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5部分在线阅读

公元168年10月24日，窦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节和王甫并要求逮捕他们的奏议。[173]那天晚上窦武回到他的府中，打算在次日清晨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折。由于他反常的疏忽，宦官们当晚取得和阅读了那份奏折。曹节和王甫立刻开始指挥。幼帝被唤醒和带到正殿，一支部队为保卫皇宫而被集结，发出了逮捕大将军的命令。窦武拒绝投降。他匆忙来到驻扎保卫京师的职业部队北军的兵营，几千名士兵向北宫南门进发。10月25日破晓，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的军队在南门外对峙。但窦武没有进攻。他的士兵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年7月18日在那里死去。[174]
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于公元178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像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175]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
公元168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年9月26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176]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乱。
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像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们输送了9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的是由于选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其家族的妇女被立为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杨品泉　译
*
*
*
[1]关于前汉这种迷信的发展，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章，第13章第733　　页。关于凶兆，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
[2]关于王莽的外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2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2页）。《汉书》卷一上，第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9页）描述了高帝的相貌；关于承认这种相貌是适合当皇帝进行统治的标志，见《汉书》卷一○○上，第4211页；和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9页。
[3]《后汉书》在档案材料不再存在之时由范晔（公元398—446年）编成（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页以下）。他不得不根据约20种以前的历史编写，其中以《东观汉记》最为重要。此书得名于大部分著作在那里写成的洛阳南宫的秘阁。第一部分于公元72年由明帝命班固等人共撰（关于班固在编撰时的困难，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121页）。第二部分受命于公元120年，第三部分受命于151年或152年，第四部分受命于172年至177年期间。最后的第五部分在220年至225年东汉亡后由私人所写。作为一部连贯汇编，《东观汉记》给范晔提供了大量当时多方面的材料。今天，此书只有部分残存。关于《汉书》卷九九的译文，除德效骞的《〈汉书〉译注》第3卷外，还有汉斯·施坦格的《〈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译注》（莱比锡，1939）；克莱德·萨金特：《〈前汉书〉王莽传译文》（上海，1947）。
[4]《汉书》卷一○○上，第4211页。
[5]《汉书》卷九八，第4013页以下。
[6]《汉书》卷九，第27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2页）。
[7]关于成帝的性格和作为，见《汉书》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巷，第374页）；《汉书》卷九八，第4017页。
[8]关于王家成员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情况，见《汉书》卷十，第30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5页）；卷十九下，第830、835、838—839、841—842页。
[9]《汉书》卷九九上，第4039—40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25页以下）。
[10]《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7页）。关于选成帝继承人的情况，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11]《汉书》卷十一，第33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9页）；卷九九上，第4041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30页以下）。
[12]关于皇后在王朝混乱时期专权的先例，见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埃克梅尔等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103页以下；本书第2章《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关于后来的例子，见本章《政治派系》。
[13]关于董贤，见《汉书》卷九三，第3733页以后；卷十二，第34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6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82页以下；见本书第2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14]《汉书》卷九九上，第4047、4066页以下、4069、40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46、184页以下、191页以下、212页）。
[15]《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7页）。
[16]同上书，第40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5页）。
[17]见本书第2章《吕后（公元前188一前180年）》。
[18]《汉书》卷九九上，第4079—408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225页）。
[19]《汉书》卷九九上，第408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3页）。
[20]同上书，第408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7页）。
[21]关于五行在确立和支持行使主权的权力时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68页；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第90页以下。又见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第13章《当运之德的选择》。
[22]例如，发现的一块石上有宣称王莽应为皇帝的启示（《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以下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8页以下〕）和上报的一个你可以解释为同样内容的梦（《汉书》卷九九上，第4093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0页〕）。
[23]《汉书》卷九九上，第4095—409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5页以下）。
[24]《汉书》中记载此事的段落特别含糊。关于官衔和名称的改变，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03页以下、4136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69页和第341页以下）。郡县采用的名称收于《汉书》卷二八这些单位各个条目中。
[25]关于经济的变化，见《汉书》卷九九上，第40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34页）；卷九九中，第4108—4112、4118、4122、41429页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281—287、300、306、358页；卷九九下，第4150页以下（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370页以下）。关于进一步的材料，见《汉书》卷二四（德效骞前引著作第3卷，第476页以下）的有关段落；和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关于这些变化的评述，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506页以下，《王莽的经济改革》。
[26]胡适：《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59（1928），第218—230页。
[27]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98页以下。关于班固的意见，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70页以下）。
[28]萨金特：《王莽》。
[29]见本书第10章《币制的改革》中关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钱和改革的情况。
[30]《汉书》卷十九上关于官员的各个条目提供了变动的详细情况。
[31]《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4—325页）；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第457页。
[32]关于西汉限制土地的情况，见本书第10章《农村社会结构》；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