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5部分在线阅读

[73]“少帝”恭（公元前187一前184年在位）据说出言威胁吕后而死于狱中。他被“少帝”弘（公元前184一前180年在位）接替。有人怀疑两人是否都是惠帝之子（见《史记》卷九，第410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438页）。
[74]见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载《文物》，1973.
5，第26页。
[75]《汉书》卷三，第9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99页）；卷九五，第3848页。
[76]《史记》卷九，第406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428页）。
[77]《汉书》卷三，第100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00页以下）。
[78]关于这些事件，见《汉书》卷四，第105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21页以下）；卷三八，第1987页以下。
[79]关于窦后爱好道家著作的情况，见《汉书》卷八八，第3592页；卷九七上，第3945页。近期从中国中部马王堆发现的文书证实，现存的《道德经》文本与文帝时流行的文本实质上并无什么不同。此外，马王堆文物中还包括可以确定为黄帝一派的道家思想的文书，这些文书在其他地方还未见过。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载《通报》，63：2—3（1977），第118页以后；鲁惟一：《马王堆三号墓文书》，载于（1）《国际汉学会议纪要，历史和考古学小组》（台北，1981），第181—198页；（2）《中国：延续性和变化，第27届中国研究会议论文集》，1980年8月31日至9月5日，苏黎世大学（苏黎世，1982），第29—57页。又见威廉·G.博尔茨：《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尔注的宗教和哲学意义》，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45：1（1982），第95—117页。
[80]关于诸王的继承和取代及大国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材料可见《汉书》（卷十四）的世系表之一。关于个人所起的作用，见于诸如《汉书》卷三五、三八、四四、四七和五三的列传。
[81]《史记》卷一○六，第2823页。六博可能不但是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占卜。口角可能是因六博的一二轮的预言引起的。
[82]见《汉书》卷十四，第395页；卷四八，第2230页以下；卷四九，第2299页以下。
[83]见《汉书》卷十四，第409页及以后各页的条目。
[84]《汉书》卷五，第143—144页；卷六，第315—31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315—316页；第2卷，第27页）。
[85]《汉书》卷十九上，第741页。
[86]关于这两个政治家的主要材料，见他们的传记，《史记》卷八四，第2491—2504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和伦敦，1961〕第1卷，第508—516页）；《史记》卷一○一（沃森译注第1卷，第517—532页）；《汉书》卷四八，第2221—2266页；《汉书》卷四九。另外见《史记》卷六，第276—284页；卷四八，第1962—1965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9—236页；狄百瑞等：《中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1卷，第150—152页）；《汉书》卷三一，第1821页以下关于贾谊著名的《过秦论》。关于两位政治家论经济事务，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28—1134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52—159页）；《汉书》卷二四下，第1135—1156页（斯旺前引著作，第233—239页）。《新书》（非贾谊所编）中贾谊的文集可能没有收于《史记》和《汉书》中的版本可靠，见江润勋、陈炜良和陈炳良合著：《贾谊研究》（香港，1958）。
[87]《汉书》卷二四上，第1135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3页以下）。关于说明文帝俭朴的一件轶事，见《汉书》卷三六，第1951页。
[88]服这种形式的劳务的最小的年龄有时降低到20岁。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49页以下。
[89]见《汉书》卷四，第12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58—259页）；卷二五上，第1212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7页以下。
[90]《汉书》卷九五，第3349页以下。
[91]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7页。
[92]《汉书》卷四，第116、127页；卷六，第15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41、259页；第2卷，第27页）。
[93]《汉书》卷六，第159页及第171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54页）。
[94]这类文书首先在组织中国西北防务的官员和部队留下的遗物中找到；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在早期的发现以后，又在同一区域的遗址中发现更重要的文物，但这些尚待发表。关于更近期在华中发现的文书的其他例子，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载《通报》，63：2—3（1977），第104页；关于秦代的文书，见何四维：《1975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通报》，64：4—5（1978），第175—217页；《秦法律残简》（莱顿，1985）。
[95]例如见《汉书》卷二八，其中列出了帝国的行政单位，并相当详细地说明它们的大小和范围。
[96]关于对铜鼎实际发现的日期及追溯性地采用年号的做法的怀疑，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71、121页。当时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号有“元封”（表示皇帝于公元前110年登上泰山）、“太初”（表示公元前104年皇帝感觉到的自豪感）。关于纪念吉兆的年号，见下文《思想文化背景》。与早期做法不同的是，明清时期，一个皇帝的整个在位期用一个年号。
[97]这里不能提供精确的数字，因为不知道有些郡设置日期的全部材料。
[98]《汉书》卷六，第9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96页以下）；卷十九上，第741页。原来的编制为11名官员，又为边外区（朔方和交阯）增补了两名。此外，从公元前89年起，京畿区及几个邻近的郡由一名类似的官员司隶校尉进行视察。
[99]关于这些墓的最详细的描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1980）。
[100]《汉书》卷六，第17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51页）；卷十五上，第427页；卷六四上，第2802页。又见本章《地方组织》。
[101]关于封侯的详细情况和每个侯的继承世系情况，见《汉书》卷十五上、卷十五下（王子）、卷十六、卷十七（功臣）和卷十八（外戚）。
[102]《汉书》卷六，第1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80页以下）；《〈汉书〉译注》第2卷，第126页以下。
[103]关于爵位的等级，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关于晁错的建议，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0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58页以下）；《汉书》卷四九，第2286页。捐军爵的费用似乎不低，可能很高，但是文献材料众说不一，还可能不完全，因此不能肯定。
[104]《汉书》卷二四上，第1135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3页以下）。
[105]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78页以下，第366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2—1953）第1卷，第60页以下。
[106]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77页以下；杨联陛：《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史》（坎布里奇，1952），第21页以下。
[107]见地图7；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62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41页以下；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第249页以下。
[108]《汉书》卷六，第16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0、90页）；卷二九，第1679页以下。
[109]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6、61页，及第144页注26。
[110]《汉书》卷六一，第269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0页）；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载《戴密微纪念文集》（巴黎，1974）第2卷，第117—136页。
[111]《汉书》卷六，第735页，卷二四下，第1170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97页）；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36页以下。
[112]《史记》卷三十，第1431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75页以下）；《汉书》卷十九下，第780页；卷二四下，第1173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09页以下）；卷五八，第2624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