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79部分在线阅读

尽管皇帝在对待他认为不忠的人时采取粗暴办法，但批评者还是不断地涌现。1388年，最雄辩的才子出现了，他就是年方20的青年人解缙（1369—1415年）。这位才华横溢而勇敢的人在1388年中了进士。[141]皇帝对这个早慧的年轻人感到很奇怪，约他上朝陛见。解缙利用这个机会尖锐地批评了皇帝的统治作风。
解缙一方面承认皇帝在统一国家、恢复经济和消除一些浪费和颓废的习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同时也批评了司法制度。特别是解缙批评皇帝无休止地和无法预料地修改法典，他说道：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乃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无不变之法，无一日无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诛锄奸逆矣，未闻诏书褒一大善……或朝赏而暮戮，或忽死而忽赦。
解缙接着说，没有人敢批评皇帝这些错误统治的方式，因为大家都怕皇帝会勃然大怒：“谁不愿父母妻子安荣哉！”
他对这一点还发挥说：
所以谏诤固难，总缘祸衍不测。入人之罪，或谓无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贿。逢迎甚易而或蒙奖，营救甚难而多得祸。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谁肯舍父母，捐妻子，批龙鳞，以犯天怒者哉！
解缙要求皇帝在许多方面改革他的统治，停止使用“胁迫及法外之刑”。他坚持皇帝应该废除刑事犯罪的连坐法。[142]
解缙可能由于年轻而免了一死。皇帝对他的陈情置之不理，解缙最后在永乐皇帝手下做了重要的士大夫。但解缙的批评概括了当时士人对洪武之治的看法。一位现代的历史学者曾经指出：正是在1385—1387年之间皇帝重新思考着制度的形式并着重指出了法律的至上地位的时候，他使用了最无情的法外诸刑罚。[143]
当1385年9月开始准备对蒙古领袖纳哈出发动最后攻击时，高级将领冯胜、傅友德和蓝玉奉命掌管北京的卫戍事宜。但是因其他军事优先事项的插入，反对纳哈出的决定性军事行动推迟了一年半。云南西部的掸族和缅甸的阿瓦邦“土司”思伦发在1386年1月兴兵叛乱，冯胜被派率10万人前往镇压这次叛乱。云南越州地区的罗罗人在3月间叛乱，傅友德必须被派往予以平定。1386年夏，傅友德进入云南西部，帮助沐英平息东川的一起骚乱。因此，要到1386年12月皇帝才能实际上命冯胜率大军20万去对付蒙古人。冯胜的部队在1387年1月与副将傅友德和蓝玉一起出发，首先驻兵于北京之东的通州。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纳哈出的金山大本营，此地在今沈阳之北约70英里处。这次征讨的方略也是皇帝自己制定的。
冯胜把大军暂时留驻通州，他派蓝玉和一支骑兵部队突袭扎营在庆州（今辽宁林西附近）的蒙古部队。蓝玉乘下雪之时进行了这一战斗行动，擒获蒙古人的太尉和许多马匹以及俘虏。快到3月底的时候，冯胜领兵出关外，加强了大宁（今辽宁凌源之西北）和这个地区其他前哨阵地的防务。他们留5万军队驻守大宁，主力部队继续向东北前进。7月间，冯胜宿营于金山之西。他于是把纳哈出从前的裨将乃刺儿送还给纳哈出，此人是明军在1376年俘虏的。乃刺儿被俘后，他在明军中做了一名低级军官，被赐以妻妾和田地住宅。1387年冯胜送他回纳哈出处时还附有一信，他敦促这位蒙古太尉投降明军，并拥戴中国的新王朝。乃刺儿的外交辞令使纳哈出在10月投降了蓝玉。纳哈出及其6500多名军官和家属被送往南京；纳哈出本人被封以侯爵、禄米2000担，并在江西赐以公地作为庄园和在南京赐有宅第。他在1388年8月31日死于武昌，可能是醉酒而死；他被埋葬在南京城外。[144]
