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47部分在线阅读

[32]陈子龙：《安雅堂稿》[56]（崇祯[1628—1644年]；台北，1977年重印），3，第968—971页。
[33]《明通鉴》[210]，4，第2975页，和《明史》[41]，246，第6380页。
[34]贺凯：《监察制度》[262]，第185—186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5759—5766页。
[35]韩爌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6231—6238、6243—624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3—485、1567—1570页。
[36]《明史》[41]，255，第6574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6297—6310、6311—6314页和255，第6573—659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8—132、701—7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32—533页。
[37]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6257—625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63—265页。
[38]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6306—63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9—680页。
[39]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6691—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08页。
[40]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九章的《满族的挑战》。
[41]袁应泰传见《明史》[41]，259，第6689—669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7页。
[42]格特劳德·罗思：《满汉关系，1618—1639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
E.威尔斯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1—38页。
[43]王化贞传见《明史》[41]，259，第6695—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23页。
[44]毛文龙传见《明史》[41]，259，第6715—671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7—568页。
[45]张鹤鸣传见《明史》[41]，257，第6617—6619页。
[46]罗思：《满汉关系》[439]，第7—21页。
[47]孙承宗传见《明史》[41]，250，第6465—647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0—671页。
[48]袁崇焕传见《明史》[41]，259，第6707—6719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4—955页。
[49]《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0—72页。
[50]全汉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1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4月），第403—432页；收入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年），Ⅰ，第278—279页。
[51]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十七世纪时的科技》，[492]，孙任以都（音）和孙绍全（音）译（大学公园和伦敦，1966年），第235—247页；全汉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120]，《新亚学报》，11（1976年），第61—88页。
[52]伦纳德·布卢塞：《荷兰人对澎湖列岛的占领（1622—1624年）》[9]，载《在日本召开的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记录》，18（1973年），第28—43页。又见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国》[568]，载《从明至清》[476]，第213—220页。南居益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5—1088页。
[53]关于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去看这个时期的问题，见鲁吉罗·罗马诺《16、17世纪之间：1619—1622年的经济危机》[430]，载《17世纪的总危机》，杰弗里·帕克和莱斯利·
M.史密斯编（伦敦和波士顿，1978年），第165—225页。
[54]彼得·J.贝克韦尔：《波托西地区注册的白银生产，1550—1735年》[4]，见《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史年鉴》，12（1975年），第92—95页，哈里·E.克罗斯：《南美的白银生产与出口，1550—1750年》[131]，提交“近代前世界货币史讨论会”的论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1977年8月28日至9月1日。
[55]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之研究》（京都，1976年），第259—262页；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纽约，1939年），第342—352页。
[56]徐鸿儒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87—589页。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72—75页。
[57]关于这次造反见本书第七章的《宁王的叛乱》。
[58]《明史》[41]，243，第6299—6300页。
[59]顾秉谦、魏广微传见《明史》[41]，306，第7843—7846页。
[60]《明通鉴》[210]，4，第3027—3028页。
[61]同上书，第3008页。
[62]关于东厂的简介，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25页。
[63]缪昌期传见《明史》[41]，245，第6351—6353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67—1089页。
[64]黄尊素传见《明史》[41]，245，第6360—6364页。
[65]见本章《移宫案》。
[66]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关于这个奏疏的详细讨论，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200—205页。
[67]万燝传见《明史》[41]，245，第6367—6368页。
[68]见本章《移宫案》。
[69]冯铨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页。
[70]周顺昌传见《明史》[41]，245，第6353—635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4—277页。又见贺凯《苏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268]，见《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256页。
[71]《国榷》[498]，6，第5330页；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2—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