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7部分在线阅读

前212年的坑儒
只要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个情节中几件有联系的事，就足以看出此事的几乎可以确定的杜撰性质：在270座宫中藏美女等等之说；隐蔽而有遮掩的相连的道路和秦始皇本人秘密的行踪；他从山顶窥视丞相的动向之事；两个术士“秘密”谈话中对皇帝尖刻责难的逐字的记录（在秦的历史记录中根本不可能收录）；最后皇帝亲自挑出460人把他们残酷地处死之事。
除了这些不大可能确定的考虑之外，还可补充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实：当两名术士在谈论皇帝时，其中一人称他为始皇。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其《秦汉史研究》（第14—24页）中指出，这违反了《史记》卷六和其他论述秦帝国的几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语义学原则，栗原提出，虽然秦始皇在前221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它。在他统治期的其余时间里，其他人所作的文告和文献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始皇。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继任人二世皇帝。《史记》中只有三段文字违反这个原则。第一段就是这里提到的；第二段涉及前211年的坠星（其下倒数第二个条目）；第三段（涉及二世）不那么重要，因此不予讨论。在这三段文字中，除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迷雾般的事情的原委也有助于断言它们不是历史事实。
本章付印前不久，这里阐述的假设得到了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支持，此文载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克尔齐斯罗夫·高利科夫斯基、卡尔一奥尔布雷克·西恰布编的《东亚文明：了解传统的新尝试》第2号《民族和神话》（慕尼黑，1983年），第121—136页。
前221年水德的采用
这段以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为依据的情节其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栗原朋信的《秦汉史研究》（第45—91页）和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第42—93页）的怀疑。以下是他们提出的许多论点中的几个：在前221年以后，《史记》再也没有提到秦与水有联系之事，直到前166年，五行和王朝的继承的问题才又引起了汉朝廷热烈的争论；从前221年直到秦末，文中的黄河一律被简称为河，从未称作德水；秦时使用六（此数与水互有关系）及其倍数（前221年把帝国分成36郡，同年迁12万户豪门至咸阳周围，秦始皇押韵的碑文的诗体以12字为节，等等），在秦帝国的前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秦帝国与水并无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前221年据说秦始皇颁布六尺为一步之前，每步已经是六尺。）最后一个最说明问题的论点是，前面第73页那段引文末尾两句编者的批评（“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将这段文字加进《史记》之中的真正理由，而在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中，这类批评是绝不容许存在的。
这些论点是吸引人的，但它们也面临一大困难：秦始皇在前221年采用水德之事，不但在《史记》卷六第237页进行过详细叙述，而且以不同形式，又在其他三卷中出现过（《史记》卷十五，第757页；卷二六，第1259页；卷二八，第1366页[沙畹译注，第3卷，第328页和第430页]）。把这些有关的段落加进正文之中，并且要巧妙地做到在这些段落之间和在其前后几卷文字中不留下露马脚的漏洞，这得有一个特别机敏和熟悉整个《史记》的窜改者。因此，这里讨论的论题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证实，而只能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可能的假设。[116]
前215年呈献的预言文字
根据以下几个考虑，上呈秦始皇的写有“亡秦者胡也”这句不可思议的文句的情节的历史真实性是可疑的：预言的应验性；这种可怕的预言竟能真正地献给像秦始皇那样的意志坚强的专制君主的荒谬性；卢生献文的奇怪的方式（显然是在东部海滨进献，但在《史记》中，只写在皇帝自海滨返京之后，而不是更自然地写在他仍留在沿海的上下文中）。
前211年的坠星
除了这段情节本身的荒谬性以外，从所谓刻在坠星上的文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措词，就可以证明此事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史记》中违反秦始皇生前只有他本人使用而其他人写的文告和著作从未使用始皇帝之称号这一原则的第二段文字。另一件使坑儒成为问题的重要的反证，见上面讨论的第二件事。
前219年惩罚山神之事
关于这个事件的虚构性的具体证据虽然还难以确立，但其主要情节，即秦始皇命3000囚犯将山上林木砍伐一空并把山涂以红色，不但在历史上似乎不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行动尤其难以用人力来完成。
附录三　《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
历史记载的统计数字的可靠性问题是人们在所有历史著作中常常碰到的问题，本章所用的《史记》材料和其他的史料上的这种问题肯定不会很少。在前面的叙述中，数字可靠性的问题约出现了七次，但在本附录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前，只能简略地间接提到。除了下面七件事外，还有一个数字模糊不清的事例。本附录没有列出这个事例，因为在第35页注3已经提出这很可能是文字错误所造成，已没有内容可以补充。
周末的人口数字
除了据认为是前323年的一段话并记于《战国策》（八　[齐七]，第337页；克伦普译文，第126、157页）的材料以外，实际上缺乏城市或地区的数字。这段话提到华东齐国首都临淄有人口七万户，按一般的算法，这意味着足足超过了35万人。如与现代学者认为公元1世纪东汉的首都洛阳有人口约50万人的估计相比[117]，这么高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洛阳当时是全帝国的，而不是一个诸侯国的首都。《战国策》的陈述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模糊，这可以从谈话人继续描述临淄街头拥挤情景的比喻中得到证明。他说行人之多，可以“挥汗成雨”。[118]
公元前3世纪军队的规模
《史记》报道的军队的巨大规模引起了可信性的严重问题。例如，该书声称秦在公元前224年至前223年使用60万大军灭楚并把它吞并：见《史记》卷七三，第2339—2340页（率军征讨的秦将王翦传）。此数系指秦成为帝国以前的军队，如与公元前133年至前90年汉武帝征讨亚洲腹地匈奴时所记载的整个汉帝国的军队和骑兵13万至30万人的数字相比，它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即使汉代的数字也很可能是夸大的。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92、9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