这次胜利之后，冯胜似乎正处在他荣誉的顶峰时期，但不久就被皇帝所抛弃。或许洪武帝认为冯胜是他权力和威望的对手，但是也有可能皇帝确实不喜欢人们认为的冯胜的那种骄傲自大和不端行为。关于冯胜行为不轨的报告于10月份送达皇帝。皇帝把他召回了南京，并收回了他的象征权力的印信。[145]冯胜到达南京时护送着纳哈出和一批蒙古投降人员，皇帝在11月就命他去中都凤阳居住。他被削去兵权，同时又被剥夺了河南的封地。这一调动有效地切断了他和住在开封河南的周王朱櫹（1361—1425年）的密切联系。[146]周王的妻子是冯胜的一个女儿，他们已在1378年结婚，那时冯胜驻兵于此，为当地的守备。朱櫹和冯胜之间不同寻常的密切接触可见之于下面的事实：1389年，皇帝严厉惩戒了周王去凤阳秘密会见冯胜。因此，冯胜的被疏斥可能是皇帝疑心这名王子与这位将军之间存在着危险的军事联盟。
冯胜还不是1387年以凤阳为安全居住地方的唯一将军。甚至皇帝的童年伙伴汤和也在12月从浙江沿海——他在沿海筑城和戍守以防备海盗——回到凤阳，自动地隐退。[147]很清楚，他是想退出现役。他在1390年中风，后来一直在凤阳不问世事。以迄1395年去世。
蓝玉却仍在服现役。1387年12月，他奉命追击蒙古统治者脱忽思帖木儿和他的将军们。[148]蓝玉是当时明朝在北方位高权重的将军。1388年5月，他率领大军15万横跨戈壁至北京以北约500英里处的捕鱼儿海，打垮了蒙古军队。脱忽思帖木儿和他的长子天保奴逃走，但是蓝玉设法捉到了他的幼子地保奴。脱忽思帖木儿后来被一个亲属所杀害。在这一次胜利中蓝玉俘虏了蒙古统治者100名家族和随从、约3000名王子及其部属、蒙古营帐中的7.7万名男人和妇女、各种不同的关防印信，以及15万头牲口。
蓝玉在蒙古取得殊勋之后即被召回南京。他在1388年9月25日抵达南京，次日陛见时接受皇帝所赐的荣誉。但是，皇帝的褒赏之词中也略寓儆戒之意。皇帝曾经听说蓝玉纳某些原来元朝的公主和宫女为妾；脱忽思帖木儿的儿子地保奴事实上为此事抱怨过。有一个这样的妇女后来自缢而死，或许她是遵照蒙古习俗，即君主之妻在君主死时应自杀而亡。皇帝听到这些报告后很不高兴，因此拖延了几个月，直到1389年1月才把蓝玉晋升为公。虽然皇帝不喜欢蓝玉的个人品行，但他很看重他的军事成就。他对蓝玉和他的某些下属大加赏赐，并且在奉天殿隆重赐宴。[149]
正在这时，皇帝颁行了《武臣大诰》。和他的其他《大诰》一样，这份《大诰》列举了皇帝已经审理和判决的个别贪污官员的罪行。它和从前发布的《大诰》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汉语白话文写的。据皇帝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所有的军职人员都能读懂它的内容。他尽量避免使用“秀才之文”，即文人学士所用之古文。据这份《大诰》所记，皇帝治狱的对象是在各不同的卫中服役的中、下级军官，因为他们利用权势欺压当地的人民和士卒。[150]
为了对付中国西南部的叛乱，傅友德已在1386年夏天被调到东川。但是在1388年之初，反对掸族的边境战争在麓川变得恶化起来。思伦发在2月间发起攻击，但被沐英的军队打退。但他在4月又投入更多的兵力进攻，这一次有30万军队和100头战象。沐英用大炮和连弩还击，用三个纵队的士兵来进攻。掸族叛乱者在5月间的大战中被遏制住了。思伦发损失了4万余人和37头象，但这位掸族领袖却未被抓获。[151]快到7月底之时，傅友德统兵进击东川的罗罗叛乱者。这次遭遇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沐英不得不在9月份增派援军。10月份，沐英与傅友德合兵一处来打阿资——即刚刚死去的越州“土司”的儿子。1389年1月，阿资攻下了普安，并且成功地顶住了傅友德的一次想收复它的尝试。在重新调集了军队之后，傅友德设法从普安赶走了阿资，俘获了约1300名叛乱分子。阿资逃回了越州，但是他在下个月终于投降了。
沐英请求朝廷在越州置卫，以作为明朝在云南那一地区的防御堡垒。傅友德在8月份从云南召回了他的军队，让沐英指挥当地的战事。沐英本人在11月奉旨晋京。皇帝赐宴于宫中，赏给他黄金、纸钞和丝绸。皇帝奖誉他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尔也。”[152]
掸族酋长思伦发在1389年12月初投降，麓川因此平定。1390年1月，皇帝大封57名有功的将领和官员，傅友德也在其中。[153]以后不久，傅友德被派往北京协助燕王进行即将来临的征伐蒙古之役。
