出使，他为新任的头领颁授印章，给其他与明朝合作的女真人赠送礼物，他还重修了几年前遭受严重损坏的永宁寺。此后不久，出使就终止了。1432年的出使是明王朝派出的最后一个官方使团。朝中的官员们认为远行耗费太大，由于费用问题及女真人的反对，他们还放弃了亦失哈修建的库房及码头。到15世纪40年代，朝廷失去了公认为设立在野人女真中的不稳固的基地。
然而，明王朝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促进了建州和毛怜女真人的汉化。1417年，朝廷在建州设立地区佛教徒登记处，这表明至少一小部分女真人皈依了佛教。朝廷还鼓励那些不抱敌意的女真人在中国境内邻近边界的地区定居，朝廷为他们设了安乐、自在两个居民区。[92]为了帮助移民并促使他们居住下来，明王朝还供给他们长袍、谷物、纸币及构筑房屋的材料。随着他们汉化的日益加深，他们开始为朝廷提供有用的服务。他们不仅向皇帝进贡，与中国商人交易，而且担任口译、笔译、搜集情报、护卫使者等工作。有的参加了皇帝的贴身卫士锦衣卫。他们关于女真人语言、风俗、政治的知识是明王朝的无价之宝，朝廷也为他们的专门知识给予丰厚的奖赏。
同时，越境进入女真人地区的汉族人现身说法，将汉文明栩栩如生地介绍到该地区。他们中一些人是与女真进行非法贸易的商人，另一些是边境沿线对朝廷军事和财政的勒索苛求愤恨不满的农民和士兵，还有一些是在早期明朝与女真敌对行动中被俘虏人员的后裔。
无疑，中国的流亡者对女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教导和鼓励女真人——特别是海西和建州女真人——成为农耕者，教他们的被保护人使用农具和农业技术；他们作为工匠和训练有素的技工在女真人中服务；他们在军事技术和冶炼铁方面给“未开化者”以指点。[93]
以官方身份与女真人共事的各种汉族人也影响并促进了东北各族文化的变化，而这种文化将发展为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比如太监，一方面他们经常充任使者访问女真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是在边境迎接女真使者的第一人；有时，派出的太监并非汉族人，这样他们又成为汉化的一个样板。具体的收益似乎都落到了那些接受了汉文明的人身上。太监通常都得到皇帝的信赖，被委以广泛的权力。
同样，边境上一些与女真人打交道的军官也是汉化了的非汉族人，他们成为效法的榜样。卫所的建立对于推动女真的变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许多女真头领原来地位软弱，而一旦被任命为卫所的头目，被赐给礼物、印章，得到进行贸易的准许，他们的地位就得到了加强。明朝的任命和支持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在他们自己所属的民族与中国朝廷间充当外交和商业的中间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明王朝的政策培育了一个更大规模地、更完善地组织起来的女真社会。
明王朝与女真人的经济关系在向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商品的同时，也促进了满洲居民社会的变迁。从朝廷得到“特许证书”（诰敕）或金牌（信符金牌），女真朝贡使团沿着从开元和抚顺的指定路线，穿越辽东到山海关进入中国。永乐皇帝时已出现了对伪造的印信的指责，但问题还不算严重，政府只是半心半意地防止假冒滥用。觐见皇帝时，女真使者们依照其级别和地位得到纸币、染色缎子、丝、长袍、靴子、长统袜等礼品。对于朝廷来说，礼品都是现成的，并不算贵。因此只要使者的数目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实际上朝贡关系并不会导致财政枯竭。而女真人则送给他们从蒙古人或朝鲜人那里得到的马，大概也是从蒙古人那里得来的骆驼、毛皮等贡品。他们还呈送了许多奇异的外国货，诸如大隼、鹰还有阿胶——一种治疗瘫痪、哮喘、咳嗽及其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慢性病的胶状物。大致说来，朝廷从每一个进贡使团收取至少一种必不可少的产物，用以表明它从交易中有所得。如果每个使团的人数都增加，对礼物的要求也随之增加，那么就存在明王朝财政的重大流失的可能。此外，明王朝在危难时期还要为贫苦之中的北方、东方的女真人及辽东的汉族人提供救济谷物，这也是一笔潜在的花费。永乐朝时，尚未因这些行为而出现明显的困难和浩大的费用。
