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95部分在线阅读

1408年和1409年，沙合鲁派使者去南京，1409年和1410年，傅安等人带了中国朝廷的礼品前往哈烈。1410年3月，哈烈的又一个使团来到，而回派到哈烈的几名中国使者又带去了一封皇帝的信，信中声称与沙合鲁是君臣关系，沙合鲁复信的措辞同样傲慢，他劝皇帝信奉伊斯兰教，并拒绝中国的宗主权。但这一意外事故并没有中断使团的往来，并且有趣的是，尽管两位统治者有分歧，他们的信件都强调商业的需要，明统治者于1416年7月又送去的一封信的内容也是如此。
带来沙合鲁措辞尖刻的复信的使者们由明帝主要的外事专家陈诚（死于1457年）、李贤和宦官李达护送回国，他们还护送这一年早些时候来到中国的中亚使者回各自的国家。这个使团的出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于1414年2月3日离开中国，随带了送给各地统治者的丰厚的精美纺织品礼物，并于10月后期抵达哈烈。从哈密和吐鲁番到撒马儿罕和哈烈，使团访问了17国。回国后，陈诚和李贤随即呈上了他们行程的记述，其中详述了有关他们访问地的地形、物产和风俗。这些文献提供了15世纪关于中亚和亚洲内陆情况的可利用的最详细的材料，并使明朝廷取得了关于西域的新情报来源。[123]
1416年7月，陈诚又被派遣与另一名宦官护送失刺思、撒马儿罕和哈烈的使者回国，同时带了送给沙合鲁及其子兀鲁黑伯格的丰厚的礼物。这个使团在1418年1月回国。同年10月，明帝又派宦官李达出使哈烈，李达带了皇帝私人的信函，以及例行的珍贵礼物。根据现存的波斯文材料，此信对沙合鲁以政治上平等的人相待，称他是一个开明的和有洞察力的统治者，并放弃了明帝是沙合鲁的宗主的姿态。沙合鲁欣喜之余，回派了来自中亚的最精心安排的使团，使团于1420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124]
使团受到隆重的接待，不过它在京城履行了纳贡制度下应该履行的对中国皇帝致敬的一切正常仪式。在与帖木儿帝国统治者通信时不论皇帝作了什么让步，但在中国朝廷上，君臣关系的门面则是不能妥协的。使团留在北京几乎达6个月。它受到皇帝的几次接见，并参加了宣布北京为新明都的仪式。波斯使者之一吉亚斯丁·纳加什对使团作了详细的、即使偶尔也有谬误的记载，它至今犹存。
陈诚未在场目睹这一盛典，因为在1420年7月，他又被派率一使团前往中亚。但人们对这最后一次出使西域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我们看到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甚至大力促进了与它们的贸易。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20个使团、32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13个吐鲁番的使团和44个哈密的使团。这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钞（它们可以此购买中国货物）及其他贵重物品。[125]从双方的通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维护商业关系是这些交流的最主要的动机。中国的政府和皇帝因急于促进贸易，愿意对冒牌的“纳贡使团”故作不知，甚至放弃了天朝大国的姿态。对中亚各国来说，它们愿意通过纳贡制度的各种形式前来北京，以便保持它们的贸易特权。
西藏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供精神指导。西藏的喇嘛在元朝的朝廷中一直很有影响。在忽必烈统治下，蒙古人与萨迦派教团的领袖们谈判，并承认后者为西藏13省的帝师。他们的地位受到一个敌对教团止贡派的挑战，后者得到了伊朗的伊尔罕蒙古人的支持。止贡派在1290年才被彻底击败。同时另一个西藏宗教教团噶玛派在元朝宫廷继续拥有强烈的宗教影响。元代诸帝试图把西藏置于一个集权的政府之下，但是实权仍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族）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
内部的权力斗争继续进行。随着蒙古力量的衰落，萨迦派的势力也随之变弱。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绛曲坚赞，此人原为萨迦派僧人，又是雅鲁的地方领主。从1332年起经过许多征战后，这个僧人逐渐控制了西藏。1351年元朝承认他为帝师以取代萨迦派的大教长。绛曲坚赞不仅仅是另一个宗教教长，他的目的是要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国，重新树立西藏人的民族主义和消灭蒙古宗主权的一切痕迹。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即帕木主巴诸王）试图维持一个君临全西藏之王的思想，并且在15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世俗力量。[126]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还不清楚南京对这种事态的了解程度。据说明代的开国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与吐蕃人发生的那种纠纷的再现。但他并不去与帕木主巴诸王建立联系，而是与控制较近的康区和东南藏的噶玛派大住持们接触。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时任官职的人来南京，以便重新授职，第一个使团于1372—1373年间的冬季抵达。当时教团的教长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1340—1483年），他在1359—1363年曾在元朝朝廷。他从未应皇帝的邀请去南京，但一直派使者前往，直到他死前不久为止。[127]
他的继承者得银协巴（中国人称哈立麻，1384—1415年）以善行法术著称于世，永乐帝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新帝在1403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他在南京已深受开国皇帝的礼遇）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1407年4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魔法，如使许多神祗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22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显赫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128]
他的继承者通哇顿丹（1416—1453年）到15世纪40年代末一直派使团前来。明朝朝廷显然不知道得银协巴之死，所以认为这些使团都是他派出的。1446年以后，与噶玛派诸教长的关系破裂。根据西藏的史料，得银协巴在他逗留南京期间曾劝说永乐帝不要试图重建对西藏的统治。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永乐帝曾有此意图。一切迹象表明，得银协巴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实力的宗教人物而被邀请的。但他的访问促使永乐帝与西藏的其他各方面的宗教领袖建立关系。1413年，萨迦派的教长（关于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闻）应邀来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年由宦官护送回藏。此后萨迦——派的住持继续派使团来中国，直至15世纪30年代。
明帝还试图把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永乐帝请他来朝廷，他拒绝了。1413年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释迦也失1414—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129]
