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85部分在线阅读

[146]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0—354页。
[147]《国榷》[498]，9，第688页。
[148]《国榷》[498]，8，第676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81页。
[149]《国榷》[498]，9，第690页。
[150]叙的日期是洪武二十年阴历十二月（1388年1月10日至2月7日）；《武臣大诰》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1，附录，第1—44页，这个文本显然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印刷版的20世纪初的手抄本。见张伟仁编《中国法制史书目》[43]（台北，1976年），1，第134页。《明朝开国文献》的编者关于此文本的出处并未提供任何信息。谈迁定此《大诰》的日期为1388年8月16日。见《国榷》[498]，9，第689页。
[151]《明纪》[53]，5，第10页。
[152]《明通鉴》[210]，1，第467页；《明纪》[53]，5，第16页；《明通鉴》[210]，1，第47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1页。
[153]《国榷》[498]，9，第700页。
[154]《明纪》[53]，5，第18页；《明通鉴》[210]，1，第476页。
[155]传记见《明史》[41]，132，第3862—3863页。
[156]《明史》[41]，116，第3570页。
[157]《明纪》[53]，5，第18页；《明史》[41]，116，第3573页。
[158]《明史》[41]，117，第3579页。当他于1385年和1390年间在凤阳时，他聘请了金华学者苏伯衡（1329—1392年？）为顾问；当他就国于成都时便与苏伯衡的朋友和宋濂的弟子方孝孺（1357—1402年）有往来。关于苏伯衡，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14—1216页，《明史》，285，第7310—7311页；关于方孝孺，见《明人传记辞典》，第426—433页；以及《明史》，141，第4017—4020页。
[159]《明通鉴》[210]，1，第479页；《明纪》[53]，5，第19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116页。
[160]《国榷》[498]，9，第705页；《明纪》[53]，5，第19页；《明史》[41]，116，第3574—3575页。
[161]《国榷》[498]，9，第707页；《明纪》[53]，5，第20页。
[162]《国榷》[498]，9，第708页。
[163]《国榷》[498]，9，第716页。
[164]传记见《明史》[41]，132，第3361—3862页。
[165]传记见《明史》[41]，131，第3855—3856页。
[166]传记见《明吏》[41]，138，第3974页。
[167]《明纪》[53]，6，第7页《；国榷》[498]，第734—735页；传记见《明史》[41]，149，第3998—3999页。
[168]《明纪》[53]，6，第2、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93—94页。
[169]《明纪》[53]，6，第5页。
[170]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7—404页。
[171]《明通鉴》[210]，第486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285页。
[172]《国榷》[498]，9，第724页。关于《大明律诰》是出诸多手编纂的问题，见黄章健《〈大明律诰〉考》[245]，第77—101页；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606]，载《学习与思考》，5（1981年），第50—54页。
[173]关于这个问题的彻底讨论，见克拉克《自治、合法性与朝贡式的政治：高丽灭亡和李氏王朝建立后的中朝关系》[125]，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又李成桂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98—1603页。
[174]《明实录·太祖实录》[380]，76，第1401页；吴缉华：《明代建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及决策》[578]，载《东方文化》，16，1—2（1978年），第184—193页，特别是第187页。
[175]明太祖：《皇明祖训录》[386]（1373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Ⅲ，第1686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30]，68，第1278页；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8年），第34—62页，特别是第52—53页，译载了《明太祖实录》[380]。
[176]这里的讨论系根据克拉克《自治、合法性与朝贡式的政治》[125]一文。
[177]这些国家在文内是按地区排列的：东北方面：朝鲜。东方和略偏北方面：日本。南方和略偏东方面：大琉球、小琉球。西南方面：安南、柬埔寨（真腊国）、暹罗、占城国、苏门答腊、西洋（西洋国、东印度海岸和霍尔木兹）、爪哇国、湓亨国（在马来半岛上）、白花国（具体所指不详）、室利佛逝（三佛齐国）、浡泥国。见明太祖《祖训》[385]（1395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Ⅲ，第1588—1591页。又见罗香林《明代对东南亚各国关系之演变》[357]，载《南洋大学学报》（1967年），1（1967年），第119—125页。关于室利佛逝，见沃尔特斯《马来历史中室利佛逝的灭亡》[569]（依塞加，1970年）。
[178]传记见《明史》[41]，131，第3840—3842页。
[179]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09—910页；《明史》[41]，129，第3804—3808页。
[180]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见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9]（台北，1966年），第27—34页及以下。
[181]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年；重印本，上海，1956年），第17页。
[182]下面的讨论据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以及《明史》[41]，75，第1848页。
[183]苏均炜：《16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474]（密歇根，东蓝辛，1975年）。
[184]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0—791页。
[185]《国榷》[498]，9，第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