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62部分在线阅读

[96][404]《史集》，第1卷，第57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8页。
[97][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85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603—604页。
[98][653]《元史》，卷2，第39页。袁桷也注意到了贵由计划对拔都的进攻，见[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25a。
[99]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6页，关于“勇士”的详述。
[10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218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3页。
[10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4—265页。译文引自波义耳书。（译者按：此处译文引自中译本上册，第310页。）
[102][638]《大元马政记》，29b—30a有关译文见[33]鲍登和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54—255页。
[103]关于她非凡经历的描述，见[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第158—166页。
[104]关于这次忽邻勒台的日期，有1249年或1250年的不同记载。见[371]伯希和：《蒙古与教廷》，第3卷，第199—201页，注3。
[105][653]《元史》，卷3，第44页。[403]拉施特：《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40一141页。
[106]这段情节在多种独立的资料中详细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页；[87]《出使蒙古记》，第147—148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47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74—579页。
[107][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里州志》。
[108][87]《出使蒙古记》，第203页；[249]刚扎克茨·乞剌可思：《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史》，第236页。
[109]这是W.巴托尔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论点，见第2卷，第一部分，第148页。
[110][653]《元史》，卷3，第54页。
[111]这一部分是以我的论文[6]《蒙哥汗时期的护卫与统治机构》为基础写成的。
[112]据1254年访问蒙哥的鲁不鲁乞记载，蒙古人因他们的成就而骄傲，他们的远征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们投降。见[87]《出使蒙古记》，第149—150页。
[113]这些措施的相同记载见于[653]《元史》，第45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78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98—599页。
[114][653]《元史》，卷4，第51页；[403]《史集》，第154页。
[115][8]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8—52页。
[116]关于赋税种类的演变，见[469]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117][28]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页，首先指出蒙哥使赋税货币化的努力。
[118][87]《出使蒙古记》，第144、169—170页。
[119]此次战役的详细探讨见[36]《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40—352页。
[120][468]约翰·M.史密斯：《爱音扎鲁特：马鲁克的胜利或是蒙古的失败？》。
[121]汉文文献中有关这次战役的最详细报告.可在此次行动的指挥兀良合台的传记中见到，见[653]《元史》，卷121，第2979—2981页。亦见[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第316—319页。
[122][404]《史集》，第2卷，第685页。
[123]关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后与大汗的对抗，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85—294页；[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25—28页。
[124]关于他死亡的原因，见[462]谢尔盖·什科里尔：《火炮前的中国砲》，第336—337页，注18。
[125][653]《元史》，卷153，第3619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6—127页。
[126][312]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430—431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1255—1257页。
[127][653]《元史》，卷3，第45页。汉文曲儿只可以追溯到格鲁吉亚的典型波斯语和阿拉伯语Gurj，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38—739页。
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统治
最初岁月
1229年当忽必烈的伯父窝阔台而不是他的父亲拖雷被选择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似乎忽必烈在蒙古历史上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他最终将成为蒙古帝国中最有权力的人物。
有此远见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干非凡和聪明的母亲唆鲁和帖尼别吉。与几乎同一时代的阿基坦的埃莱诺一样（译者注：埃莱诺先后为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唆鲁和帖尼养育了四个成为君王的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两位母亲都献身于儿子们的前程，并且在自己的儿子们登上王位之前从不停止努力。唆鲁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妇女之一。希伯来医生巴·希伯尔思（Bar
He-braeus）引用他的时代的一首诗把唆鲁和帖尼描述为“如果我发现女性中还有别的妇女像她，我会说女性远远超出男性”[1]。如果没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对他们的培养，她的儿子们不会成功地取代窝阔台家族成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鲁和帖尼深深地影响她的儿子们。首先，她确保儿子们是有文化的，对于渴望统治一个伟大帝国的人来说，有文化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导他们一些基本的政治准则。例如，在中国北方的她的属地里，她既不剥削汉族臣民也不在这个地区进行抢掠。她意识到如果她鼓励而不是干预当地的农耕经济便会增加税收。她对宗教的宽容政策也给她的儿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她本人是一个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观以及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捐助金钱以及其他具体的支持。[2]她认为在自己的分地上对宗教的赞助会使她更容易进行统治。在对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鲁和帖尼吸收几位汉人幕僚设计出的管理汉人臣民的适当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