燕王朱棣和晋王朱尚未在边境的实际战阵中经受过考验。1390年初，皇帝下令他们合兵一处，以消灭前元丞相咬住和他的军官乃儿不花。傅友德奉指示随朱棣统率北京的军队，另一将领王弼则被派往协助朱和山西军队。[154]王弼是安徽临淮人，曾随傅友德和沐英在1381年远征云南；还曾随冯胜进行促使纳哈出投降的1387年之战。5[155]1388年当蓝玉出色地向捕鱼儿海挺进时，王弼是他的前锋。他的女儿嫁给了楚王朱桢（1364—1424年）；楚王是1381年去武昌就国的。[156]傅友德和王弼这两员身经百战的将领此时受命听两位王子的节制。在2月份，另一位王子，即皇帝的第七子齐王朱榑（1364—1428年）——他在1382年就国于山东青州——也奉命率亲兵北上驰援朱棣。[157]
当这三名王子在北方边境执行军事任务时，第四位王子朱椿（1371—1423年）也开始过问他封国的事务。蜀王朱椿在成都。他为人很有文学才能，并且喜爱文事。他1385—1390年住凤阳，至此才被皇帝派驻成都。当西藏人在1390年侵袭四川时，蜀王请求皇帝派四川地区的左军都督、合肥（安徽）人瞿能去讨平他们。瞿能的派遣很及时，他在蓝玉的指挥下在春天开始行动。[158]因此，虽然蜀王并未亲理军务（事实上他主要还是一位学者王子），但是，他也正在获得一些指挥上的知识。明朝几个第一代的王子正到成年期，这一代的成员们开始在帝国的生活中取得重要的个人地位。
1390年4月，朱棣和朱跨过边境，进入蒙古，搜寻乃儿不花。当朱棣得知乃儿不花扎营在迤都山的时候，便挥师顶风冒雪急进，使乃儿不花和咬住同时投降。乃儿不花后来再度叛明，但朱棣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显然给了他父皇以深刻的印象。皇帝把这次胜利和确保戈壁沙漠的安全都归功于朱棣。皇帝批准朱棣把蒙古降兵收入他自己的屯卫编制之中，这就大大地增加了燕王的兵权，也使得他在1399—1402年的内战中占有战略上的优势。据史料所说，乃儿不花和咬住投降时带领的部下有1万人。[159]
可是，并不是诸王子都很得意。1390年4月，皇帝的八子朱梓（1369年生）和他的妻子於妃都自杀身死。朱梓的妻子是一位军官的女儿，这个军官被牵连进了胡惟庸的案件中。对胡党的清洗在1390年又恢复了；许多人受审和被杀。朱梓在1385年就国于长沙，这时皇帝召他们夫妇从封地来南京禀报事宜。他们两人害怕皇帝的狂怒，自杀于长沙，皇帝也就趁势废除了这个王国。[160]
对胡惟庸党的第二次清洗甚至把为洪武帝长期担任文官的李善长卷了进去。[161]李善长的侄儿娶了胡惟庸的姐姐，当胡惟庸叛逆案于1380年被告发时，就有人控告李善长也不干净。那时皇帝对这些控告尚未有所举动，因为他显然认为它们查无实据。1385年又有人重新掀起对李善长的控告，但是又和上次一样，皇帝仍不愿对此有所行动。可是在1390年6月，一名御史弹劾李善长，说他在1379年曾派使者以胡惟庸的名义送了一封信给蒙古人。根据这份弹章所说，蓝玉在1385年在北方征讨蒙古人的战斗中曾捉到了这个信使。但是御史说，蓝玉关于此事的奏报被李善长暗中扣下了。揭发材料还涉及李善长的一个弟弟和他的两个儿子。主审此案的官员是詹徽：此人原是李善长的宿敌，他很快做了刑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这两项官职兼于一身使他在法庭上权力很大。
李善长在1390年7月被迫自杀。他的妻子、亲属和家中的70余口均被处死。在许多不利的揭发被公开和许多证人都证实他有罪以后，李善长“供出”了自己的罪行。在对胡惟庸案清洗扩大化的时候，与李善长一起丢掉性命的人中有许多侯爵。皇帝在总结这件案子时，亲笔写下了《奸党昭示录》的第三个版本。[162]
对于李善长的审理，还是免不了有某些文人学士的批评。解缙从前曾上书严厉批评皇帝治理国家的方法，现在他又上条陈，严词切责对李善长的不公正做法。他代工部郎中起草了这篇奏章，并且即以工部尚书的名义上报。但是，它是解缙实际执笔的，这件事并未被隐瞒下来。皇帝没有怪罪解缙的说法，它主要是讲李善长一案很难服众。解缙指出，李善长决无犯他坐之以罪的那些罪状的动机；他不能从这些罪行中获益，因此李善长案于理不通。但是，正如明朝历史学家朱国祯（1557—1632年？）所指出的那样，胡惟庸犯的是叛逆罪，其志在搞政变。朱国祯进一步指出，李善长想保留有选择余地的自由；这在实质上并且自然而然地是一种罪行。[163]
