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68部分在线阅读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纪第一》包括1368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了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创建南京（1356年改名应天）政府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他在那时就开始宣称天命已改，或许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1356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30]
在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庙号，这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泛常用语。其余说法则有严重失误。“行省”一词是用于元代省一级文官政府的行政机构。引文中这一个行省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江南”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它不是元朝一个行省的名称。朱元璋的南京根据地只管辖长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时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省（包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几个县。这个新的叛乱行省被雄心勃勃地称为江南，它是北方红巾叛军在1356年到1359年之间所建五个省中的一个。这五个行省是他们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丰（在今安徽）、或者以开封为首都时向外扩展的领土。从那个叛乱的宋政府的观点来看，朱元璋不过是他们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级领袖之一，他最初被任命为副元帅，后来被提升为行中书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为吴公，就不会要诸将来推举他，而是由宋的叛军首都来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1361年实际发生的那样。[31]
总而言之，这个新的行省还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预见到天命将归属于他的未来皇帝所控制的独立的叛军基地。它此时仍然是后来被弄得名誉扫地的秘密教派叛乱运动——朱元璋就是从它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权力的——的一部分。可是，朱元璋清清楚楚地是那里正在兴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1358年中那样清除了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师郭子兴的诸子和女婿，宋叛乱政权就逐渐承认了他的地区性领导地位和默认了他的主动行动。当宋政权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刘福通一起在1359年末被察罕帖木儿赶出开封并逃回安丰时，北方红巾军叛乱的权力马上衰落了下来，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资源各顾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外，没有一个行省熬过了1362年。逐渐地，朱元璋在事实上取得了多数传统史料过早地认为属于他的地位。
当朱元璋在14世纪50年代逐渐地变成了南京舞台上的主人翁时，尽管我们对这一历史记载有各种怀疑，但仍应该得出结论说，他是地区性叛乱领袖中的佼佼者，因为他很认真地在想方设法建立一个日益完善的政府。每当他访问他迅速前进的军队所占领的新地区时，他经常和社区领袖及乡村父老们讲话以消除疑虑，派代表叫他们恢复和平生活和生计，同时他作为贫农的儿子能懂得他们的需要，所以允诺要实现一个仁慈的政府。1358年3月，他任命从前元朝最能干的官员之一、破南京后即投降过来的康茂才去他认为应该升格的江南行中书省中的一个机构任职；这个官署就是都水营田司。朱元璋在任命时嘱咐康茂才道：
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今当春耕，水旱不时，伤害农亩。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则非付任之意。[32]
很显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实际的，他认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农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和难于统治的人民，可以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同时就能保证他的政府有粮食和赋税来支援军队。这种利他主义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实。是否这种贫苦老百姓式的对底层社会抱有的机敏的理解才使得他这样做，或者是否这些言行表明他新招聘的儒家顾问们的传统的伦理和治国论已很得势——这的确是个争论焦点：像这样的事情这里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无论如何，他在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实行的政治团结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广泛发挥功能以适应他的事业方面比他的对手们要高明多了。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1360年他新设了几个官署来开征酒税和醋税，并改进食盐专卖的经营管理，虽然他这时并没有控制地处更东边的重要产盐地区。1361年他开始铸造铜钱，而到了1363年他的铸钱据说已达每年3800万枚。接着又马上实行了新的茶叶分配专卖制度。1362年设立关卡以征收过境商品的传统税。
由于朱元璋的优秀将领们攻克了南京之东、南和西南诸方面邻近地带，江南行省——事实上是14世纪50年代末他的整个政府——的范围扩大了。当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队之手时，他在婺州（今金华）设置了“股肱郡”，此地离南京东南200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据点杭州——最近被张士诚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这个地区，并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时间研究它的问题，同时指示——而非领导——进一步开展战役，扩充地盘。他积极地征聘——人们也可说是讨好——许多杰出的学者，这里在当时因人才济济而出名。他礼贤下士，宴请他们来他的大本营，向他们询问怎样获致儒家著作的引导等严肃的问题，同时严肃地（又是公开地）警告将领们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抢劫。他在1359年6月返回南京。次年4月份，以宋濂和刘基为首的一批优秀的学者终于在他的竭力敦促下接受任命，应邀到南京就职。《本纪》上写道：
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33]
朱标，朱元璋未来帝位的继承人，时年8岁。虽然没有活到当上皇帝的年岁，这一事件却预示着具有儒家治国论特殊传统的金华学者群同明国家之间将要发展起来的重要关系。[34]
在朱元璋1363年夏秋之间于江西鄱阳湖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打败了陈友谅之后，[35]便于1364年之初另立新名号，改组了他的政府。他自称吴王，与位于长江下游苏州地方而仍是他的强劲对手的张士诚采用同一称号；张士诚是在前一年10月自称吴王的。可是，朱元璋仍旧用他的名义上的君主韩林儿的龙凤的年号，虽然这位可怜的人物已在他掌控之中，在南京的长江对岸的滁州受他的保护。作为一个王国的首脑，尽管他要在名义上继续拥戴北方红巾军运动，但他已建立了更充实的官署机构，对它们他可以任命他自己的相国、平章政事、司署郎中，其职责俨然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尚书和都指挥使。