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帝国朝廷发生联系。情况似乎是，虽然永乐帝无疑部分地是出于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领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识地拒绝给任何可能因此会建立政治霸权的西藏领袖以唯一的中国庇护。这样，情况如同中国边境的其他地方那样，他鼓励政治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他没有承认该国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帕木主巴王或与他建立关系，这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让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蒙古
明帝通过搞分裂、赏赐及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刺（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见前文），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所有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它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它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定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刺蒙古人。[130]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年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131]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1406、1413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纳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1410、1411、1418和1422—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刺人的叛乱的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132]
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统治者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期派出使团。在1410—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两年（1413和1414年）中他连续派了11个使团。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1422、1423或1424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皇帝死后不久到达。[133]
瓦刺蒙古人也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刺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的封赏。除了1414、1416、1420和1422年，瓦刺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马匹。瓦刺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刺人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134]
这种纳贡制度旨在解决蒙古问题，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如果说纳贡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管中国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要。因此，这个制度并没有阻止蒙古人的袭击，但对明朝廷来说，它似乎是取代甚至更花钱的连年战争的唯一选择。它暴露了中国根本不能合理地处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虽然这个制度有一些缺点，但它的确给北方边境带来了若干年的安宁。当然，只有在存在强大的军事防御以阻止袭击和战争时，它才有效。
女真族
皇帝想方设法要把满洲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135]
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年，皇帝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洲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136]
生女真对1403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住的。1409年初期，永乐帝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1411年，他率25艘船和千余人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1432年。明朝廷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定居。定居者得到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137]
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1392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正统性。
1402年9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1435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1400—1422年在位）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138]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马，1404年送去1万头牛，1407年送去3000匹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蒙古的第一次征讨。此外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1406、1407和1411年，永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张。[139]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1408年，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300名处女当中有五个人当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1410年）。她成了永乐帝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1409年再次向朝鲜索要处女。朝鲜人背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着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求。[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