看来，女真人与中国商人、官员之间的贸易是互利的。在京城及1406年建立于开原、广宁的边境集市上，女真人以马匹交换丝、棉，交换比率按马的优劣来确定。朝廷官员先挑选他们所想要的马，把马送到在辽东设立的24个牧区，然后才允许中国商人交易剩余的马。只要朝廷能制止它自己的商人走私丝、棉给女真人，那么，它就得到它需要的马。人参是中国在与女真人交易中要获得的另一种宝贵的商品。中国人宣称这种根茎对健康极其有益，大加赞赏，是不会被误认为稀罕无用的奢侈品的。因此，商业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商品。另一方面，女真也得到了即使不是必需的，但也是有用的中国纺织品、谷物，诸如铁器等工艺品和制成品。双方均从商业中获利。
永乐皇帝之死使原先与女真发展起来的稳定互利的关系开始松弛下来。不久，与他当朝联系的扩张性对外政策就被废止了。而在1449年土木大溃败之后，朝廷处理外国人事务更加小心翼翼了。朝鲜人谋图利用明朝的退守政策，以便在女真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李朝、明朝、女真人的三角关系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有时与其他方面互相抵触的利益，永乐皇帝死后，这种利害关系引发了冲突。敌对和争夺日益增长的一个标志是女真人持续迁徙。继承其父李显忠为建州头领的李满住屡次恳求明廷允许他迁入中国。李朝统治者向他及他的人民施加压力，企图向他征收赋税和劳役。李满住在他的人民中的地位部分取决于他向他们征收赋税和劳役的能力，部分依赖于明朝的认可。他为朝鲜的威胁而忧虑，因此从中国寻求保护。也许是出于对一个统一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女真人集团在中国边境沿线定居的担忧，明王朝拒绝了他的恳求，迫使李满住迁往离朝鲜边境不远的地方。袭扰和入侵破坏了女真人和李朝之间的关系，直到1434年朝鲜军队击败李满住的部队，迫使他迁离，1437年李被迫再度迁移。李满住苦于一直得不到明朝的支持，最终投靠了瓦剌头领也先，与他结成反中国的联盟。
建州左卫也卷入了与明朝和李朝的斗争之中。起先，建州左卫头领猛哥帖木儿曾疏远朝鲜，因此，1433年猛哥帖木儿及其子被与他敌对的一个头领杀死，朝鲜对此颇为称心。实际上，朝鲜在会宁建了一个要塞，企图从这一突变中谋利。建州左卫现在意识到没有了头领他们弱不堪击，于是渴求到中国避难。但明王朝不允许他们进入。他们只能自己设法救自己了，他们接受猛哥帖木儿的同父异母兄弟范察继任建州左卫头领，而已故头领之子董山的继承权则被范察置之不顾。范察带领他的人民数度迁移以躲避包括朝鲜在内的敌人的攻击。范察避开了敌人后，但在若干年中，他又面临着他那已长大成人的侄儿的竞争。1442年，明王朝为了防止全面的敌对，出面调解他们的争端，承认董山为建州左卫长官，同时为范察另设建州右卫长官的职位。他们的关系暂时摆平了，但明王朝、建州左卫、右卫及朝鲜之间的潜在冲突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随着瓦剌头领也先的崛起而爆发出来。
对于明王朝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女真各部之间的关系真是一团错综复杂的乱麻。猛哥帖木儿的姊妹嫁给李显忠，是李满住的母亲，而李显忠的女儿又是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的妻子。[94]李满住的姊妹又许配给范察。这些姻亲关系造成建州、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之间敌对与联合交错并存的关系，使明王朝难以形成一种对建州各部都适用的明智的政策。
在这个时期，明朝与女真的经济关系也恶化了。女真却渴求扩大贸易和朝贡，而明王朝此时要设法限制。女真人派出为数众多的所谓使团，其实基本上是商团。1436年有50个使团从女真各卫来到中国，而每个使团的人数都大大增加，以致有几个使团多达3000人至4000人。供给如此众多的人吃住，使明王朝花费甚巨。同时，贡品的数量和质量却大大下降。人们指责贡使粗鲁无礼、酗酒成性，有的甚至被斥为土匪强盗。据中国史书记载，他们抢劫伤害平民百姓，购买违禁商品，辱骂虐待驿站吏卒，索要无度，在交易中供给奢华和用处不大之物。总之，早先对双方有利的朝贡和贸易的经济关系此时已成为明王朝的负担。朝廷为接待女真使团、筹办礼品、进行贸易花费了巨额款项，而得到的是没有价值的商品和对它的法律制度的蔑视。有时，中国自己的商人和官员们在女真人身上谋私的行为也加剧了朝廷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