对于胡惟庸党羽的迫害接着继续了几年。1392年，出身于安徽的一位军事领袖周德兴因他儿子行为不谨而被处死；他的儿子可能也与胡惟庸事件有牵连。[164]取得很大军功的合肥（安徽）人叶昇也被处死。[165]1392年，工部尚书秦逵因被连累进了胡惟庸案而自杀。[166]除了卷入胡惟庸案中而被处死的人之外，还有许多高级而显赫的人物也在14世纪90年代被杀掉。
政治生活中这些残酷的方面在1392年曾被一名山东籍的国子监监生周敬心所批评；他在奏疏中批评皇帝以粗暴手段治理政府。他说，除非皇帝改弦更张，明王朝不会长治久安。他指出了实施大镇压的几个年份：1371年，帝国的所有官员和吏胥都受到调查；1381年，胡惟庸党被宣判有罪；1386年，被认为是长期为害人民的祸首的官员们被逮捕；1390年，以莫须有的罪名大批屠杀官员和平民。[167]据说，皇帝同意周的看法，这又一次表现了他的不可捉摸的脾性。
太子朱标在短期生病之后于1392年5月17日猝然死去。他在1391年被派往陕西，“宣抚”那里的人民，并决定西安是否可作为明朝的京师。皇帝曾经认为，陕西是帝国最安全的地带，因此作为首都可能远比南京更适合。政府中至少有一位御史持这种意见。太子于12月回到南京，呈上了陕西的地图和一份关于西安或其他正在考虑的城市的意见的奏疏；他的建议，如果有的话，未为人所知。1月间他生了病，春天就死了。皇帝因哀痛而辍朝12天，在这期间他和他的主要顾问们讨论了谁可入承大统的问题。[168]
一个皇位继承的天然竞争者可能就是马后的次子朱樉。但是，1384年就已进入翰林院的湖广人刘三五（1312—1399年）建议说，朱标的儿子应该继承帝位。[169]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使朱标的统绪不致中断。争论的实质是君主的性质问题。朱标的教养是文人型的和“右文”的君主，但朱樉跟他兄弟朱棣一样是个赳赳武夫。朱樉和朱棣现在都在北方边境上，雇用了许多蒙古人；朱棣本人可能还是皇帝的一个蒙古妃子所生。另一方面，朱标受饱学之士教育最多，其中包括明初的大学者宋濂在内。朱标的儿子朱允炆（1377—1402年）极像他的父亲——显然也是个文人，这种人治理国家可能用“文明”德化之治，而不是用以粗暴镇压为能事的“军事”之治。[170]1392年9月28日，即在他父亲死去以后的5个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嗣。
1391年2月，傅友德将军已被派往北京加强燕王麾下的卫戍兵力。他到那里不久，从前元朝的辽王阿札失里叛变了。阿札失里曾于1388年10月向明朝投降，并和其他投降的蒙古军官一起被送往南京。1389年夏，他被任命为兀良哈地区（或许在今吉林满洲平原的洮南附近）泰宁卫的指挥使。阿札失里在泰宁重新恢复了他对他的人民的权力，虽然此时是以明王朝的名义行事的。可是，他在1391年5月举兵反明，因而迫使朱棣和傅友德不得不向他进兵。他们显然对阿札失里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再一次又承认了明王朝的权力。[171]
当洪武帝在1385—1387年之间迭次颁行《大诰》的时候，他把它们看做与《大明律》中的法律具有同等约束力。《大明律》在1389年做过大修改，但它的最后定本到1397年才完成。与此同时，《大诰》却起着重要的司法功能。因此，皇帝不时地采取步骤务必使他的几编《大诰》广泛流传，使它们家喻户晓。1391年11月他重申前令，全帝国都必须学习《大诰》和当时正在推广的《大明律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约19.34万人因他们能背诵这几编《大诰》的全文而在南京受到褒奖。[172]
几年来朝鲜在酝酿着麻烦，它的政治事件在1392年发展到了紧急关头。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的君主王瑶，建立了李氏王朝。这个李氏王朝的统治一直延到1910年。由于李氏王朝的建立，朝鲜中国的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173]
