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9部分在线阅读

[14]非子及其三个最接近的继承者在统治时都没有确定的贵族头衔，但从庄公（公元前821一前778年）起直至公元前325年，所有秦统治者都有公的爵位。
[15]《史记》卷四四，第185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5卷，第179页）。礼、义、德行均为儒家用词。
[16]《史记》卷八七，第2543—2544页（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19页）。
[17]郑德昆（音）：《中国的考古学》第3卷《周代》（剑桥，1963），第46页；及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第3版，纽黑文，1977），第366页。但亚洲腹地的部落集团一直保存这些习俗，结果1398年中国本身出现了最后一次有文字记载的事例。这一年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据说他的40名妃子中的38人按“蒙古人的习俗”从死。见邓嗣禹：《朱元璋》，载傅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代人物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91页。明代宪宗朝（1465—1487）取消了这种做法。
[18]《诗经》第131首诗深切地哀悼了其中的三人，见阿瑟·韦利：《诗经》（伦敦，1937），第311—312页；高本汉：《诗经》（斯德哥尔摩，1950），第84页。
[19]阿瑟·韦利的《九歌》（伦敦，1955）第48—52页中对河神及其传说有详细的描述。约在报道秦的这种习俗的同时，根据传说所说它在魏被一名著名官员所革除，当他看到女巫负责每年选新娘时，就下令把她们本人投入河中，这样她们就成了河神的非自愿的新娘。虽然蒂莫特斯·波科拉博士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但看来他对河神崇拜本身，包括“结婚”仪式的真实性并不怀疑，见其作：《传说和历史中的西门豹》，载《古东方研究》，8（1981），第265—298页，特别是268—272页。见《史记》卷一二六，第3211—3212页的官方传记（波科拉：《西门豹》，第268—270页；J.
J.德格罗特：《中国的宗教制度》[莱顿，1892—1910，台北1964年再版]第6卷，第1196—1198页）。
[20]关于郡县制的情况及记载第一个县的年代，见第24页注1。
[21]另一个表示他“伟大”的迹象是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他在公元前621年死去时，有177人从死。
[22]《商君书》，再加上商鞅的传记（《史记》卷六八）及其他有关的文字，在戴闻达的《商君书》（伦敦，1928；1963年再版）中有译文和讨论。又见Л　C..别列洛莫夫：《商君书》（莫斯科，1968）；李幼宁编：《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怀特普莱恩斯，1977）。
[23]31这个数字来自商鞅的传记，而《史记》卷五，第203页则为41，此数很可能不确；见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65页注1。秦领土有多大部分因此由中央管理，尚不清楚。虽然可能有相当大的部分，但肯定不是全部，因为如上所述，商鞅在公元前340年得到一块有15个邑的封地，据推测，这种土地不属县的制度管辖。
[24]《史记》卷六八，第2232页（戴闻达：《商君书》，第18—19页）。
[25]引自《汉书》卷二四，第1137页（南希·李·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180页）。
[26]平中苓次的《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京都，1967）第21—41页提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解释，它依靠的是对商鞅传（《史记》卷六八，第2232页）关键的一句记载中几个字的再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商鞅没有取消原来土地分配的田埂和畦头地，而是把土地划分成每块1000亩或100亩的土地；这些土地然后分配给农户，为了便于监督，农户被组成5户和10户的单位（见下文“连坐”）。这个理论除了对几个关键的字的很大胆的再解释外，将使商鞅成为以自己的另一套去代替一种固定不变的土地占用制（所谓的井田制）的人。这样他将与当时所表现的总趋势——旧的固定的土地占用制的解体——背道而驰。关于秦国划界制度的文献证据，见下文。
[27]《战国策》三（秦一），第75页（小J.
I.克伦普：《战国策》[牛津，1970]，46，第54页）。关于可能根据这些条例制定的秦的法律，见本章《法律与经济措施》及第9章。
[28]原文为“令民为什伍”，戴闻达作分成5或10人之单位，实误（其《商君书》，第58页）。
[29]戴闻达：《商君书》，第14—15页。
[30]尽管有这种传说，更可能的数字为17级。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载《通报》，48（1960），第103页；文中引了守屋美都雄对商鞅所定等级的研究。
[31]《韩非子》十七（四三），第907页（W.