官衔和官阶一切采用元朝行政的现行形式而以右为尚（右相国、参知政事李善长品位高于左相国、大将军徐达），仿蒙古体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的响亮声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员们表态，告诫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制度的松弛，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元朝失败的原因。他这样说道：“礼法乃维系国家之纪纲……今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36]因此，在这时朱元璋的心中很显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它无疑地比他此时刚建立的行省那样大小的吴王国有更远大的要求和抱负。除此以外，历史学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国的正式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以建立一种他与他的老战友及还在继续投奔他的文武领袖们之间的新型的、失去了个人色彩的正常关系。他们现在都已各有明确的岗位，各人有规定的职责、义务和特权。他们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在完成一个更有组织而又迅速扩充起来的政府结构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朱元璋的吴王国最后包括下列一些地区的行省一级政府（按元代的用语即“行中书省”）：江浙，1366年重新组建，取代了他从前的江南行中书省，并并入了1358年在婺州设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1362年设；湖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1364年设，并入了长江中游陈友谅的汉国，以及以庐州（今安徽合肥）为行政中心的江淮临时建置，旨在支援1364年和1365年江淮之间的战斗，其结果是1366年5月收复了红巾军的旧首都安丰。这样就使得朱元璋能够衣锦还乡，与剩下的远亲和故旧邻居欢饮，并祭扫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发动了铲除下游张士诚之国的最后战役，随着将来如何治理全国的问题日益摆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被放弃了。
1358年，当朱元璋跟随前进的部队到达浙江北部时，朱元璋发现了著名的儒生朱升，并通过正式手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老学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给了他三句精辟的劝告：“[在南京周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37]朱元璋看来是遵循了这些劝告的。他有条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巩固他的根据地，积累了确保最后胜利的资本，而且在改元称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大约在1366—1367年之际阴历年的年终（实际上是1367年1月），如上所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过的军事助手被派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在渡江时遇险，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历史学家们多数假定这个事件是预谋的，它的后果对朱元璋来说实乃天赐良机。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复碍手碍脚，又由于各为其主的忠诚问题已经解决，朱元璋现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1月31日的吴的历法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没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围困了张士诚的最后堡垒苏州并于1367年10月1日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时才这样做。在1366年之前他没有着手按照一个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年才宣布进行科举考试以起用官员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内廷中的学者—顾问们的作用正规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门前的适当处所建设了太庙。为了表现帝王姿态，他还实行了以天象吉凶为依据的大赦，还建造了国家的圜丘和方丘。由一个学者专家委员会所编订的第一部法典于1367年12月颁行，第二部新的历法——这一次叫大明历——也在1368年1月20日开始的年关时节公布。1月12日，经过三次礼仪上的谦让之后，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请求即位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而一步一步推行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虑了传统的方式，使之合乎历史悠久的法统标准。
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14世纪40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跃而于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明王朝往后270年的统治的政治特点将详见下面各章，我们可以见到它们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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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第6卷的部分内容。
[2]对元末政治作这种解释的最有力的主张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年）。
[3]萧启清（音）：《元代的兵制》[211]（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8年），第62—63、46—47页。
[4]这几种类型的例子是下节《中央权力的瓦解》的论题。
[5]宋濂等编：《元史》[490]（1369—1370年；重印本，北京，1976年），76（不标明页的数字一般表示卷、册等，全书同）。
[6]赫伯特·弗兰克：《蒙古诸帝能够读和写，而且能够写汉文吗？》[166]，载《大亚细亚》，新编，3（1952年），第28—41页。
[7]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73]（台北，1981年）。
[8]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特别是第169页以下。又见小郎洛瓦《虞集与他的蒙古君主》[306]，载《亚洲研究杂志》38，1（1978年11月），第99—116页。
[9]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书本卷的第三章。
[10]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关资料，详见达迪斯的《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章和《后记》。
[11]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年；北京，1955年重印），第28页。
[12]《辍耕录·忠烈》[501]，第14页；《元史》[490]，193，第4388页没有写得这样浓墨重彩，此事系年在1338年。
[13]《元史》[490]中的这四卷（卷193—1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14]《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年重印），19，第265—270页，明玉珍传；引自钱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1630年；北京，1982年重印），5，第1页。钱谦益系此事于1352年或1353年。
[15]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355页。
[16]张廷玉等：《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第3717页。
[17]潘柽章：《国史考异》[414]（约1660年；重印本，台北，1967年），1，第6页引用了钱谦益关于此事的日期和地点的论据。
[18]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著作，见本书第十二章为第一章所写的书目介绍。
[19]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第91页。
[20]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最有见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读高青邱〈威爱论〉》[544]，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273—282页。关于张士诚的生平有一种很有用并同情他的历史著作，即支伟成等的《吴王张士诚载记》[85]，卷5（上海，1932年）。
[21]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问题》[92]，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1977年7月），第2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