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31部分在线阅读

[36]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Ⅲ，第316页。
[37]关于这个论题的更详尽的论述，见王毓铨《莱芜集》[557]（北京，1983年），第110—341页。
第九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轻易地解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1567—1572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1]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力，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力了。尽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是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29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有两次是1569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1570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的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为向军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帝死后评论说，皇帝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绝没有忘记他受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同时，他下诏公开指责张的罪恶。张的“罪恶”于死后揭发对年轻的皇帝有深远影响。他发觉了他的高级官员们的双重标准，变得愤世嫉俗。他自己还变成了财物的收藏者。这个天之子所表现出的极度贪婪，在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前一直使财政发生困难。
皇帝刚想掌管帝国事务，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这时皇帝大约20岁。在使政府摆脱张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间，监察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安然无恙地告发地位很高的朝臣。掀起的论战性辩论是如此之多，以致皇帝最终也变得吃惊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他自己任命的人他们都不中意，照他们看，还有别的什么人更有条件补充官员的空额？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的孤立无援，同时于无意中承认了政府中根本的体制方面的缺陷。没有井然有序的办法就任何有关政策和任命的事项在官僚中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消极的批评总有胜过积极建议的趋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批评和指责负责的人，但是，如果他推荐适当的人或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他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585年以后，皇帝本人变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进谏的官员们批评他怠惰，对他私生活是否适当提出疑问。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和泄露消息的宫廷人员，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皇权的神秘性必须保持非个人的性质。皇帝由于卷进他的官僚们的阴谋，不但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而且削弱了他的政府的效力。此外，君主的惩罚权必须保留以解决重要的争端。在以前的几朝，皇帝公正无私的严正性及其不可预测性平息了反对的意见。可是，当万历皇帝依照惯例却又优柔寡断地行使这种君权时，这一切都已丧失。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在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下，皇帝才决定不批复令人烦恼的谏章。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而不理睬令人不快的诤谏的做法使皇帝走上了被动抵抗的道路——在他统治时期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开展一场反对他的官僚们的运动，给帝国施政的效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皇帝的继任问题1586年早期就已提出。皇帝通过授予他宠爱的郑妃以贵妃称号，把她提升到所有他的嫔妃之上，让她在等级上仅次于皇后。朝臣们了解他的意图并不困难。他想利用子以母贵的原则，把他的第三子朱常洵提升到高于他的长子的品级（他的次子夭亡）。这一步骤引起了造成分裂的争端，没有朝臣能够置身事外。有些官僚在原则上维护长子继承权，他们把它看成天理的主要部分。可是其他的人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两个王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灾难和耻辱。
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没有透露，为了讨好他所爱的女人，他已提升了他的幼子。他自己反而空口承认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不可违背。他没有在官僚中谋取一个心腹的帮助以推进他的事情。他在选定继承人方面的拖延仍然引起了他的最高级的官员们，特别是首辅申时行（1534—1614年）和王锡爵（1534—1611年）对他的怀疑。在一个派别活动已经有减弱行政机构施政能力危险的时代，皇帝不采取行动为党派性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焦点，这种论战在他死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万历皇帝无力满足晚明存在的君主政体的需要。可是，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强加于君主的无法忍受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情势而不是由阴谋偶然形成的。尽管是专制君主，万历皇帝却没有立法的权力。尽管是最后的裁决者，他却不得不在合法的迷雾中行事。而当他要朝廷承认他的人性需要时，他发现他什么也不能得到。在处理继任问题中，万历皇帝处境孤立。1601年，在来自他的顾问们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才同意立他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过了13年之后，如王朝的则例所要求的，他打发他的第三子之藩。在其间的年代里，他变得完全和他的官员们疏远了。
这位统治者和他的朝臣们之间的这种对抗性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588年当皇帝的继位问题还未成为争端时，这一朝的实录记载，一份谴责他从太监张经接受私礼的谏章已经使皇帝对他的公职职分的热情减弱了。此后，他减少了公开露面，并终于无限期地暂停朝廷的早朝。将近16世纪末，他只出席成功的战役之后的祝捷庆典。帝国朝廷的事务全部以书面形式处理，这给了皇帝留下一些公文不予批阅的选择权，而万历皇帝常常予以利用。
到了他统治时期之末，他已不补京师和省的许多重要职位的空缺，高级官员们的辞呈也不予答复。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擅自离开他们的职位，皇帝仍然不对他们采取行动。这种僵局是全面的：皇帝谋求使帝国的官僚们气馁，官僚们反过来谋求约束皇帝，支配他的行动，即使是他私生活的细节。
万历皇帝的聪明促成了他不尽君主之责。尽管他从未明白说明，但他似乎了解，他不能改革作为制度的帝国官僚机构。[2]他无力革新，和对皇帝一样，这对王朝也是不幸的。他不得不实行并不治理的统治达48年，闭居宫中，像是他的官僚们的事实上的囚徒。
张居正的10年：耀眼的暮光
权力斗争
一场权力斗争在嘉靖皇帝死后立即开始。1567年早期，在隆庆皇帝即位之前，首辅徐阶主动为已故皇帝准备了一份“遗诏”，并秘密送呈当时的太子以便得到他的同意。这份文件表达了已故皇帝对于在他统治时期因各种原因而给予进谏官员们的严厉惩罚的懊悔。他吩咐他的继位人给予补偿。一旦公布，便不会有人怀疑这份文件的真伪；推翻以前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但是，这份遗诏的制造者的意图却受到了批评。通过采取主动，徐不但和前一皇帝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无关（他曾担任他的主要顾问），而且还装出一副被召回的官员们的庇护人的姿态。当有些被贬谪的朝臣重新被任命为御史和给事中时，大学士徐阶在官僚机构内获得了可靠的权力基础，此后能够容易地使人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谋略受到他的一个同僚高拱的批评。
作为政治家，高拱属于不同的集团。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度过多年以后，他看透了高层的手段，并切望运用他的学识。他也已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一个官员的小团体，这些官员由于以前的交往尊重并遵从他，当作他们的指导人。而且，在被任命为大学士之前，高拱曾经担任太子即现在的皇帝的侍讲。这个背景使他能够与徐阶争夺对内廷的控制。
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高拱情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也不担忧。由于这些原因，他是科道人员的当然敌人。他认为他们小心眼儿，碍事，各自抱住职位去甚至保护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往利用弹劾手段报复那些威胁他们利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