1372年，洪武帝曾给高丽王颁发了一道敕书，盛称朝鲜人娴熟中国历史和经典，以及他们习染于中国文化。他命令高丽王遵循中国古代的惯例，每三年来中国一朝天子，贡献方物。[174]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命中书省向来朝使臣解释朝贡关系的条例，其中包括占城国、安南、爪哇国、浡泥、三弗齐国、暹罗国和柬埔寨的使节。
在即帝位的初期，洪武帝就已宣布对东方和南方诸国实行不干涉政策。他坚持说，所有这些域外诸邦彼此之间是一律平等的，但与中央王国不完全平等。因此，明朝廷不要去攻打它们，除非是为了自卫。与此同时朝廷对接壤的朝鲜和安南的稳定显然很关注。洪武朝的基本对外关系被皇帝概括为下面一句话：“彼[外国]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他认识到蒙古人构成了来自域外的唯一的实实在在的威胁。[175]
14世纪70年代之初，朝鲜贡使频频前来南京，它的使节比明朝廷派往朝鲜首都平壤的使节的次数多得多。[176]1373年，皇帝采取步骤减少这种使臣的次数，或许他是想压朝鲜君主让步，以期加强明军在东北的安全。皇帝限制每三年派一次使节，他这样做使两国间的关系稍稍拉开了距离。
蒙古人仍旧是东北的严重威胁。东部蒙古权力的基础集中于沈阳，它横跨在通往朝鲜首都的陆路上。1374年高丽王被刺以后，朝鲜人仍然既和南京保持外交关系，又和哈尔和林的元蒙统治者保持外交关系。中国人是不能接受这种状态的，他们拘系了在1375年和1377年之间派到南京来的所有高丽使臣。朝鲜人还在奉元朝正朔以表示他们对元朝统治者的忠诚，他们仍然认为元君是天子。但是在1377年，朝鲜国君以明君年号取代了元君年号，并在他的正式的公文往来中使用明朝皇帝的年号。这个重要的象征性姿态使洪武帝得到某些宽慰，但他对朝鲜君主的忠诚度仍然心中无数。
在1379—1385年之间，朝鲜人派了18次费用浩大的使团到南京。他们坚持不懈地要与中国人修好，并要求正式册封他们的国王。一经明王朝正式册封，朝鲜统治者微弱的合法地位就可以得到加强。可是，明朝对朝贡的要价是很高的，许多使团干脆被中国人拒绝，因为无论就数量和品种说，所进的贡品都被认为不足。只是到了1385年，洪武帝才俯顺其请册封了朝鲜王，并给他的前朝国王颁赐了谥号，尽管这个国王仅仅是地方各军阀手中的傀儡。
在东部蒙古领袖纳哈出在1387年投降之后，东北方面的蒙古人的威胁就不那么严重了。皇帝开始采取步骤稳定明—朝鲜在鸭绿江附近地区的边境。1388年，朝鲜人声称他们对辽东境内东江的北面的土地享有权利，错误地理解了中国人在那里的意图。朝鲜人的错误的处理和朝鲜军人李成桂发动的兵变使这次努力归于失败。李成桂向高丽京城开京（今开城）进军，攻占了这座城市，自封为该国右丞相。与此同时，明朝对鸭绿江流域这片有争议的地方的控制却得到了保证。
四年以后，即1392年，李成桂篡夺了朝鲜王位，结束了高丽王朝。就在这次篡位之前几年，李成桂搞了一次土地改革计划，并且采取行动，尊儒术为国教，从而削弱了朝鲜的佛教势力。这两项措施都希望最终获得明朝统治者的批准。李成桂篡位后之次日就派使来南京请求册封。此后不久，他请求明朝皇帝为朝鲜新国家两个拟议的名字中选用一个，其中有一个即古汉文的名字——朝鲜。洪武帝选择了这个名称，它在1393年3月被正式采用。
在1392—1394年之间，朝鲜人一再想和洪武朝廷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但是，明朝皇帝对这些请求采取专横的态度。派来的使臣们被拒之门外；有一名使臣甚至因他不能正确实行叩头礼节而被廷杖。中国人一般地很少费神去搞朝鲜首都汉城的政治情报。只是在1394年朝鲜来南京的一个使团极尽巴结之能事之后（在这一次明朝廷正式被通知朝鲜国家已在朝鲜建立了新的道德秩序），明帝才允许它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甚至在这以后朝鲜人也几次触怒了他们的中国对手们，因为据说他们在上奏中国皇帝的正式公文中恭维得不够，而且他们公文的文风有所谓的缺点。中国人的立场是，不干预朝鲜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但这两国的关系应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进行，否则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