K.廖：《韩非子全集》[伦敦，1959年]第2卷，第215页）引“商君之法”。
[32]《史记》卷六，第224页（沙畹：《〈史记〉译注》第1卷，第103页）：公元前243年，蝗虫在秦造成了饥馑，“百姓内粟千石（约2万公升），拜爵一级”。这个数字之高，使人怀疑《史记》的文字可能有误。
[33]《史记》卷八五，第2505页。卜德在其《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传记》中收有《史记》卷八五的译文和评述及有关吕不韦的其他材料。
[34]《战国策》七（秦五），第275页（克伦普译：《战国策》，第109、137页）。
[35]此书已被理查德·威廉译成德文：《吕氏春秋》（耶拿，1928）。
[36]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论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37]韩位于秦之东。
[38]《史记》卷八七，第2541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第15—21页；第59—62页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史记》卷二九，第1408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23页）。
[39]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85—298页详细地描述了这两项工程技术方面的情况。关于与这些工程有关的近期考古发现，见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载《文物》，1974.
7，第29—32页；秦中行：《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载《文物》，1974.
7，第33—38页。
[40]关于这三次行刺企图，见《史记》的荆轲传，卷八六，第2526页以下，译文及讨论见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23—52页。
[41]《史记》卷六，第27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20页）。
[42]《史记》卷二九，第1408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25页）。
[43]见戴维·凯特利：《刀剑的去向：中国统一的反省》，载《早期中国》，2（1976），第31—34页。又见连续的反驳：威廉·特鲁斯戴尔：《刀剑的去向：凯特利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反省》，载《早期中国》，3（1977），第65—66页；诺埃尔·巴纳德：《刀剑存在吗？》，载《早期中国》，4（1978—1979），第60—65页。关于秦代铁剑优越性的论点，见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1963），第159—221页。关于考古遗址表，见巴纳德和佐藤保合著：《古代中国的冶金遗迹》（东京，1975），第112页及图6c和6d。这些参考材料表明在西汉时期，青铜剑仍多于铁剑（出土铜剑350件，铁剑270件）；只是在东汉时期，铁剑才大大超过铜剑（出土铁剑103件，铜剑35件）。
[44]荀卿半遮半掩地掩盖了来自一个儒家的不寻常的对秦的钦佩，见《荀子》卷十六，第217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9—10页）。尽管有荀卿的保留意见，儒生和儒家思想在帝国时期绝没有完全绝迹（见下文）。
[45]李斯在公元前237年反对逐客诏令的上疏中，除商鞅外，提到了在前四朝曾做出杰出政绩的七个外来人。见《史记》卷八七，第2541页以下（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15—17页）。李斯的名单还可以补充。
[46]秦的三个最著名的将军为白起（公元前257年死）、王翦（前221年以后死）和蒙恬（前210年死），都生于秦，虽然蒙恬的祖父（本人也是有名的将军）以前自齐来秦。
[47]本文论述所依据的文书可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1978），第　15、24—26、32、43、56、94、104—105、113—114、142—143、150、154、173、225、263页。关于这些文书的注释本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的注释译文》（莱顿，1985）。
[48]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后的行政文献的证据表明，这个手续肯定在继秦之后的汉代实行；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卷，第39页以后。
[49]这个题目及后面的大部分题目，在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6—9章中也进行了讨论。
[50]关于帝国对“帝”的崇拜的延续和转而崇拜“天”的情况，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章；本书第12章《帝国的崇拜》。
[51]统计数取自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册；《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35页。
[52]见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34页注1。但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第89—92页认为，12金人代表北斗星周围的12个星，金人被置于公元前220年建造的一座祭北斗星的庙宇中。
[53]杨宽在《秦始皇》（上海，1956）第176页中指出，这肯定不是说不加区别地破坏一切堤坝，这样将会造成水灾，而只是破坏在沿岸建立的防御屏障（还可以补充，或者破坏那些阻碍在河上自由进行交易的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