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58部分在线阅读

[166]《资治通鉴》卷214，第6814页；《唐大诏令集》卷106，第549页；《唐会要》卷59，第1024—1025页；《册府元龟》卷639，第246页。
[167]《唐会要》卷188，第4933—4934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976—6977页；卷214，第6811—6812页。
[168]《资治通鉴》卷214，第6823—6824页；《旧唐书》卷107，第3259页；卷106，第3236页。
[169]《全唐文》卷288，第1—2页；《资治通鉴》卷214，第6821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175—177页。
[170]《资治通鉴》卷214，第6811页。
[171]同上书，第6814—6817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18页注68。
[172]《资治通鉴》卷214，第6822—6823页。
[173]同上书，第6822页。
[174]同上书，第6824—6825页。
[175]《资治通鉴》卷214，第6828页。
[176]传记载《旧唐书》卷103，第3195—3197页；《新唐书》卷133，第4555页。
[177]《唐会要》卷78，第1437页。
[178]关于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179]《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180]见《唐会要》卷36，第657—659页。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旧唐书》卷8，第183页）并向全国颁布。735年，附注八卷编成（《册府元龟》卷53，第16页）；743年御注被重编。
[181]见《唐会要》卷77，第1403—1404页；《唐摭言》卷6，第6页；《旧唐书》卷9，第213页；卷24，第925—928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182]见周一良《中国的密宗》，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8（1945年），第24—33页；大部分传统史学家把玄宗不积极过问朝政的行为全归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个指责释道两教的御用史学家。《旧唐书》卷9，第236—237页。
[183]《旧唐书》卷107，第3259—3260页。
[184]《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6934页。
[185]《唐会要》卷39，第703—706页；《旧唐书》卷50，第2150页。
[186]见戴何都《描述唐代行政制度的唐六典》，载《亚洲杂志》，263（1975年），第183—201页。
[187]《资治通鉴》卷214，第6829页；卷215，第6837页。
[188]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72—673页。
[189]《资治鉴通》卷214，第6832页。
[190]《资治通鉴》卷214，第6830页。
[191]《唐会要》卷72，第1300页。
[192]同上书，第1299页。
[193]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9—7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前言第3—5页；《资治通鉴》卷215，第6850页；《唐六典》卷5。
[194]见池田温《唐代的户册和有关文书》，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21—150页。
[195]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2页。
[196]《册府元龟》卷495，第23—26页。
[197]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2—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0—4562页。关于他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9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6—37页。
[198]《旧唐书》卷48，第2086页；卷10，第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3页。
[199]《唐会要》卷59，第1022页。
[200]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201]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101—3102页；《新唐书》卷131，第4503—4504页。
[202]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3—164页注22和23。
[203]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84页。
[204]《资治通鉴》卷215，第6864、6868页。
[205]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5—3228页；《新唐书》卷134，第4562—4564页。