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3部分在线阅读

在政治方面，以朱博为代表的时新派态度在短时期脱颖而出。[228]朱博出身寒微，没有当时许多担任公职的人受过学术熏陶的有利条件。他具有一个习武者的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文艺修养的文官的观点。当他升任公职时，他设法把现实主义的精神输入行政实践之中，他认为施政受到约束，既已过时，又误入了歧途。他觉察到，治理中国不必着眼于传统，而必须注意当前天下的需要。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具有改造派心态的人，他们也具有董仲舒的信仰，即灾象是上天警告的表示。主要的政治家利用这些现象作为批评皇帝的手段。例如，从诸如水灾或一次日月食的现象可以觉察阴盛的状态，并且把它们解释为妇女在宫中或在议政会上为非作歹的呼应。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公元前29年发生的灾象的注意，当时（1月5日）的一次日食与当晚宫中感到的地动恰好巧合。这方面的专家，如杜钦和谷永，很快利用这些事件作为批评当时政策的手段。[229]
朱博在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230]并且因他对其下属坚持严格的纪律和保证他所辖部门的效率而赢得了名声。他升任御史大夫，然后在公元前5年阴历四月担任丞相；但到阴历八月，他被控谋反，被迫自杀。他的垮台部分的是由于时势，部分的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他对流行的生活观点不屑一顾，他反对其对手的方式似乎是愚蠢和轻率的。但对其他人想从意识形态方面搞一次王朝复兴的企图来说，他担任高官的短暂时期是引人注目的。
在成帝时，像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231]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了近期的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佳等。[232]许多人无疑地感到沮丧，这种思想在高层中深信不疑，于是公元前5年阴历六月的一道诏令宣布立刻采用新的年号。[233]为此而选用了“太初元将”四字，新年号有几个含义。它不但指新时代的降临，而且还用了过去的年号“太初”二字，这是在时新派政府取得高度成就的公元前104年为同一目的而采用的。但是公元前5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皇帝仍受病魔的折磨，丞相朱博自尽而死。这些事件可以作为象征，说明前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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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些思想家，见第1章的《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2]周代诸王（传统说法，公元前1122—前256年）宣称他们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称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他们的实际权力明显地下降了。
[3]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和普林斯顿，1952），第1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3、9、12章。
[4]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14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5]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6]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6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40页以下及第207页以下。
[7]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1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4页注35。
[8]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页以下。
[9]关于李广，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3页注792和第86页以下。关于李陵，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载小基尔曼和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第119页以下。
[10]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199、207页。
[11]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12、13、14章。
[12]见下文；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6页以下、第72页和第115页以下。
[13]见本书第6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7页以下和第63页以下。
[14]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1页以下、147页以下、158页以下、179页以下及223页。
[15]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0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221页。
[16]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52页以下、267页以下、274页以下。
[17]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11页。
[18]为了避免和汉（Han）王朝相混淆，本书用“Hann”表示韩国。
[19]《史记》卷六，第273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1页）；《汉书》卷一上，第2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54页）。
[20]《史记》卷六，第292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0页）；卷八七，第2562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52页。
[21]关于关中的优势，见第1章《地理》。
[22]《史记》卷七，第29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50页）；卷四八，第1950页；《汉书》卷一上，第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37页）。
[23]《史记》卷八，第349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33页）。有趣的是，这个国号具有足够的权威牲，竟能在一份几乎是同时代的天文观察记录中用作一种纪年的方法。国号出现在其时期约定在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文书上。见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载《文物》，1974.
9，第43页；刘乃和：《帛书“张楚”国号与法家政治》，载《文物》，1975.
5，第35—37页。
[24]《史记》卷十六，第765页；《汉书》卷一上.第1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2页）。
[25]《史记》卷八，第391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99页）；《史记》卷四八，第1961页；《汉书》卷一下，第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0页）。
[26]《史记》卷七，第29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50页）。
[27]《汉书》卷一上，第1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39—40页）。
[28]同上书，第1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5页）。
[29]《史记》卷六，第273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0页）。
[30]《汉书》卷一上，第17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9页以下）。
[31]《汉书》卷一上，第2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54页）。
[32]同上书，第1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